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辖区直接采纳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现实与反思

国际上直接采纳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司法辖区日益广泛,但采纳效果却并不明确。这种矛盾现象既说明采纳动因和采纳效果的差异,又凸显了各司法辖区会计生态对采纳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制约。只有充分考虑并改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与司法辖区内会计生态间的互补性和兼容性,采纳全球统一一套高质量会计准则的积极效应才能充分实现。     

会计语言、组织场域与文化霸权——对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批判解读

会计作为一种商业语言,兼有两种构成主义途径,即符号学途径(诗学)与话语途径(政治学)。会计准则作为会计语言的一种语法规则,具有文化人工制品的本质。而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的文化循环研究,实际上也是在某种组织场域中进行的,我们必须同时研究其中关于文化与权力的各种话语、意识形态和统治关系,并确立会计文化发展战略,重新审视本土与西方会计文化,加强会计文化研究和教育来应对会计准则的全球趋同。     

利益相关者与企业会计政策选择——基于新会计准则的几点思考

我国将于2007年1月1日在上市公司施行新的会计准则,这一变化必将涉及到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的冲突和协调.由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提供的资源不同,因而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程度也不同,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是利益相关者各方博弈的结果.通过制定高质量的会计准则以及建立基于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机制、磋商与沟通机制、信任机制、外部约束机制等途径,能够提高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公允性.     

论当前我国司法创新存在的六大问题

司法改革创新对促进我国依法治国进程,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司法改革创新在取得较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六大问题:一是司法创新价值理念传播不广泛;二是司法创新缺乏科学性统筹安排;三是司法创新当代制度建设起步较晚;四是司法创新激励机制薄弱,手段单一;五是司法创新人才不足;六是司法创新研究和经验总结不足。因此,针对这六个方面的问题需要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以推动我国司法改革创新的持续进步。     

法教义学的法律思维与司法形式主义

司法形式主义与法教义学的法律思维因共享形式性、逻辑性和程序性而高度谋合、意出同源,二者因缘际会,合理而高效地维护着法律安定和司法正义。法教义学的法律思维乃具体层面的司法技术,它安全又极易操作,它应成为我国当下司法的首选方法;司法形式主义则是抽象层面的司法理念,它是实现实质正义的前提和基础,它应成为我国当下司法的元标准、元理念。因之,坚守司法形式主义理念与教义学的方法应是我国当下司法的优良选择。     

清代广西土官司法权的历史嬗变

广西自宋代开始,即设立了大批土官.他们在各自的辖区内行使统治权,其中包括对本辖区内各类民刑事案件行使司法审判权.清代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改土归流政策极大地冲击了土官的统治,土官的司法权也随着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经历了剧烈的历史嬗变.改土归流前的明末清初时期,广西土官在本辖区内实行司法专制,其司法具有极大的残酷性与任意性;改土归流后至清末,广西土官的司法权受到较大的限制,逐步萎缩;清末至民国时期,广西土官的司法权被彻底取消,土官制度也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司法有限主义及中国司法的路径选择

司法有限主义,是司法哲学的重要概念,是综合了最小量度、最低程度与最窄尺度的底度化过程。司法资源的有限性是司法有限主义的客观基础。在"案多人少"已成为我国司法领域基本矛盾的背景下,从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出发,坚持司法有限主义,具有现实意义。应从处理好司法权的内部关系、司法权与其他权力的外部关系、司法有限主义与司法能动主义、司法克制主义的交叉关系等维度入手,探究我国司法实践的路径选择。     

企业价值最大化与会计政策选择

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理财目标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企业治理结构、会计准则的不完全性和会计信息市场的不完全竞争使得企业管理当局进行会计政策选择具有客观必然性;本文认为要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财务管理目标,企业管理当局在进行会计政策选择时,应以企业的目标为导向,综合考虑企业各相关方的利益。     

大数据在司法质量评估中的运用

数字技术的应用为司法质量评估处理了海量信息，因而能够提高评估的置信水平。然而大数据于司法质量评估的价值远不止是对司法数据量的扩容。厘清司法质量评估大数据模式的运作逻辑和实践方式，是大数据技术能度和风险控制的实现基础。大数据技术的应用能够改变传统司法评估体系自上而下的单一建设逻辑，能够提高司法数据的数量和质量，能够实现司法评估的跨界分析。实践中，案件工作量测算和裁判质量评估作为司法评估中的基础模型对于大数据的应用存在认识不足的问题，究其根本是司法实践中对“司法大数据应用”存在认知偏离。司法质量评估的大数据模式需要以数据驱动为底层逻辑，以统一的“司法大数据语料库”为建构基础，以足量的结构化司法数据为运作资料，以司法区块链为运作载体进行建构。     

中国区际司法协助的原则与模式——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的现实选择

香港的回归，必然使内地和香港地区之间的民商事交往更为频繁和广泛，其区际司法协助问题将成为两地法律协作关系中的重要方面。本文对内地和香港地区进行区际司法协助的原则和模式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区际司法协助的原则主要有：１．坚持“一国两制”，维护国家统一；２．坚持平等互利；３．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区际交往与合作；４．诚意与信任原则。对我国区际司法协助的模式选择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认为内地与香港地区开展区际司法协助应选择准国际司法协助模式、协议模式、中心机关模式等等。     

进路选择、障碍化解、制度预置——刑事司法审查制度构建面，临的三个基本问题

制度建构的进路选择、现实障碍的化解、前提性制度的预置是构建我国刑事司法审查制度首先面临的三个基本问题。在制度构建的进路选择上,应坚持“渐进”与“嬗变”、“系统变法”与“局部改良”的结合;构建我国刑事司法审查制度面临着观念上和立法上的多重障碍,需要克服认识上的障碍、解决司法审查制度与现有立法的冲突、塑立与培育分权制衡、法律至上、司法独立等理念及民众的权利意识;“审判中心”和“检警一体”应是构建刑事司法审查制度必须的两大预设制度。     

从制度变迁理论看我国司法改革路径的选择

中国的司法改革表面上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实际上却收效甚微。究其原因是由于缺乏必要的司法改革路径选择。从制度变迁理论以及我国的司法改革实践来看,我国的司法改革必须走整体推进以及必要的局部试点之路。     

缓刑制度的理性思考

我国缓刑制度的理论与司法应用,与设置该项制度的目的,尚存一定差距.要使缓刑制度的价值得到充分发挥,必须对缓刑的立法、司法现状予以检视和完善.     

司法协同治理的运行逻辑与实践路径

传统的单一部门治理模式难以应对日益多元的社会治理问题,系统治理成为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新方式。从系统科学视角来看,如果将社会治理看作一个复杂巨系统,司法治理系统则是其子系统。司法治理系统自身及其与社会治理其他子系统间的协同发展可产生超出个体效应的叠加效应,从而促使和谐理性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形成。运用系统科学理论的协同论深入分析司法协同治理的理论基础和运行逻辑,可为探寻司法协同治理的实践进路提供理论支撑。运用系统科学方法从战略协同、规则协同、组织协同、实施协同和环境要素协同等多个维度建构司法协同治理机制,可为达至“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目标提供可供选择的路径。     

区域协同发展中地方财政合作诉求的逻辑机理探究

区域协同发展成为区域健康、持续、和谐发展的必然路径选择,以缩小和消除辖区间的经济和社会差距、实现区域内辖区间的经济协同和社会协同为发展目标。区域协同发展中,为了合理调节辖区间的利益关系、消除行政区域的负面影响、履行区域的政府职能,从而打破区域分割,形成区域统一市场,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实现区域全方位的空间“一体化”常态,需要各辖区间建立以税收、财政支出、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地方财政合作机制。     

浅析公允价值应用

2006年发布的会计准则多处引入了公允价值计量,强调会计信息的公允性,体现了我国会计准则趋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本文对公允价值应用做了分析,指出在实务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并对科学有效应用公允价值提出建议。     

会计职业判断的伦理研究

会计职业判断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主观活动,它的价值取向往往影响与企业利益相关的各利益集团,是各方面利益博弈均衡的结果.在新会计准则扩大了会计职业判断空间的前提下,从伦理的角度探讨会计原则、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选择与协调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法官能动性的确立与规制——以民事诉讼视角

法官在审判活动中的能动性是行使司法裁量权的一种常态和理性，这是两大法系国家的一致选择。目前我国现行法律意识形态要求法官严格解释和适用规则。实践中，法官能动司法是不争的事实，且有日益扩张的趋势。法官能动司法犹如一把双刃剑，正视该问题，且给予足够的尊重与规制，对继续推进司法改革，实现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尤为必要。     

司法改革的困境及其克服

在我国特定的司法体制环境下,司法改革可能会因各方面的阻力而陷入困境,具体包括:司法自利性的干扰、司法寡头利益的侵蚀、上下级间信息的不对称、个人意志与短期政绩效应的影响、基于自身特殊效用目标与利益而弯曲改革轨迹的潜在风险等。为了克服上述困境,有必要建立独立的信息反馈体系、内部制衡机构和长效的问责机制,以确保司法改革平稳而有力。     

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的完善

近十年来,我国社区矫正的实践探索,为相关立法提供了有益经验,但司法实践中所暴露出来的对社区的理解偏差,矫正对象的狭隘,矫正内容普适、单一且各执行部门之间缺乏协调等制度缺陷,值得我们关注。恢复性司法理念下的社区,并非仅为同质于监狱的执行场所;扩张管制、假释等人员范围,同时将青少年犯明确为社区矫正对象;加强对矫正内容的细化研究和科学制定;同时资金来源的开拓、各部门的积极配合及社会力量的参与,可以更有利地保障社区矫正在社区的规范运行,真正实现社区帮扶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