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法、墨三家义利观的比较研究

“义利之辨”是构成战国时期思想领域“百家争鸣”的一个重要方面。所谓“义利之辨”,就是围绕着社会道德准则与人们现实利益之间的关系,在诸子百家中产生的歧见与争辩。其中,态度积极、观点突出者,以儒、法、墨三家为尤。本文试图对此作一鸟瞰式的考察。     

先秦儒法公私观简论

先秦儒法公私观讨论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政治生活中群体与个体、整体与部分的关系问题,他们强调"公义",卫护"公利",一致主张公高于私,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先秦儒法公私观的理论贡献不同,前者主要在伦理思想领域,为道德修养提出了目标,而后者主要在法治思想领域,为法治提供了理论依据。儒家没有把公与私绝对化,表现了可贵的民本主义思想,而法家的公私观则将公与私绝对对立,最后走向绝对君主专制主义。儒法公私观是以各自的人性论作为理论依据的。儒法崇公抑私的公私观的历史影响具有两重性。     

魏源对侉统“王霸之争”的近代阐释

王霸之争一直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中的核心问题。先秦儒法二家的不同思想与态度是争论双方的主要理论来源。魏源立足于清末变局，讲求调和儒法，从而建立起更具包容性的王霸观。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功利主义目标，魏源将富强设定为衡量王霸的共同标准。魏源这种立足于现实政治基础上的王霸现在遭遇到西方的入侵之后，迅速转变为“师夷长技以制夷”与“以夷攻夷”的功利思想与现实作为。魏源的政治变革思想在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近代史进程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北宋时期的儒、道学术会通论

北宋时期儒、道学术会通论盛行一时,它肯定儒、道二家存在着学术上的渊源关系,继承并超越了魏晋玄学道体儒用的会通模式,认识到儒、道二家各有其体、用,在本体论上会通儒家的道德与道家的自然,在政治思想上会通儒家的礼乐刑政与道家的清净无为。北宋时期的儒、道学术会通论促进了学术的发展,但其自身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根本性缺陷。     

孟、荀对孔子仁-礼学说的发展及得失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一方面奠定了中华民族精神发展的基础,同时也在社会政治结构的形成与社会历史演进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两个方面,即儒学在思想、道德、宗教、价值观方面的表现,与儒学在社会政治结构形成及政治发展、演化中的作用紧密关联和互动,不仅构成了儒学的特色,也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特色。孔子的仁-礼思想结构,奠定了中华民族精神发展的方向和社会秩序结构的基础,既是维护、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又是对社会治理的探讨。从思想与文化,社会制度与文明传统的角度来探讨孟、荀对孔子学说的发展及意义,孟子继孔子之仁,发展出仁、义、礼、智、信的道德系统,从而奠定了中国文化道德伦理的思想基础,而不是宗教伦理的思想基础。荀子继孟子之后改造了孔子的"礼"(注:孔子之"礼"关注社会秩序,荀子之"礼"关注政治秩序,是为改造),主张隆礼尊君,从而奠定了中国文化政教合一的制度文化的基础。孟、荀对孔子仁-礼学说的发展,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形成外儒内法统治思想的两条主线,即外仁政,内礼法。董仲舒在中国社会政治发展实践中弥补了孟、荀对儒学发展的缺失。     

《老子》崇尚自然的价值取向

中国传统儒学的价值思想以道德为中心,以政治关系的谐和为标志,赋予价值关系以政治伦理内容。价值理想的道德化,是传统价值思想的重要倾向。与此同时,传统思想的另一流向是道家学说,它崇尚自然,将人类思考视野扩展到宇宙万物之间。老庄“法自然”的价值取向,正是作为儒、墨、法特别是儒家学说的对立面出现的。本文拟对“老子”崇尚自然的价值取向从认知、人格、审美三方面着以分析,并探讨其价值内涵、价值意向及价值境界在《老子》“法自然”的价值取向中的意义。     

学术发展史视野下的先秦黄老之学

黄老之学在理论结构上具有超越于百家学说之上的优势,这一优势来自于对百家之学特别是道、法、儒这三个最主要学派的基本理念的成功整合。黄老之学一改早期道家疏离政治的态度,转而积极地接近政治权力,并用道家哲理论证法治的主张,谋求富国强兵之道,在现实政治的领域为道家学派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黄老之学调和儒法,尝试在法治的框架下容纳儒家关于礼治和道德教化的思想,为荀学的形成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理论准备和思想经验。     

法与政治位阶之辩——袁世凯与宋教仁法政观之比较

民国初年是中国现代化的肇端,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思想在这里对抗和交融.袁世凯和宋教仁的思想代表了民初政治中两种扞格不入的法政观.二人思想冲突的根本在于二人对东西方政治传统认同迥异,尽管都以建设共和为目标,袁世凯坚持中国传统延续,宋教仁则受西方思想影响极深.二者在共和观念来源这个基本问题上就产生了分歧,以至于在法律与道德、法律与政治的关系认知上分道扬镳.袁世凯以道德为目标,法律为工具,政治在法律之上;而宋教仁认为政从法出,法的位阶高于政治.     

分期、分类与延伸:汉末社会批判思潮研究的细化与深化

汉末社会批判思潮代表人物生活的主要时代可分为东汉晚期和建安时期,前者仍为统一王朝,后者则是分裂割据,从前后两期代表人物关注的重心问题的变化可看出这种差异,而对同一问题的认识,后期比前期深入了许多.这是应对汉末社会批判思潮分期的理由.汉末社会批判思潮代表人物思想倾向的不同,是魏晋礼法和玄学的政治、学术思想形成的源头之一,此为应对代表人物分类的原因.从东汉晚期开始探讨的儒法关系等问题,对它们的争论一直延续到了曹魏早、中期,为了更完整地把握汉魏时期思想嬗演的轨迹,应将汉末社会批判思潮的时间段进行延伸.     

浅议王阳明对儒禅的融通——从其理想人格视角切入

王阳明与禅关系较为密切,对佛禅思想进行取舍融合,使儒禅深刻地交织在一起。如此,让他对人的发展、人格境界的追求问题有独特性,其理想人格并非仅是伦理品格的,还应有佛禅思想的一面,从而表现出了明显的非道德倾向,一种超越道德人伦世界的人格。因而,其理想人格具有二重性,是道德人格与非道德人格的统一。     

品识人才的一面镜鉴——读刘邵《人物志》

刘邵《人物志》是在汉末人物品评新潮中发展起来关于知人、用人的一部理论研究著作,它不仅涉及到人的资质、仪容、才能、性格,同时还反映出人的品评是由道德判断深化为既重道德判断又重才性容止鉴赏的探寻.其内容囊括哲学、道德、思想、政治兼容儒、道、法、名理诸家.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人才学著述,该书在影响中国封建社会人才品评价值走向的同时,近世又引起美国、日本等国的关注.     

儒、道、佛文化合流与元杂剧的道德观

元代既是一个种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异常激烈的朝代,也是一个礼乐崩溃和道德沦丧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何以杂剧勃兴?这实在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元杂副的勃兴,固然与元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历史有关,但也不可忽视产生于这一时代的作家的哲学思想、道德观念对杂剧作品思想内容的重大影响.元杂剧作家们既受先儒和朱儒思想的濡染,也受道、佛思想的影响,虽身处下层,却能上观社会的黑暗,因而反映到作品中的道德观念也就复杂起来,究其缘由,与儒、道、佛文化的合流不无渊源。     

陆贾新儒学“圣人”观探析

西汉初年重要的思想家、政论家陆贾在反秦，承秦，变秦的汉初国家政治学说铸造中，在君主权力论上主张“圣”即“君”、“君”即“圣”的“圣君”合一理论，使君主成为“圣化”的道德人格揩摸、思想文化“独断”者与政治军事的“独裁”者，以儒学“圣化”的道德人格与社会理论作为君主专制的工具，由此奠定以大一统君主专制为核心的内法外儒的汉代封建国家意识到封建政治学说，完成先秦儒、法诸家在汉代大一统时代的转变。     

多元通和:《白黑论》儒释关系思想新论

《白黑论》是探讨南北朝时期儒释关系的重要著作,它假设了代表儒家的"白学先生"与代表佛教的"黑学道人"。慧琳对白、黑二人的往复论辩各有肯定,并借由其相互辩驳分疏儒释二教义理,进而以"六度与五教并行,信顺与慈悲齐立"的调和观点融通二教,体现出其儒释关系思想的多样性与通和性。慧琳的儒释关系思想具有儒释互鉴的理论内涵与儒释共生的思想旨归,不是以儒为宗的"毁佛叛教",而是既提倡以儒家人文主义的道德义务论指引尘世道德修养,又主张以佛教形而上的空观构筑人的宗教信仰。由此,《白黑论》的儒释关系思想既弥补了当时儒家教化中形上世界观认识的不足,又为佛法信仰补充了人文主义的现实关怀,体现了儒释二教关系由分歧对立趋向融通调和的"多元通和"的思想特征。     

李泽厚的“两种道德论”述评

李泽厚有关伦理学的思想,是以"两种道德德论"的区分为中心、为主体的。李泽厚"两种道德论"的主题是受到了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一书的牵动而发展出的一个结果。这就从一开始决定了,"两德论"要解决的不是伦理学和个人道德问题,而是政治哲学和政治价值的问题。他的"两德论"在概念上区别了"宗教性道德"和"社会性道德",他所关注的是,现代的社会性道德如何确立,其基本思想是中国古代儒家把两种道德合二为一,现代社会必须把两者拆分,使现代社会性道德独立发展。由于他讲的现代社会性道德主要包含的是政治社会价值,所以两德论的趋向最后指向的是政治哲学的讨论,而不是真正的道德论。     

论汉初儒生的思想转向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当前学界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问题,这主要涉及儒学如何现代转换以适应现代社会,并融入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汉代儒生融合儒法的努力是可以给我们提供借鉴意义的。从理论上设计儒法合流的,主要是汉代那些儒生,但在不同时期又有不同的特点。汉初儒生的特点,在于思想上受荀学的影响较大,不少人还具有相当丰富的政治经验,所以他们有个从迂阔到务实的思想转向,但他们身处过渡的社会环境,所言大多就事论事,没能形成庞大精微的理论体系。     

论社会转型期思想道德现状及发展态势

社会转型时期道德生活领域中发生的变化,对青少年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表现在政治思想、价值取向、思想观念和个体道德的发展上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并在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中出现令人关注的发展态势。青少年道德教育正在发生重大变革,面临新的课题。     

关于法与道德关系的几点思考

法与道德的关系是中西法律思想家一直关注的问题。历史上的中西法律思想家对法律和道德的关系作了不少有益的探讨。在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吸收中外法律思想家有关法与道德关系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建构现代社会的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本文认为，德主法辅和德法并重都不适合我国依法治国的现实，只有法主德辅是我们的理性选择。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中重新认识道德与理性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需要再度思考"人与人的关系"和"人的行动"这两个具有根本性的问题,然而,这两个问题的破题则指向了道德与理性的关系问题。工业社会所实现的是理性的片面发展,因为科学理性、技术理性、工具理性的发展而把实践理性排斥到了边缘,以至于出现了道德在社会建构和社会治理建构中缺失的问题。我们经常提到的工业社会也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社会中几乎处处都存在着反伦理的问题,不仅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反伦理的行为,而且在学术研究中,甚至发明了诸如"社会资本"这样的反伦理概念。然而,20世纪后期以来,许多学者开始关注到了社会生活中道德作用潜滋暗长的状况,特别是在政治生活中,一些政治哲学家对道德需求、道德功能及其实际表现状况等进行了系统的思考。我们认为,关于道德与理性的关系需要在历史过程中去认识。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看到的是,人们将不再仅仅把道德作为一种社会规范,而是会自觉地建构道德生活形态。因而,理性与道德融合的境界也就到来的,以往关于理性与道德关系的所有讨论也都将失去意义。     

徒善不足以为政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和道德关系的法哲学探析

法和道德的关系不仅是一个重大的法哲学理论问题,也是关于社会控制模式选择的重大实践问题,因此备受人们关注.随着现代法治的确立,法与道德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也空前突出.晚近以来,自然法和实证法两大法学派关于法和道德关系进行了一场持久而深远的争辩.只有立足于这场辩论的焦点进行深入探析,进而透过争论的表层追寻问题的实质所在才是领会法与道德关系的锁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