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个人信息犯罪比较研究

中英个人信息犯罪的差异表现在诸多方面。立法模式上，英国采罪群模式，《2018数据保护法案》共规定了13个罪名，可分为四大罪群；我国采单一罪名模式，《刑法》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统一规制买卖、提供与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的行为。定罪模式上，英国检察官与ICO均有权起诉，警告是案件分流的重要措施；我国以司法解释细化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追诉标准，“情节严重”的才构成犯罪。犯罪构成上，两国在个人信息的定义、犯罪主体、行为方式、主观过错上存在异同。刑事责任上，英国只配置了罚金刑，我国配置了自由刑和罚金刑。未来，个人信息犯罪将围绕具体的个人信息权利、义务不断完善。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行刑衔接的困境与出路

《个人信息保护法》与《刑法》之间存在对违法处理个人信息行为的入罪边界划定不清、行政处罚与刑事措施混用等行刑衔接问题。原因在于：一是行政法与刑法在保护法益、个人信息范围以及行为方式等实体内容上存在立法脱节；二是案件监管移送、证据转化及法律监督的程序规则缺乏协同。为保障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良好行刑衔接和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有效实施，需要基于实体与程序的双重维度，建立刑事法与前置行政法规范的协调衔接体系。在实体衔接层面，要坚持法秩序统一原则，实现两法在保护法益、个人信息范围、分级标准以及不法行为要素的联系协调，合理界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边界。在程序衔接层面，要强化行政监管主体的协同配合，细化案件的双向衔接程序，规范证据转化制度，发挥社会监督与检察监督的协同功能。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的“外围”立法与解释进路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没有将“非法利用公民个人信息”这一核心行为纳入犯罪圈,而是通过刑法对非法获取和泄露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规制.这种立法模式称为“外围规制”,它旨在实现刑事立法的妥当性与效率.“外围规制”是一种立法技术,这种立法模式避免了对“非法利用个人信息”行为定型化的弊端,而是通过截断信息的传递减少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侵犯,符合司法功利主义和司法便利主义的要求.但是,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进行解释的过程中,应当以“非法利用”为解释的核心与落脚点,将“非法”理解为“以非法利用的目的”,从而将合法取得非法利用信息的行为纳入到本罪的调整范围中.另外,应当采用吸收犯的原理妥善地处理本罪与其他罪名的罪数关系.     

涉数据网络犯罪的规制困境与优化路径

涉数据网络犯罪以数据侵害为核心，主要类罪包括计算机犯罪、个人信息犯罪、著作权犯罪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大数据时代下，数据作为信息化社会建设和数字化产业发展的关键要素，已上升至前所未有的国家战略高度。涉数据网络犯罪的蔓延与异变，使个人法益、经济秩序和国家安全遭受严重危害。目前，涉数据网络犯罪刑事规制存在治理思路滞后、保护法益狭窄、规制效果欠佳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在网络治理思路下适当拓展刑法谦抑性，调整法益保护类型与范围，实现刑法规制前置化与功能化，完善涉数据范围犯罪的刑罚措施与跨域合作机制。     

操纵证券市场的二元规制模式之构建

由于行刑界限模糊以及对保护法益的误读，目前实践中存在操纵证券市场行政规制和刑事规制严重失衡的问题。保持行刑规制的动态平衡，应呈现出犯罪圈扩张与紧缩相伴而生、因时而动的双向性变化。构建操纵证券市场二元规制模式的路径选择，一是要确立操纵证券市场罪“双重兜底条款”的适用规则，即严格遵循同质性解释规则，为其保留一定的适用空间；二是以法益性质为原点构建行刑二元规制体系，即通过证监会对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的行政违法性确认和司法机关对“情节严重”的全方位考量实现对抽象集体法益的双重保护。     

公民生物识别信息的刑法保护

人脸识别的广泛应用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产生了公民个人信息被非法收集、人脸识别黑产泛滥等问题.生物识别信息具有直接识别性、不可更改性、易采集性、法益特殊性以及不可匿名性等特征.现行刑法在生物识别信息保护方面存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立法及司法解释滞后、无法有效规制非法使用公民生物识别信息行为等问题.可通过完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条款、增设非法使用个人信息罪以及明确罪与非罪界限等路径解决.     

论网络空间中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

面对民事法律、行政法律保护力度的不足,刑法对网络空间中个人信息的保护作用日益受到立法者重视。合理设置个人信息保护之刑法规范的前提是准确界定个人信息。从实质内涵上分析,个人信息应具有真实性、可识别性、载体性和价值性;从司法认定的角度看,个人信息还应具备关联性和目的性。刑法对侵犯个人信息行为的惩治体现了对公共安全的保护,因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具有公共安全性。为强化网络空间中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应当完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刑法规定,在客观方面增加非法利用行为、明确主管人员的替代者责任以及网络信息控制者的不作为责任等,并且对影响定罪量刑的因素进行调整,真正实现量刑规范化。     

从分类到分级：我国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

《关于办理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分类并对不同种类的信息设定不同的适用数量，再将不同的数量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情节严重”挂钩，以刑法和司法解释的联动方式，形成了我国刑事立法中特有的公民个人信息分类保护的双层次模式。《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和我国学术界亦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了不同的分类。但上述分类在多个方面均存在缺陷，以至于无法对公民个人信息提供充足和合理的保护。有必要吸取相关经验教训，先确立公民个人信息的分类根据，再据此将其分为三级信息，以该新型分类法重构双层次模式的分类并修正《解释》第5条第1款第3-5项，在刑法层面充分、合理地保护我国公民的个人信息。     

困境与展望：罚金刑应用的中国化研究

现行刑法借鉴了西方世界的罚金刑司法,然而,如何转化吸收却是困扰中国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难题.调查显示,中国的罚金刑主要通过并处方式适用于财产犯罪,这是罚金不能执行的重要原因.是否应当在中国普遍适用罚金,主要由如下三个因素决定:实质犯罪的传统刑事违法体系;开庭审理的实质诉讼程序;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相对应的刑事政策.西方世界广泛使用罚金刑处罚轻微违法者和行政犯,但罚金欠缴、恢复性司法扣去罪化运动等导致罚金刑司法出现慎用趋势.中国应重视罚金刑的应用背景及发展方向,恢复至1979年刑法的选科罚金模式,赋予法官是否判处罚金的自由裁量权.     

非法第四方支付的刑法规制

第四方支付是聚合多种支付通道的高效便捷的在线支付方式，具有广泛的兼容性、显著的便利性和集中的流量性。网络黑灰产在利用非法第四方支付的过程中产生了企业商户类、跑分平台类和虚假交易类三种主要业务模式，可能涉及非法经营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洗钱犯罪、上游犯罪的共同犯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犯罪类型。基于非法第四方支付犯罪的监管难点，理应进行前置性法律法规的充分规制,明晰刑法适用的统一标准乃至推进刑事立法的适当补充，从而将非法第四方支付犯罪的防治策略提升为治理网络犯罪的有效经验，以保障数字经济的长远发展和网络秩序的持续稳定。     

英汉语中“色彩词”的理解与翻译

在英汉两种语言里 ,都有很多表示色彩的有趣词汇 ,它们在文学作品里以及人们的生活中都起着很大作用。本文试图对英语中几个最常见的表示色彩的词 :red ,black ,white ,blue,yellow ,green加以探讨 ,指出它们在不同的语言、文化和社会环境下所包含的不同含义以及如何正确理解和使用它们。     

道德究竟是什么——对道德起源与本质的追问

道德是文化形态之一,弄清了文化的起源和道德在整个文化中的位置,就会基本上弄清楚道德的起源与本质。文化是人类创造力的果实,道德作为指令性文化中的非正式规范,从属于广义习俗,是由原始习俗演化而来。原始习俗形成于原始人为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各种具体问题的经验总结。道德虽源于习俗,但也存在差异,品质规范的出现乃是道德脱离习俗而独立的显著标志。所有文化之物满足的都是人的生存发展需求,只有道德是通过提供善的为人处事的方式来为人的生存发展需求服务,其特定价值指向是人际关系的和谐与人的完善。因此,道德就是在一定社会群体中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与品质规范之总和。它受社会舆论和内在信念的直接维系推动,以善恶为基本评价词,负责为人提供善的为人处事方式,以满足人处理人际关系和实现自我的需求。     

屯门地名考

屯门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一处地方,在唐代到清代香港古代史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过去有学者主张古代屯门所指乃今日深圳的南头,并非香港的屯门。其实细考历史文献,证之于有关地域的地理特征,可以确证古代的屯门即今日香港的屯门。     

中国哲学“体知”的意义——从西方诠释学的观点看

"体知"是中国哲学所特有的面对和把握世界的方式。它不同于一般的认识方法,与西方近代主客二分的知识论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儒家的"体知"观念则更重在个体生命的修身成德和道德实践性的充分扩展,凸显出"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旨趣。作为认识社会、体悟人生的实践型智慧,"体知"重视内在的省察,反观自我之心灵,而非一味地逐于外物;强调个体生命的亲历性和在场感,将知识的获得和生命的直接体验融合为一体,视求知为一个知识内在化的过程。同时,"体知"又包含了身、心、灵、神等不同的层面,在社会实践的场域中,不断地反思和重构已有的历史意识。就个体生命而言,"体知"是一个接受教化、融入群体的过程,又是见证人类普遍精神、存续文明脉流的不息活动。     

埃及学的成长与发展

创建于19世纪20年代的埃及学,是一门研究古代埃及历史与文化的综合性学科。从19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埃及学走过了从早期的野蛮发掘到有计划的科学勘察、抢救与保护文物的历程。经过几代埃及学家的不懈努力,埃及学作为一门世界性的学科已经完全确立起来,埃及学的研究成果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     

《牡丹亭》中“情”的多重意蕴

“情”是《牡丹亭》的一个重要主题,是该剧的灵魂。汤显祖将“情”提升到了本体的意义,在该剧中,“情”首先是一种自然意义的情,即情欲,然后才是一种社会意义的情,即情爱,通过对情欲和情爱的肯定,《牡丹亭》实际上也充满着对封建社会的“理”的反抗和对自由和个性的追求。正因为《牡丹亭》中的“情”有着丰富的意蕴,它才能超越以前的言情题材剧作,在戏曲史上划上浓重的一笔。     

现代写作学理论建构者的开拓性功绩--论裴显生的写作学研究与贡献

中国写作学会会长裴显生教授对现代写作学理论建设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提出了学科建设的发展思路、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及新世纪建设发展的目标与任务,逐步建构了“基础写作学”、“实用写作学”、“公文写作学”三大理论体系,对建设现代先进的写作理论文化具有开拓性的功绩。     

隋初幽州防御形势试探

隋初,突厥乘王朝立足未稳之际,对边境屡屡构成威胁。幽州作为东北边镇,受到臣服于突厥的东北诸族以及亡齐营州刺史高保宁势力的威胁。隋王朝通过增强幽州的军事防御以及对突厥采取分化瓦解的战略,有效抗击了突厥对幽州的进犯,保障了东北边境的安定。     

English Advertisement and Its Translation

The English advertisement is a lively and distinctive field. What are the features of English ads at a linguistic dimension and how to translate them well into Chinese? All this is given a careful discussion and a detailed study in this paper.     

论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个人与社会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分析这个问题应遵守认识论、逻辑学和辩证法一致性原则，使认识过程与历史过程和逻辑一致起来。个人是以角色的名义参与社会生活的。角色包括非人格化的职位和人格化的角色活动两个方面。角色人格体系是社会的第一个体系。人格的核心要素是价值标准，价值标准外化为公开的和隐蔽的行为规范，价值规范体系是社会的第二个体系。规范通过权力制度化，最基本的社会制度有四种承担人口繁衍的婚姻家庭制度、为人类提供生存资料的经济制度、促进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教育科学制度、发挥领导和整合作用的政治制度。权力制度体系是社会的第三个体系。通过对以上三个社会体系及其有机联系的分析，从理论上完整地再现社会真实。这个理论可名之曰“角色—制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