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建设研究

我国目前正处于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的全面转型时期.社会转型期中国共产党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也发生着深刻变化,传统的政治合法性资源逐步流失,执政党政治合法性面临新的挑战.本文首先对国内外学者关于政治合法性的基本理论与观点进行梳理,分析了政治合法性的含义及其基础,回顾了建国以来我党政治合法性的演进过程,指出当前我党政治合法性面临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个方面的现实挑战,并提出了进一步加强我国执政党政治合法性建设的初步建议.     

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探析

政治合法性是社会成员对政治系统的一种自愿认同和拥护。追求合法性是现代政党的重要政治目标,是所有政党都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社会转型期,执政党的合法性面临新的挑战,为减少改革的阻力和代价,我们应采取措施,构建执政党的新的合法性基础。     

社会转型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面临的挑战及其重构

执政党不断寻求政治合法性是政党政治运作的基本规律。社会转型时期,现代性因素对执政党传统合法性的资源和基础构成了严峻挑战。本文在分析社会转型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面临挑战的基础上,从意识形态、政绩和制度规范三个方面提出了重构党的执政合法性的基本路径。     

经济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培植

现代政党理论认为,确立民众对执政党的价值、制度和政绩的认同是执政党与其社会生态博弈的结果。具体到我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是呈加速发展态势的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大背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给培植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带来了新的挑战。因此,中国共产党要巩固其执政地位,合乎逻辑的选择是:与时俱进,创设富有弹性和灵活的价值形态;健全与完善政治制度,开发体制内执政合法性资源;提高经济绩效张力,培育新的执政合法性资源。     

三个代表：21世纪执政党新的合法性资源

维护和加强合法性是执政党面临的重大课题。全球化的到来 ,中国社会的加速转型 ,给执政党权威的合法性带来了挑战。为应对挑战 ,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为 2 1世纪执政党的合法性提供了新的资源。     

利益视角中的执政党合法性问题

合法性是执政党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 ,对执政党的合法性可以从利益的角度进行认识。中共在其合法性历程中致力于寻求利益基础的支撑 ,当代中国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使执政党的合法性经受着考验 ,要求执政党在利益关系的调整中发挥应有的政治作用     

社会转型期我国政治参与的两重性及执政党的应对策略

社会转型期,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呈现出两重性特征,执政党必须正确引导,积极促使公民的政治参与逐渐向主动化、制度化、组织化和决策参与化等方向发展,这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增强执政党合法性的重要维度。     

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时代诉求

政治合法性研究是政治学研究的中轴范畴。政治合法性一般在价值和事实上,社会大众对政治秩序和政治体系的认可、同意和服从;在执政党建设中,就是追求社会大众对执政党执政地位的理性认同。执政党增强合法性基础,不仅能增强执政党对民众的政治动员力,而且有助于推进政党各项事业的顺利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既是中共执政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是顺应执政合法性问题对党提出的时代诉求,是中共强化执政合法性的系统思想,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合理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执政合法性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南,它对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拓展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新宪政论视野中政府合法性维系与巩固的路径选择

政府合法性是政府存在、持续和发展的基础与前提,体现为社会和民众对政府、政治制度及其运行过程所构成的政治体系的自觉服从与认同。中国政府合法性基础正经历着从传统阶段、过渡阶段向成熟阶段的历史变迁。同时,面对全球化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挑战,新宪政理论为政府合法性的维系与巩固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民主选举、有效政府、执政党能力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文化的重构与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主导政治文化的形成、政治文化合法性的变迁、政治文化的世俗化、政治文化的分化等几方面.政治文化的重构与变迁,既是执政党政策选择在社会成员中产生的政治效应,又为执政党新的政策选择提供着更多的政治信息.     

论我国执政党政治合法性建设的伦理诉求——兼论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的道德依据

从政治伦理的角度来看,执政行为的合道德性必将对执政主体的政治合法性产生巨大影响。在实践中,合道德性已成为当代政治合法性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受我国社会转型的影响,我党政治合法性建设的伦理诉求越发强烈,它迫切要求我们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寻求更多的道德依据,以适应社会治理的需要。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正好回应了这种合法性建设的伦理诉求。     

论政治合法性的构成要素

政治合法性的基本构成要素有：法律规范、意识形态、治理绩效和认同机制。法律规范既是建构合法性的对象和内容,又是评价合法性的标准和依据。意识形态能为合法性提供道义诠释和正当说明,将政治权力转换成权威和影响力,实现社会共同政治理想与价值信念的重建,但意识形态对合法性的支撑受经济基础的制约,意识形态＂祛魅＂的进程也在加速。治理绩效是统治集团获取民众认同和支持的重要手段,持久的治理绩效可以巩固和提升政治合法性,但治理绩效不能取代其他因素,更不能等同于政治合法性。认同机制是统治集团与民众之间进行政治沟通和政治对话的一种制度设计,政治合法性的切实巩固和有效提升,有赖于认同机制的逐步完善和有效运行。     

埃及社会转型期的政治合法性危机与应对

转型国家常常面临来自合法性危机的挑战。合法性危机形成原因涉及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诸多层面,危机的程度亦有强有弱。面对危机,具有自我适应、自我调节能力的政治体系,通常会通过改变结构和功能来适应环境的变化对系统构成的压力。较之改革,革命则是一种更激进的途径和方式,是旧政治系统合法性极度危机的产物,革命也为新政权重建合法性创造了条件。从政治合法性的角度来分析穆巴拉克时代以来埃及政局变化对处于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虚幻的有效性——洪宪帝制终结的政治思考

洪宪帝制是袁世凯试图借用帝制权威的传统合法性来自动生成其在近代社会的有效性，以求政权稳定和延续的体制选择。这一体制选择由于突破了近代社会“合法性”的限度，完全丧失了构建政治社会秩序的价值和能力，因而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张力同样成了袁世凯帝制政权终结的催命符。     

政治合法性问题的系统分析

合法性是现代政治分析的一个关键术语。尽管理论界已从不同角度对政治合法性问题做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也存在诸多理论分歧。作为整体的政治合法性问题实际上是由各类政治主体为赢得政治客体的合法性支持,围绕政治合法性基础的构建、维持与维护而在一定的社会生态环境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的一个复杂的体系,因而单维构建的合法性是不存在的。从系统论的观点看,这个体系构成了系统。     

政府信用与政治合法性

政府信用是国内外社会各主体对一国政府守约重诺的信任 ,它是社会信用体系的核心。政府信用是政治合法性的根基 ,两者是正相关关系。政府信用状况决定政治合法性程度 ,而政治合法性程度是决定政府维持或更迭的最重要因素。本文试从政治学的角度阐述政府信用对政治合法性的根基作用     

邓小平执政党执政合法性思想探析

执政合法性关系到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与持久，因而是现代政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在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执政规律的过程中，邓小平关于执政合‘法I陛的理论无疑起到重要作用。具体体现在六个方面：即加强集体领导，扩大党内民主；加强法制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反对任何特权，坚决维护人民的利益；重塑党的权威，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防止两极分化，保持社会公平；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政权运行中合法性的延伸判断

政权合法性判断实际上分为两个层面:社会对主权的合法性认同,以及此后对所构建的政权进行合法性的检验。基于第二个层面,经过民主授权的政权还要受到法治原则的控制,背后隐含的是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对运行中的政权进行合法性追问。但是,当法治规范受到权力的控制,合法性判断就会在形式法治的过程中分解,实质民主意志就会因为权力对法治话语的控制而被"僭越"。要解决政权运行过程中,对合法性的延伸判断问题,就要完善交往程序,整合多元利益诉求,克服权力的压制模式,实现真实妥协。     

社会心理学视阈下的合法性构筑:公众社会心理预期及其获得

对政治合法性问题的研究,社会心理科学关注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及其形成过程中的社会心理因素。公众对政权体系的合法性预期,建立在国家特有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领袖人格、意识形态、政府绩效、制度规范等基础上,内在地反映了政府行动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意识形态,以及政府绩效对社会公众心理预期的迎合程度。了解社会公众的合法性预期,对于获取政治合法性资源,民众的合法性支持,维护和巩固国家政权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建构的社会逻辑:从权力结构的均衡考察——兼论哈贝马斯交往权力对社会权力的制约

国家建构不仅是政治权力集中和渗透的过程,也是一个获得社会认同的过程,前者强调政治性权力载体的建构,后者侧重政治性权力和社会性权力的均衡、互相转换和制约关系。由于社会性权力的形成和运作深刻关联着社会资源的配置状况,哈贝马斯认为,只有受到交往权力制约的社会性权力才具有合法性,才能与政治性权力形成均衡的制约关系。按照权力结构的均衡要求,国家建构既是政治性权力集中与分散的合理化过程,也是社会性权力实现公平配置并获得认同的公民社会的形成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