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未成年人监护的几点认识

在国际上，以“儿童最大利益”为主旨，未成年人的地位、权利、发展和保护，从家庭发展到社会，从学校发展到国家，进而发展为国际社会主旋律，成为共同关注的世界性主题。中国加入《儿童权利公约》意味着中国与全球化的未成年人保护的现代理念产生共鸣。国家应该积极介入未成年人监护的私领域，这也是指导我国未成年人立法与司法实践的基本理念。     

民事审判中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问题及对策——以家事案件为视角

司法实务中,长期以来,我国对涉及未成年人民事权益的诉讼一直套用普通民事诉讼的模式,漠视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事实上,不论在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基于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考虑,都设置了专门的诉讼原则和程序.针对我国立法的不足,可以确立"未成年人最大利益优先原则",使之成为审理涉少民事案件的基本原则,并建立以"诉讼代言人"、依职权审查调解协议、加大调查取证力度等为主要内容的法官依职权进行适度司法干预的审判方式.     

论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中的政府主导责任

未成年人监护经历了从家庭监护到国家监护的演变,国家公权力逐步介入未成年人监护领域,是世界各国立法的趋势。确定政府在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中的主导责任,对于未成年人保护具有重要作用。德国政府对未成年人的监护实践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启示。我国的法律传统和民众意愿呼唤政府在未成年人监护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因此,有必要明确政府在未成年人国家监护中的责任,这不仅有利于未成年人权益的保障,还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浅谈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

保障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和合法权益 ,促进未成年人的全面发展 ,是保持社会稳定 ,发展一个国家民主与法制的具体体现。我国现存的对未成年人予以司法保护的制度尚有某些不足之处 ,如何完善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 ,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刻不容缓的任务。针对目前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中存在的不足 ,从立法上健全现有的对未成年人进行司法保护的法律规范 ,做到有法可依 ;加强执法者的素质教育 ,提高执法者的综合素质 ,减少因执法不力而造成的不良后果 ;深入开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工作 ,确保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得到切实落实。     

未成年人权益刑事保护新构思

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完善，国家司法体制改革的重心逐步向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利益倾斜，未成年人权益刑事保护即成为了近年来国家给予充分重视的聚光点。给予未成年人权益刑事保护充足的重视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首先，其有利于引导或帮助未成年人健康、积极向上地成长；其次，其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最后，其有利于培育国家人才，促进民族复兴、强大。但是，目前我国的未成年人权益刑事保护体制在立法、工作人员专业水平、配套体制等方面仍然存在缺陷。为此，我们应当以理念转变为根本，依据未成年人权益刑事保护的基本原则，加快立法完善，提高工作人员素质，构建完善的配套机制。     

离婚"苛刻条款"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功能研究

离婚"苛刻条款"是现代社会中自由与正义衡平的应有表达,也是在离婚决定与离婚后果相分离的现有制度设计背景下,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机制、贯彻"子本位"立法理念的必由之路.从保护未成年人权益角度来看,增设离婚"苛刻条款"至少有三方面的独特功能:确立了"正三角形"式的家庭利益判断结构;拓宽了儿童权益保护视角的广度和深度;构造了兼顾离婚决定和离婚后果的双重保护机制.     

理想与现实: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

刑诉法修正案增设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在基本原则和制度设计上均有所创新,必将进一步提高我国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水平。毋庸置疑,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程序现状与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相比仍存在差距,构建理想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是刑事诉讼立法永恒的追求。     

我国未成年人监护事务中的国家责任

监护公法化已经成为国外监护立法的一般趋势,但是,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监护理念与制度非常滞后,甚少强调国家的责任,无法适应转型时期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加强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中的国家责任,需要区分亲权与监护,明确监护的性质;构建国家监护制度;完善监护监督机制。     

我国未成年人监护事务中的国家责任简

监护公法化已经成为国外监护立法的一般趋势,但是,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监护理念与制度非常滞后,甚少强调国家的责任,无法适应转型时期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加强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中的国家责任。需要区分亲权与监护,明确监护的性质;构建国家监护制度;完善监护监督机制。     

论婚内侵权民事责任制度的构建

我国现行《婚姻法》在追究婚内侵权行为民事责任上存在严重的缺陷,不能对受害人进行有效的司法救济。基于"人格独立"、"男女平等"以及婚姻秩序的要求,在民法这一私法范畴内,构建婚内侵权民事救济机制,确定不同的侵权救济方式,以及建立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由于另一方的侵权而寻求法律保护的司法救济制度,不仅有利于遏止夫妻间的侵权行为,维护受害者的基本权利,以及婚姻家庭的稳定乃至于社会的稳定,也是我国社会发展和完善民事立法的进一步要求。     

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之法律思考——以新疆流浪儿童为视角

从新疆流浪儿童监护权缺失来看,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尚不完善,必须加紧健全和完善。变更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立法体例;强化国家监护制度;完善未成年人监护的主要制度与内容;加强未成年人监护的地方立法。     

论刑事被害人民事利益保护制度的完善

刑事被害人虽然是犯罪行为的直接侵害对象,但是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对被害人民事权益的保护远远不够。许多被害人或其家属常常由于得不到必要的赔偿或救济而终身贫困。这主要归咎于传统观念的原因,也有我国财政负担能力的原因。要加强对被害人民事权益的保护,应全面保证民事诉讼权利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实现,确立被害人以民事实体法确定被害人的赔偿请求权,并建立我国对犯罪被害人的国家救济制度。     

论未成年人隐私权

未成年人同样享有隐私权,但其隐私权行使受到来自亲权行使、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学校行使行政管理权和知情权的限制。我国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制度尚不完善,应从立法、司法、加强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和学校的法律教育等方面加强对未成年人隐私权的保护。     

论我国对未成年人的监护监督制度

我国目前的监护制度存在着监督不力的问题。监护很大程度上仰仗于监护人尤其是法定监护人的自觉，这显然不利于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监督的缺位一方面是立法体例使然，另一方面也与现代观念上的“监护人的监护行为须受外部机关乃至公权力的干预与监督”的监护意识还没有被广泛认可有关，另外对亲权制度的误解也有一定的原因。因此，应设立公权监护制度，如设置监护法官、设置监护监督人、在民间逐渐培训基层的青少年保护机构等非政府组织以防止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损害未成年人的利益。     

未成年人家庭保护的社会学思考

以社会学视角审视未成年人的家庭保护,是从人自身的生存、发展及其与家庭和社会的关系中,认识其发生的机理和必然性,因此可以在更深的层面上了解未成年人家庭保护的作用和意义。未成年人的家庭保护是家庭固有的功能,是人的社会化的必要途径,是社会和谐发展之必需。     

论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严重社会问题.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举全社会之力,既发挥家庭、学校、社会的重要作用,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思想政治教育,关心和爱护未成年人,净化社会环境,又要发挥司法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的独特功能,转变司法观念,改革司法制度,完善司法体制,建立和健全司法队伍和未成年人法院,落实对罪错未成人的权利保障,减少、杜绝司法不当和司法不公.     

患重大疾病未成年人监护问题的规范路径

患重大疾病未成年人容易陷入生存、发展和安全困境,需要政府和社会予以关心帮助。这对患重大疾病未成年人的监护提出了特殊要求。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多方面因素影响,仍然存在着一些父母监护缺失、监护不当,委托照护“准入难”、督促监督与家庭教育指导“落地难”等问题。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未成年人在流行病学特征、抗病毒治疗、对抗外部歧视等方面具有特殊困境。完善其监护教育、监护保护可为患其他重大疾病未成年人的相关制度建设提供参照。针对患重大疾病未成年人,建议在家庭监护、社会监护、国家监护等各个层面全面贯彻实质监护理念,有针对性地修正、变更、撤销监护权的具体事由,建构专门化、系统化、差别化的档案制度和监护评估体系,立足社区治理补充监护教育、监护保护的短板,在立法上适当拓展委托照护人的范围。     

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理念的中国实践

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是对传统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反思与超越，实现了司法目的从惩罚到保护的回归。我国也开始进行恢复性司法本土化尝试，基层司法机关运用刑事和解、暂缓起诉、前科消灭等制度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在我国试行恢复性司法还需注意观念更新、具体适用制度和配套制度的完善，以期更广泛地发挥该制度的作用。运用“恢复性司法”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既有赖于立法的支撑，更有赖于司法的践行。     

法治中国下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法》对未成年人的家庭保护

目前,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乃至虐待的案件受到社会的关注。通过对未成年人频遭家庭暴力的原因进行深入剖析,反观现行《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家庭保护领域存在的立法缺陷,提出《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完善建议,使《未成年人保护法》更好地发挥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作用。     

社会力量参与农村困境未成年人社会保护服务路径研究——以广西C县未成年人社会保护服务项目为例

近年来,未成年人社会保护服务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论文结合广西地方实践经验,认为搭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服务平台、建立留守儿童信息动态管理机制、部门联动工作机制、发现—报告—响应—服务机制,通过项目化、专业化运作,运用"社工+志愿者+未保联络员"的服务模式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是社会力量参与农村困境未成年人社会保护服务的具体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