中国民法的近代化及其当代课题——以中日两国民法近代化之比较研究为视角

在中国近代,特别是清末同西方法律文化的接触以及对西方法律制度的继受过程中,日本起到了桥梁的作用,其影响不容忽视。中日两国在法制改革的方向上,均以大量移植西方近代民法作为推动民法近代化的根本途径,其中固然有其深层的历史、文化的根源,但在法制改革目的、司法人才培养等方面,两国却又存在巨大差异。比较和总结其中的异同,将对法制的现代化带来启迪。     

清末经济立法对中国入世后法律改革的借鉴意义

20世纪初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 ,为“救国图存” ,振兴和发展近代工商业 ,移植西方资产阶级法律模式 ,制定颁行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带有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法律 ,在中国近代立法史上具有开创之功 ,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也存在缺陷。清末经济立法中移植西方经济法制的经验对中国加入WTO以后的法律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辛亥以来中国社会基本法律观的嬗变

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基本法律观发生了巨变,最主要的变化是法律属性观、法律地位观及法律价值观的变化。辛亥之前法律被视为君主之法,辛亥后国人将法律视为人民的法律;辛亥前后西方法律受到重视并被大量引进,新中国强调法律的革命性,文革时期一度无视法律,改革后继续了移植法律的进程并确立了依法治国的理念;辛亥之前法律被看作维持统治的工具,其后则日益成为维护权益的武器。     

论我国实现法治之路径——民族精神的法律本体论

我国大量借鉴和移植了西方的法律,初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中国法律体系。但中国法治远未实现,其原因是我国的传统文化严重抑制了法治文化之形成。为此,本文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借鉴萨维尼的法律本体论——民族精神,提出改革中国宗法制的法律本体,构建以中华民族精神为核心的法律本体论,是实现中国法治的根本出路。     

中国法律职业:迟到的兴起和早来的危机

中国法律教育和法律职业化走过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近代以后,在外力的压迫下,法律制度被动地进行了改革;特别是在废除科举制之后,由于对西方的法律教育观念的吸收,从而对现代法律的职业化进程起到了促进作用。法律职业化的兴起却伴随着危机的早来,比如,在模式选择、数量规模、自治与开放等问题上如何抉择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我国检察机关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的思考

建立案例指导制度是我国立足于本国法律文化传统,基于中西方法律文化交融的理解,经过比较吸收、借鉴有益成分,完善我国成文法制度的司法改革尝试。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借鉴和吸收英美法系判例法的优点以弥补成文法的不足,也成为我国检察制度发展的努力方向。从中西方法律文化传统、我国检察制度的法律现状和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的现实意义三个方面进行思考,探讨检察机关案例指导制度的法律地位和可行性。     

法理念的文化冲突与中国法律的多元属性

法律内部的文化冲突与变迁,特别是多元法律理念之间的差异性导致了法律制度的多重属性.中国法同时包含了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性质和西方现代法律精神的三重因素.中华法律传统是“有等差的社会和谐”,社会主义法律特点是“政治权力之下的社会秩序”,西方法律传统是“个人权利和经济的繁荣”.中国法的三重属性之间,既有相互统一的一面,又有相互冲突的一面.中华法系传统与社会主义法律都基于社群主义,不同于西方现代法律中的个人主义;社会主义法律与现代西方法律都体现了现代法律精神,不同于中华法系的古代性;从中华法系传统到现代西方法律代表了人类法律从古代到现代的一般发展模式,不同于法律史中特例的社会主义法律.虽然西方现代法律在20世纪初期和中期曾两度侵入,但是法律的社会主义和中华法系传统仍然是中国现行法中的主体因素.     

对公用企业公、私法人法律身份的思考

公用企业的法律身份在西方各国和我国都经历了由公法人向私法人演变的过程.目前我国在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对公用企业私法人身份的强调引起了公共福利水平下降的现象.公用企业应该是公法人还是私法人?对其适用公法还是私法?公用企业的法律身份与其所承担的社会公益任务之间是什么关系?公用企业法律身份与政府规制改革是什么关系?这些都是进一步推进我国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必须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中西司法与民主关系之比较

中西方国体与政体上的差异,决定了我国与西方国家在司法与民主的关系上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在西方国家,司法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避免民主所可能产生的多数人的专断,且被视为民主的对立物而存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决定了我国的司法与民主保持了高度的统一性,民主是司法的本质属性和固有特征,这既是马克思主义法律观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与我国的传统法律文化相适应的。司法改革的方向应该使司法能够体现和反映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意志。     

法治发展的差异与中国式进路

本文认为,中西方法治发展存在地域的对极与时间阶段上的逆流关系,但是人类法治仍然存在一些最低限度的共性。推进法治是政治改革的突破口,而法治建设的突破口又是以司法改革为核心的,其中的法律程序和法律职业是司法重构的两个基石。中国法治存在着两种主体性推动力,即民间力量与法律人的作用。     

中国近代法律史学产生的社会背景析论

20世纪之初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新旧更替加快、中外交流频繁的时期.剧变的社会环境对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为中国近代法律史学的产生提供了际遇.危亡时局激发了符合时代潮流的新史学出现,而新的史学研究视野及理论则直接导致了法律史学的产生.清末的法律改革则加快了近代中国法律史学产生的步伐.此外,西方法律史学的引进与传播则给中国法律史学科的创立提供了依据.     

日本法制近代化的本土资源分析

作为东方国家,中日两国在法制近代化的启动上十分相似,可是却有成败利钝之殊。认真研究和探索日本法制近代化成功的原因,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课题。文章认为:商品经济一定规模的发展为日本成功移植西方法律创造了适合的土壤;二元化的政治结构为日本成功地进行法制改革提供了制度支撑;日本社会特殊的价值观为西方法律扎根日本准备了适宜的文化环境;法学家的卓越工作是日本法制近代化不可或缺的桥梁和助力。     

沈家本“法律救国论”探析

沈家本修律的思想出发点即是法律救国,这与沈家本的个人成长环境和社会经历是分不开的。其法律救国思想主要体现在力主改革旧律、接轨西律以收回治外法权和引入西方制度,以实现富国强兵,促进中国近代化两个方面。     

从“对立”到“共生”:西方学术界的中国法律传统研究述论

通过反思西方学界关于中国法律传统的代表性研究,着重指出无论是冷战背景下将中西方法律对立,还是其后"发现"中国法律传统的"现代性"的尝试,其背后都与西方学术思潮和政治有密切的关系,西方学界对中国法律传统的研究无法脱离西方学术本身,亦可看到西方理论及其背后的价值预设对认识中国法律传统的误解。从"实践"出发,关注法律具体的运作,尝试融汇中西并寻求对诸多二元对立范畴的超越,是全球化时代背景下西方学术界中国法律传统研究的重要趋势。     

清末法制改革与中国法制现代化

从新的视角重新反思和评价清末法制改革在近现代中国法制变迁过程中的历史地位，这是我国法学界近年来关注的一个新课题。本文运用法制现代化的理论工具着力探讨清末法制改革与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内在联系，认为这场法制改革运动具有双重性质，即：它既是资不封建统治集团为了挽救即将崩溃的专制帝国统治而进行的一场法制改良运动，又是在近代西方法律文化影响下所展开的一次法律改造工程。因之，清末法制改革既开始了法律结构的创新性过程，又表现了法律精神的某种价值转型，从而构成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发端。     

劳动争议的本质、处理模式及启示

劳动争议处理受制于劳动法的基本理念和功能以及一国法律文化传统的影响,西方各国劳动争议处理模式之形成与发展,与各国所采用的劳动法制模式有紧密关联。我国现行劳动争议处理程序存在诸多问题和弊端亟待完善。借鉴西方各国模式及其特点,我国劳动争议处理机制改革应着重完善争议处理机制,改革劳动争议仲裁体制及程序。     

我国老龄社会的法律制度及其法律对策

人口老龄化不仅逐渐成为全球性趋势,而且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成为时代的课题。我国老龄法制在基础性法律规范制定、立法的科学性与制度性、法律救济制度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而西方国家注重立法建设、优化国家权力、市场化改革、多元化的老龄工作体系,为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提供了宝贵经验和法律制度建设思路。     

论近代以前中西方法律的本质差异

近代以前的中华法与西方法是完全不同质的两种法律。西方法律的基本精神与核心内容是"契约",而我国法律的基本精神与主要内容,则是为了维持社会的尊卑等级秩序与稳定。二者之间的主要差异在于三个方面:中西方法律制定的出发点不同;中西方法律的制定者不同;中西方法律的各自约束对象有差异。     

西方人对中国法律传统的文化观念

西方学者对中国法律及其意识系统抱有十分浓厚的兴趣。从早期的传教士到现代的汉学家，他们对中国法律及其文化传统的解析，构成了一个西方世界的“中国法律文化观念”。然而，西方的“中国法律文化观念”基本上是对异域法律文化的贬诘和否定，西方人从自己的学人那里得到的对中国法律文化的认识多半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     

中国法在西方的传播与影响——以《大清律例》为中心

自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来华，中西交流日盛。17世纪末至18世纪，欧洲兴起了“中国热”。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法也传播到西方，进而塑造了西方对华法律观。大体而言，在“中国热”时期，西方对华法律观有褒有贬，整体上是肯定为主。但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特别是《大清律例》被完整译介到西方之后，改变了西方的对华法律观，最终形成了所谓“法律东方主义”的“主流观念”。虽然这一观念的形成不完全是中国法在西方传播所致，但不可否认，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