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儒家伦理话语表达的当代价值——以儒家伦理话语表达之特征为视角

儒家伦理，通过其话语表达方式所呈现出的理论形态，与当代伦理学的理论表达方式是相容的。这种有效性与相容性体现于儒家伦理话语表达的三个特征：表达的主要内容为伦理体验；基于语录、注经以及评述历史和时事等的表达方式．表现出某种“解释学”的特征；其话语蕴涵着一种根植于“意向”思维的伦理思考方式．其取向是注重直观和综合把握、力求引导和激发主体自身的体语。     

论儒家乐论的伦理政治型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政治型文化,中国学术始终将道德伦理与社会政治作为话语主题之核心,儒家乐论即呈现出鲜明的伦理政治型特征。儒家认为乐“与政通”,能折射出政治之得失与道德之盛衰,因而察乐可以知政。儒家认为礼和乐都具有治国经邦之功能,但礼作用于社会是别异,乐作用于社会是和同。儒家重视乐的伦理价值和政治教化功能,认为乐“通伦理”,可以培育人崇高的道德精神。儒家乐论蕴涵的文化特性对当代民族精神家园之构建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论儒家养“生”工夫论的内涵与特色——从“身心一如”的观点看

儒家养“生”工夫论，实质是儒家“生”之伦理的实践论。这种工夫论的基本特色，是从“身心一如”的角度来理解养生问题。其实质是以德养生。这种观点对于当代养生实践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礼记》的元话语论析

“中”、“和”、“诚”、“时”作为“正心”的内位标准和行为指数体现为儒家具体的元话语形式，为现实的伦理行为提供指导依据，促使君子主体能够从自己所处的客观化伦理关系境域出发，根据自己的身份交际体验变化保持一种恰当的伦理交际状态。儒象的基本话语以仪节为主要表征，实际上就是《礼记》繁杂的礼仪系统中按照一定元话语规则制定的礼仪语法体系。     

论儒家道德伦理的内涵、特色及其现代价值

本文从分辨道德、伦理之不同涵义入手，对儒家道德伦理思想体系的内容、特色及其与东亚社会现代化的关系作了具体探讨。作者认为，就人文意义而言，儒家的“道德”是对人的本性及其行为准则的内在自觉性的规定，儒家的“伦理”则是指人在一定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秩序性道德，即人际关系之理。儒家就本质而言是以道德为本位而非以伦理为本位的“仁本礼用”的道德形上学。儒家道德伦理体系的主要内容包括其德性原则、伦理原则、修养原则三大方面，其基本特色是以人为中心、以道德之“仁”为本位，强调道德的日新和礼制的适时变化，并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其根本精神乃是道德人文主义精神。这一根本精神及其一系列道德伦理原则具有永久性价值，已经并将继续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作为示范伦理的儒家伦理

韦政通指出,伦理要面对现实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传统和现代化应在相互批判的互动中相互为用,当代的伦理教育应在诸方面突破。李存山认为,儒家的三纲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产物,儒家伦理可以而且应该随着中国历史的新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解构三纲,使儒家的伦理观念作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调整。景海峰探讨了三纲五常自汉以来即为儒家伦理之柱石,是儒家伦理形而上的根基,成为集结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凝聚民族精神的保障。王庆节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的“规则伦理学”和儒家的“德性伦理学”是现代社会生活不同层次上的伦理理论,不能因过分强调一个方向就走向泛道德主义,也不能因强调另一个方向而走向泛法律主义。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应有一席之地。王立新经过对儒家伦理发生作用的方式的研究,认为它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政治运作或参与政治运作对古代政治进程和历史发展发生作用,二是通过教育对人生和社会生活发生作用。     

儒家伦理的形而上追寻

韦政通指出,伦理要面对现实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传统和现代化应在相互批判的互动中相互为用,当代的伦理教育应在诸方面突破。李存山认为,儒家的三纲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产物,儒家伦理可以而且应该随着中国历史的新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解构三纲,使儒家的伦理观念作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调整。景海峰探讨了三纲五常自汉以来即为儒家伦理之柱石,是儒家伦理形而上的根基,成为集结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凝聚民族精神的保障。王庆节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的“规则伦理学”和儒家的“德性伦理学”是现代社会生活不同层次上的伦理理论,不能因过分强调一个方向就走向泛道德主义,也不能因强调另一个方向而走向泛法律主义。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应有一席之地。王立新经过对儒家伦理发生作用的方式的研究,认为它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政治运作或参与政治运作对古代政治进程和历史发展发生作用,二是通过教育对人生和社会生活发生作用。     

重视人伦 解构三纲

韦政通指出,伦理要面对现实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传统和现代化应在相互批判的互动中相互为用,当代的伦理教育应在诸方面突破。李存山认为,儒家的三纲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产物,儒家伦理可以而且应该随着中国历史的新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解构三纲,使儒家的伦理观念作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调整。景海峰探讨了三纲五常自汉以来即为儒家伦理之柱石,是儒家伦理形而上的根基,成为集结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凝聚民族精神的保障。王庆节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的“规则伦理学”和儒家的“德性伦理学”是现代社会生活不同层次上的伦理理论,不能因过分强调一个方向就走向泛道德主义,也不能因强调另一个方向而走向泛法律主义。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应有一席之地。王立新经过对儒家伦理发生作用的方式的研究,认为它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政治运作或参与政治运作对古代政治进程和历史发展发生作用,二是通过教育对人生和社会生活发生作用。     

伦理要面对现实生活

韦政通指出,伦理要面对现实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传统和现代化应在相互批判的互动中相互为用,当代的伦理教育应在诸方面突破。李存山认为,儒家的三纲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产物,儒家伦理可以而且应该随着中国历史的新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解构三纲,使儒家的伦理观念作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调整。景海峰探讨了三纲五常自汉以来即为儒家伦理之柱石,是儒家伦理形而上的根基,成为集结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凝聚民族精神的保障。王庆节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的“规则伦理学”和儒家的“德性伦理学”是现代社会生活不同层次上的伦理理论,不能因过分强调一个方向就走向泛道德主义,也不能因强调另一个方向而走向泛法律主义。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应有一席之地。王立新经过对儒家伦理发生作用的方式的研究,认为它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政治运作或参与政治运作对古代政治进程和历史发展发生作用,二是通过教育对人生和社会生活发生作用。     

儒家伦理的当下境遇问题

韦政通指出,伦理要面对现实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传统和现代化应在相互批判的互动中相互为用,当代的伦理教育应在诸方面突破。李存山认为,儒家的三纲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产物,儒家伦理可以而且应该随着中国历史的新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解构三纲,使儒家的伦理观念作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调整。景海峰探讨了三纲五常自汉以来即为儒家伦理之柱石,是儒家伦理形而上的根基,成为集结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凝聚民族精神的保障。王庆节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的“规则伦理学”和儒家的“德性伦理学”是现代社会生活不同层次上的伦理理论,不能因过分强调一个方向就走向泛道德主义,也不能因强调另一个方向而走向泛法律主义。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应有一席之地。王立新经过对儒家伦理发生作用的方式的研究,认为它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政治运作或参与政治运作对古代政治进程和历史发展发生作用,二是通过教育对人生和社会生活发生作用。     

青境与阈限：早期儒家对道德维系的理论致思

面对“绝天地通”与“礼崩乐坏”之社会、政治、文化情境，为重整人心秩序和社会政治秩序，早期儒家提出了自己的伦理政治致思。在其伦理政治致思当中，道德的维系问题也随之凸显。而把经验的观察上升为先验的原则和重传统的保守倾向，则塑型了早期儒家对道德维系问题的思考。在他们看来。伦理王国的达致，不同的人在道德维系中有不同的位置和影响，必须各安其位，各守其道，否则，不仅“礼崩乐坏”，而且天下也将“无道”可言。     

近年来儒家伦理论战述评——腐败之源还是德性之端

近五年来,人文学界围绕儒家伦理是腐败之源还是德性之端的问题发生了一场论战,持前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儒家伦理,特别是爱有等差观念,是儒家伦理学中最荒诞、最黑暗的思想;儒家伦理根本不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儒家伦理应为现实生活中某些屡见不鲜的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承担责任。持后种观点的学者则从文献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哲学、方法学乃至比较文化学等角度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回应。这场论战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历次中西文化论战的继续,以其主流话语由以往的“全盘西化”、“全盘反传统”转变为对于传统的“了解之同情”和“温情与敬意”,表现出崭新的时代特色,因而将成为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座新的里程碑。     

董仲舒的政治伦理思想分析

自董仲舒“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以来 ,儒家政治伦理作为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 ,确立了在中华文明史上的霸主地位。就董仲舒政治伦理思想来说 ,以“天”为依据的政治观是其理论基础 ;“大一统”是其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 ;中和政治论则是其政治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天不变道亦不变”是政治伦理发展观 ;“更化”的政治伦理改革措施使儒家的一尊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强化     

儒家的自然主义政治秩序观

把政治置于伦理的语境中思考是儒家政治哲学的特质和优势。政治的伦理评价是现实政治正当性与合法性的来源,伦理的善和正义是政治之善和公正的元规则。儒家“修齐治平”理想是家庭伦理的推演。以家庭内部的自然情感为基础建构政治社会秩序,典型地表明了儒家政治秩序观的自然主义和内在德性伦理特质。儒家政治哲学对现代社会政治与伦理分离的极端发展趋向具有重要的矫正意义。     

功利、正义、良知与法律文化——一个道德哲学视角的分析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伦理化或者说道德化问题，是清末以来中国法律学人一直关注的一个问题。但由于学科不同，学者所做研究也局限于各自的已经领域。以伦理学为视角，依伦理学上的功利、正义与良知等基本理论为基础，对涉及中西传统法律文化的相关方面的进行分析与论证是十分必要的。东方儒家伦理与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伦理有其共同的属性，但由于产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背景不同，因此，建立在各自文化基础之上的法律也有很大的差异。儒家伦理根源于农耕文明，与宗法血缘有着密切的关系，法律渗透着浓厚的儒家之“仁爱”，国家主义与家族主义的精神弥漫；基督教伦理与上帝“救世”的情怀相联系，侧重于原罪的理论，并与古典文明相呼应，闪耀着理性主义、平等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光芒。     

理解公正的解释框架——兼论超越伦理话语框架之可能

人类的公正思想源远流长又恒久弥新.在公正思想滥觞中,形成和产生了不同的公正理论,而在各种公正理论的发展、争论与交互影响的过程中,公正的话语框架也逐渐显现并确立成型.以亚里士多德、康德、罗尔斯等典型的公正话语框架为例,可以发现伦理话语框架在公正的话语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而其本质即共同的话语基础则是“应得正义观”.通过考察“应得正义观”及建构其上的伦理话语框架,其原始假设“世界基本上是公正的”值得商榷.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特定或相似的公正的共同话语框架——伦理话语框架.要理解公正的话语框架,应该跳出伦理话语框架思考公正概念、公正理论与公正话语的内在关系,这需要一种基于且服从于理解的解释思维——政治诠释学.在理解公正的过程中,政治诠释学所建构的话语框架的思维形式、解释路径和反思逻辑,能有效反思公正的伦理话语框架,进而以政治诠释学的话语框架批判并超越理解公正的伦理话语框架的可能局限,以期解放对公正的理解.     

分离基础上的互补——再论当代社会的道德结构

对于当代社会的三维道德结构(底线伦理、共同信念和终极关怀)的基本要素的论证,不仅要从基本含义、社会功能、论证主体、论证形式、社会基础等方面规定其形式性的结构关系,而且还必须探讨这些要素应该具有何种实质性的价值观念问题。当代社会适宜的道德结构是这样一种“分离基础上的互补关系”如果说,底线伦理(习惯规章)的轴心原则是“秩序”、共同信念(社会伦理)的轴心原则是“正义”,那么,终极关怀(个人伦理)的轴心原则就应该是“义务”。至于这种终极关怀的道德传统,主要应该到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哲学—伦理学中去寻找。     

韩非反对孔孟“忠孝’’观问题初探

儒家学说以家庭伦理本位出发，建立起其独特的“忠孝”统一观；韩非从法家立场出发，致力于打破儒家学说，建立法家思想系统。文章主要探讨韩非如何从两大方面破儒之“忠孝”观而维护“君”与“法”的绝对性。文章主要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论述韩非从“利”的现实角度来揭破儒家父子、君臣之延续性；第二部分则分三点探讨韩非对儒家“忠孝”观之乱“法”性质的揭露。     

论儒家伦理教育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儒家从人的成长与塑造、社会的安顿与治理方面凸显了伦理教育的地位、作用与价值,并从德教与文教的角度较好地论述了道德教育的重要性,提出了“行忠信”、“明人伦”、“隆礼贵义”等理论,主张从社会的道德原则规范和个人道德品质德性方面进行培育熏陶,通过“因材施教”、“教养结合”、“慎言敏行”、“寓情于理”等方法,以实现《大学》中所提出的“明明德”、“新民”和“止于至善”的目的。儒家关于伦理教育的理论,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是可以为当代社会的精神文明和伦理教育服务的。     

内圣外王:早期儒家伦理政治构想的理想境界

儒家移借了“内圣外王”的理念，把它作为伦理政治的中心信念进行了最内在、最系统、最深入的阐释，在孔、孟、荀、董四个原创的思想家那里，内圣外王代表了伦理政治理论中伦理和政治两个指向的最佳状态；它所讲的其实是伦理政治从源起到普遍推展的递进过程。内圣外王强调政伦双修，其实是为了解决伦理政治的政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