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栻为湖湘学的集成

张栻为湖湘学集成,系统阐述了湖湘学理论思维,以太极为核心范畴,圆融理、性、心等范畴,展开其逻辑结构,企图将道学的核心范畴加以融突和合。首先,张栻解太极为所以生生者,由太极生两仪,乾坤的开合变通而衍生万物;太极又为皇极中道,为道器有无相即不离,为体用一源,使得太极既有形而上的本根性,又有融合形而下形器的圆融性。其次,张栻解理融突万物本根之理与百姓日用之理,所以理既为万物之所以然,又万理在万物,理化私欲为天理,理为伦理道德。再次,张栻讲太极性也,认为性之本善,而气禀之性有善有恶,对于性善论有着自己的思议。最后,张栻以主于性为心,认为心既是道德主体意识,又是总摄万物的总体,以居敬主一工夫来求放心,以达到主体道德的觉解。张栻并未能建构完整的理论思维体系,其在当时思想界影响甚大,如朱熹与其讨论中和之辨,受其影响很大。     

张栻太极体性论

张栻接获朱熹《太极解义》以后,在讨论的过程中形成了他自己的《太极图说解》,张栻《太极图说解》基本存留于宋本《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张栻的这个注解本关于太极之体、太极之性的论说,有着理气(太极与阴阳)论与心性论相贯通,宇宙论与本体论相贯通的意蕴,体现了湖湘学派的思想特色,同时也是吸收二程及道南学派有关思想的结果。     

湖湘学的哲学基础

宋明理学在北宋初创立,湖南道州人周敦颐的“太极说”奠定了它的哲学思想基础。后经程颐、程颢及其弟子的传播和发扬,方开始兴盛。理学再传入湖南则是二程的高足弟子,诸如胡安国、胡宏、张等完成的。黄宗羲、全祖望在《宋元学案·武夷学案》中称这一地域性理学派系为“湖湘学派”,王运则干脆称为“潭学”,即湘潭学派。胡安国、胡宏的理学思想是建立在“性本体论”的基础上的,“性本体论”建构了湖湘学整个理论思想体系。诸如性的善与恶,天理与人欲,道与物的关系等问题,就是建构在“性本体论”基础之上。哲学的最基本问题是宇宙观问题。茫茫…     

“太极”义演变视域中的张栻太极观

“太极”是中国古代易学史和哲学史上一个有着核心地位的重要范畴。先秦时期的“太极”当是空间义,而汉唐时期诠释“太极”的主流观念是物质构成与宇宙演化意义上的“元气”论。到了宋代,对“太极”的诠释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即由具体的“气”转变为从形而上的义理和本体上来对其予以诠释。太极“元气”论,逐渐被太极“性”论、“理”论等扬弃甚至消解。在这个过程中,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张栻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不但消解了太极“元气”论,而且将其转化为太极“性”论,对朱熹的太极“理”论有重要启示意义,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形上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试论张栻的哲学思想

张拭(公元1133——1180年)字敬夫,号南轩,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县)人。是南宋时与朱熹、吕祖谦齐名的理学家,时称“东南三贤”。其父张浚,曾为南宋宰相,是著名的抗战派领袖。张栻本人礖喂舨吭蓖饫杉嫫鹁永墒塘⒐佟⒔曛⒂椅牡钚拮戎啊U艝虻闹髦饕小赌闲塾锝狻贰ⅰ赌闲献铀怠贰ⅰ赌闲姿怠泛汀赌闲募返取?自周敦颐创立唯心主义理学以来,经程颢、程颐,到朱熹成为集大成者。张栻与朱熹同时,他以二程的再传弟子五峰先生胡宏为师,通过胡宏继承了程氏学说。张栻与朱熹的关系十分密切,二人经常相互探讨学问。张栻自述说:“元晦有所讲论,其间亦有与鄙见合者,因而反复议论。”(《文集·答舒秀才》)张栻的思想虽不及朱熹思想那样,对后期中国封建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但在当时,他与朱熹“相互博约”,(《宋史·张栻传》)共同丰富和发展了二程学说,使理学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因此,     

张栻与宋代理学

<正> 张栻创办城南书院,主教岳麓书院,传道授业,著书立说,与当时众多的学者互相辩难,对于哲学和理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在南宋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地位不容忽视。一、确立了集众家之长的湖湘学派湖湘学派是宋代理学中的重要流派之一,“在当时为最盛”(《宋元学案·南轩学案》)。这个学派,由胡宏开创,而张栻集大成。张栻在     

张栻的《诗经》研究及其诗学思想

张栻没有专门的《诗经》研究专著,但解说《诗经》的文字却大量穿插在其他著述之中。张栻认为,"学《诗》则有以兴起其性情之正",解诗时"其事异故其情异,其情异故其辞异"。作为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张栻自身的理学思想对其《诗经》研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过张栻时而也能摆脱理学思想先行的约束,对《诗经》的文学性因素能够有所挖掘。在诗歌创作上,张栻提出了"学者之诗"与"诗人之诗"的分别,主张"不可直说破"、"婉而成章"的诗风。     

张栻易学思想初探

张栻作为理学家,在易学领域也有一定的建树。其易学思想与朱熹较接近,走义理易的路向,视《周易》为“载道”之书;同时又具有自己的独创性,思想中有象数易内容,对太极、阴阳等范畴的探讨也具有独创之处。     

张栻义利观钩沉

张栻是宋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他提出了独具特色的义利观。张栻以无所为而为和有所为而为进行义利分判,有所为而为是有己私之为,故曰利;无所为而为是无己私之为,故曰义。据此,张栻对历史政治和人物进行了评判,并在评判中寄予了深切的道德情怀和强烈的现实关怀,托古言志,评古鉴今,为当局者开具了一剂振兴朝纲、匡扶社稷之良方。     

船山对湘学的继承与发展

船山学术尊张载也尊周敦颐,他认为二人的学术思路是一致的。他批判王阳明心学“阳儒阴释”,也批判朱熹理学末流“沉溺于训诂”,抱残守缺。他要弘扬的是周、张正学,同时也是弘扬与周、张学术一脉相通的胡宏、张栻湖湘学派。     

论南宋乾淳之际理学的发展

南宋乾道、淳熙年间(1165—1189)是理学传播的黄金时期,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胡宏、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学派,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学派在这一时期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相对宽松的学术与思想环境是其获得重大发展的先决条件,作为非主流派的学术与政治地位使理学得以从学理层面最大限度地完善了儒家学说的理论体系,为最后获得主流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论邵雍经学的义理化倾向及其历史地位

邵雍在对经学研究中,提出“经有因革”的思想,认为随着岁月的流逝,书传等经书难以详考,应重视礼乐诗书之道的自新,而不停留在以往记问引用讲解的治学阶段和层次上。邵雍治学,侧重哲学理论的创造,提出以道、心、太极为宇宙本原的思想,同时把哲学本体论与儒家伦理学初步结合起来,邵雍对儒家经学的创新主要表现在通过以义理解经,阐发本体论哲学,重视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将儒家经学由原来的重训诂注疏传统转换为重义理阐发、重人情物理的心性之学,从而为理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也为新经学诠释法开了新路。     

周敦颐道学与湖湘派儒学的特色──从周敦颐、胡宏到王船山

周敦颐是出生在湖南的第一位对中国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学者。他以“太极”说“人极”，把宇宙论与人生哲学结合起来，创立了一种新的天人合一本体论，转变了整整一个时代的学术方向。周子的学术直接开二程洛学之先，以后又经过胡宏、朱熹等人的的阐扬，成为公认的道学开山祖。从周敦颐的道学到胡宏的“性命之学”，再到船山总结与批判未明新儒学，我们可以看到湖们派儒学在思想上前后相承的一种特色。（一）周敦颐的学术著作并不多，保留下来的最有影响的是一篇二百多字的《太极图说》和四十节的《通书》。周子生前既非达官显贵，死后也无多…     

论宋代理学二重人性论的演化

宋代理学二重人性论学说,发端于张载。他提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观念,但没有为儒家伦理找到本体论依据。二程兄弟以天理为价值本体,对儒家伦理做出本体论证明,但没有找到"天命之性"和"生之谓性"之间的中介。朱熹把张载和二程的观点综合起来,使二重人性论的理论形态臻于完备。     

张栻与湖湘文化

张栻(1133——1180),字敬夫,号南轩,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人,是南宋时期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与朱熹、吕祖谦齐名,时称“东南三贤”。张械生于四川,长于湖湘,自幼随其父抗金名将张浚谪居于永州(今湖南零陵)。学以“忠孝仁义之实”,既长往衡山拜理学大师胡宏为师。以后创办城南书院(今湖南第一师范),又长期主持     

胡宏的“性”论探析

胡宏的“性”有双重含义；第一重含义，性无定体，性体即遗体即天命，性体是形而在上的，流行发见于天地万物，性体是天地万物存有与活动的最终根据；第二重含义：物有定性，万物各正其性，万物皆成于性。物之性表现为性形、性能、性理。人之性表现为生理之性、心理之性、义理之性。无论是无定体之性还是有定性之性．善恶皆不足以言之。     

朱熹与胡宏门人及子弟的学术论辩

朱熹与胡宏的门人和子弟进行了长期而艰苦的学术论辩。他们的辩论主要围绕着性之善恶、以觉训仁、涵养与察识、观过知仁等问题而进行。朱熹认为胡宏是＂性无善恶＂者,胡宏的从弟胡实提出不与动对之静等观点来证明胡宏不与恶对之性论,遭到朱熹的批驳。胡宏门人和子弟推崇以觉训仁以及观过知仁等观点,亦为朱熹反对。在察识与涵养问题上,朱熹主张涵养和察识并进,而以涵养为本,胡宏的门人子弟等湖湘学者则只主张先察识后涵养。     

朱子《太极解义》的成书过程与文本修订

朱子《太极解义》有三个本子:第一个本子是乾道庚寅(1170)朱子完成的初本,见于吕祖谦《太极图义质疑》,虽非全本,亦可窥见大概;第二个本子是乾道九年(1173)定本,淳熙末刊布,即淳熙本《晦庵先生文集》所载《太极解义》;第三个本子是今传通行本如《朱子全书》所载的《太极解义》,是朱子晚年最后改定本。三个本子中,最重要的是第二个本子的定稿,此本的定稿,曾广泛吸收了张栻、吕祖谦的意见,其中根本性的理论贡献来自朱子,但它既是朱子本人在这一时期的理论成果,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乾道后期道学的理论共识。朱子的太极论不仅有宇宙论意义,也有心性功夫论意义。其宇宙论意义是"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终始";其心性功夫论意义是"要于常运中见太极,常发中见本性"。太极是天地运化的主宰,又是人心发动的本性,太极论就是要人在运动发见中认得太极。但是天地的主宰不能离开运化的过程,人心的本性也不能离开心的发动,这个关系应该即是"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故应当即动静求太极,即已发求未发,即其运化发动之中求见太极和本性。     

再论张栻的《诗经》研究

张栻除了在《论语解》中对《诗经》进行了整体观照外，还对《诗经》的多篇诗篇做过个案研究。张栻以二《南》为本，以政教为中心，注重对《诗经》治国理政思想的探究。作为理学家，张栻的《诗经》研究具有“六经注我”的色彩，部分解读《诗经》的文字已经变成了他演绎自己理学思想的载体。张栻也着力于《诗经》艺术性的分析，在他的《诗经》研究中并没有表现出以文害道的观念，他对《诗经》情感传达的体悟、对赋比兴及其他艺术手法的揣摩，都反映了其较高的文学品鉴力。张栻的《诗经》研究尊《序》较多，保守性较强，再加上没有留下研究《诗经》的独立专书，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他在诗经学史上的地位。     

太极本无极--略论濂学本体论

"无极而太极"是新儒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的名著<太极图说>的首句,这短短的五个字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的争议和影响之大恐怕自宋以来难有出其右者,原因就在于它揭示了濂学的本体论,同时也可以说是整个新儒学的本体论基础,后来新儒学的"气本论"、"理本论"、"心本论"和"性本论"四支都可以说是直接或间接源于对"无极而太极"或与之对应的"诚"的不同理解与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