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身份嬗变

运用翻译文化研究派、翻译中叙事重构和韦努迪的译者隐身论等理论,对译者的身份嬗变和身份定位研究表明,译者文化是从边缘走向中心、由隐蔽走向彰显,译者则从传统译论中的＂隐身人＂＂、奴仆＂＂、模仿者＂、＂舌人＂和＂传声筒＂成为了源语文本的＂操纵者＂＂、叛逆者＂＂、征服者＂、＂改写者＂和＂吞噬者＂。     

译者的窘境与主体性

古往今来,译者的社会地位底下,并不时成为翻译活动中的＂替罪羊＂,这使得译者和翻译活动处于尴尬的境地;然而我们依然能看到译者在翻译中的主体性发挥及其能动的作用。成为一个合格的译者,不仅要有扎实的语言功底,还要有丰富的文化素养,更要有肩上承担的文化传通的使命。本文研讨了译者面临的窘境与能动性和译者的素养与责任。     

中国译者边缘化地位形成原因探讨

在中国的翻译史上，译者地位低下是不争的事实，要确立译者的恰当地位必须对译者边缘化地位形成原因有全面正确的认识。中国译者由于翻译学科的从属地位、译者社会文化地位低下、译作文学价值被否定以及译者贬低自身地位等原因，使得他们一直处于边缘化地位。     

译者的心理因素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文学翻译是翻译中一个主要的门类和研究方向。许许多多的翻译理论家和翻译实践家就文学翻译的性质、标准、方法、技巧等进行充分的研究和论证。然而 ,在涉及翻译活动的主体即译者时 ,却谈的很少。我们知道 ,翻译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它包括两个层面 :一方面是语言层面 ;另一层面是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心理活动层面。我们在研究翻译时 ,通常注重的是译者对两种语言和文化的驾驭能力 ,却很少把译者的心理活动纳入他们的研究视角。本文是以普通心理学和心理语言学为理论依据 ,从译者的心理视角来研究文学翻译 ,关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心理因素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并进行理论上的探索和分析 ,从而揭示其中的规律 ,为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语言特征的考察与“误题”译经译者的确定——以《阿育王经》和《阿育王传》为例

对误题译经译者的考辨,语言鉴定是一种更为有效的方法。根据文献的记载和对《阿育王经》、僧伽婆罗译经中"大臣""善男子""比丘""帝释"等词语以及人称代词复数、表达完成结构中的完成动词等语法现象的考察,可以确定《阿育王经》的译者为梁僧伽婆罗。《阿育王传》的译者在文献中的记载很混乱,通过对《阿育王传》以及安法钦译经《佛说道神足无极变化经》中"晋言""族姓子""释提桓因"、"颇"作疑问副词的反复问句、范围副词"都"、表达完成结构中的完成动词等语言特征的考察,可以确定《阿育王传》的译者为西晋安法钦。     

译者主体性与影视片名的翻译

翻译是一种动态的跨文化交际过程 ,而不是一种以文本形式出现的静态的终端产品。影视片名的翻译既不能无视译者的主体性而束手束脚 ,而又不能无限夸大译者的能动性而背离原本。译者在行使自己的主体能动性权力的同时 ,面临着包括翻译动机、社会特点、文化背景等诸多因素在内的翻译情景的制约 ,他应该采取变通办法使译文尽量为译入语规范所接受 ,并尽量做到准确、生动、传神 ,避免诸多混乱现象。     

论译者可见性——翻译过程中的完形认知及译者创作心理

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在翻译过程中常常需要调和语言形式和内容的矛盾,从而使译文有别于原文,其部分心理特征和风格特征会自然而然地体现在译文中,表现为译者可见性。译者可见性是客观存在的,无须遮蔽。本文拟从格式塔完形认知和译者的创作心理对其进行论述。译者可见性并不妨碍译者的客观性,译者风格应尽可能与原作者相适应协调,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表现自然流畅。     

《楚辞·少司命》英译比较研究

典籍的翻译是一种研究型翻译,它比其它翻译具有更大挑战性.通过对<楚辞·少司命>三种英译的比较研究表明典籍的翻译具有更大的译者介入空间,因此.更需要译者发挥自己的才能,学识和创造性.     

乔治·斯坦纳翻译四步骤下的译者主体性——《雾都孤儿》四个中译本对比分析

自20世纪70年代"文化转向"以后,译者的主体地位越来越受到重视,而乔治.斯坦纳的翻译四步骤使译者主体研究更加深入。《雾都孤儿》是世界经典名著,林纾译本,荣如德译本,蒋天佐译本,龙冰译本这四个不同时期的中译本都体现了鲜明的译者主体性和译者主体对翻译过程的影响。以乔治.斯坦纳的翻译四步骤对比四译本,得出译本的千差万别源于译者主体对原著自身的不同理解和阐释,应该综合考虑译者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慎重评价译本质量的高低。     

中国人社会行为取向对译者文化翻译的影响

人类的个体行为必然受到群体行为的影响。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取向具有他人导向性的明显特征,这一特征必然对译者个体的文化翻译活动产生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指导译者的翻译思想和行为。从关注他人、"大我优先"和关系中心三个方面探讨中国人社会行为取向对译者文化翻译的影响,能够深化对译者在文化翻译活动中心理特征的研究。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取向的他人导向性特征,让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尤其关注他人、关注关系、重视集体利益。但是,社会行为取向对译者影响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而是相对的、因人而异的。     

对翻译者的意识培养问题的再思考－－换位思维导入

在作者和读者之间,译者的角色是第二作者和第一读者,这一角色的转换成功与否实际上取决于译者自身的意识和素养。所以译者的意识培养问题才是所有问题的首要。     

女性主义译者之“五位一体”

本文介绍了女性主义翻译的特点,深入探讨女性主义翻译中译者之"五位一体"。     

译者媒介素养和文化救赎之途

媒介文化可影响甚至改变人们已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译者作为文化传播的"桥梁",承担着引进外来文化和保护本民族文化的双重责任,因此,提高译者的媒介素养就显得格外重要。在传播学和翻译学理论基础上,从获取、分析、评价和传播信息等媒介素养的四个要素探讨了提高译者媒介素养的途径,并指出了提高译者媒介素养对正确传播外来文化和促进不同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的重要意义。     

A Little Cloud的两种译文比较

本文比较分析了A Little Cloud两种具有影响力的译文,从解读原文本以及采用翻译技巧这两方面来分析译者主体性在此短篇小说翻译中的发挥,指出这一短篇译文获得成功与好评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译者主体性的充分彰显。     

论译者的情感介入

传统翻译理论以翻译是否忠实原文为评判翻译的准则,对译者的情感介入持否定态度,抹杀了译者情感因素的客观存在。从翻译准备阶段到翻译阶段,译者的情感因素应贯穿始终,倾注译者情感的翻译才是富有灵性的翻译。     

近代文学翻译与伦理学背景

文学翻译活动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它也必然存在着两种异质伦理观的交流和碰撞.在我国近代文学翻译中,从政治小说到言情小说,小说类型的选择引进受到民族伦理学动机的制约;"豪杰译"等各种翻译"技术处理"方式也体现着民族伦理学的策略;而女性译者群的出现,表明中国传统伦理现开始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调适.     

“文化转向”视阈下译者的主体性研究

当代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颠覆了原作与译作的等级关系,为译者带来了解放的福音,使译者有了充分展现其创造性才能的开放性空间。译者的历史意识、译者的文化意识以及译者的读者意识都指向了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主体性问题,说明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是不容忽视的,而体现原文作者、译者、译文读者和谐统一的译者主体性才是译者应有的定位。     

“中间物”意识与译者意识重现

作为翻译家的鲁迅在从事翻译活动的过程中时刻坚守一条准则,那就是"中间物"意识。这种意识的产生缘于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形态的改造和重建。在译介过程中,因"中间物"意识而直接诱发了译者意识的重现,使得译者可以能动地掌控翻译活动中各个环节,从而实现鲁迅本人通过译作达到改良文化的目的。     

唐诗英译适应选择的语篇视点研究——《望岳》两译本例析

翻译适应选择论认为,翻译就是一种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在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是处在一个中心地位,并且起着主导的作用。在这一理论指导下,通过对Innes Herdan和吴钧陶的《望岳》两译本(唐诗英译)语篇视点(语言视点、文化视点和交际视点)转换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他们实质上进行的都是一种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都发挥了各自的创生能力,是对翻译生态环境多维度适应选择的累计结果。     

主体性视角下的译者文化身份探究

翻译必定是语言的诠释和重构，语言重构必然导致原文的信息嬗变。这种变化既由于不同语言的自身特点所致，又和译者的思维和遣词造句的风格以及文化身份紧密相联。尽管传统翻译理论忽视译者的作用，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所以，译者的重要地位显而易见。同时，译者的生存与发展都离不开社会，必然受到所属社会文化的影响。由此可见，他们的文化身份对于翻译作品的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明确译者的文化身份可以让译作更好地传递出原文中承裁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