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由古代西方历史理论说开去

古代西方历史理论是一份珍贵的史学遗产,于西方史学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为寻求黑格尔所说的"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的哲学意蕴,应从古代西方历史理论出发,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比较考察中,具体探讨古代西方历史理论与后世西方历史理论之联结、与古代中国历史理论之区分、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关联,进而显示中外史学这多彩多姿的一角。     

历史真理的三种形态

在历史学、历史哲学和元史学中，历史真理具有三种不同的形态。历史学的历史真理是陈述性的（事实性的），历史哲学的历史真理是思辨性的（理论性的），而元史学的历史真理则是意义性的（生命性的）。     

从文化视角看中国古代史学

从文化视角看中国古代史学许凌云一、中国古代史学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宝藏史学是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它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部门。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史学是一个古老而又发达的学科，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富有优良传统和民族特色。这是中国...     

贯通融会 纲举目张——读《中国古代史学史略》

<正> 陶懋炳教授撰写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略》(以下简称《史略》),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8712月出版。它的问世,必将对我国古代史学史的研究起推动作用。这部著作,有下述特色:一、宏观考察。作者对史学史的研究,重视宏观考察,他把中国古代史学的产生和发展、置于中国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和时代思潮中以及史学与文学、哲学等学科的联系中进行考察,同时注意将中国古代史学与世界主要国家的史学发展情况进行比照。这样     

试论中国古代的史学政策

在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领域，人们的重心大都集中在史学思想和史学编纂方面，而对更具有决定性的史学政策则缺乏充分的认识。一般说，史学政策是指统治集团对历史研究的总策略和总要求。史学政策不同于修史机构或史论制度，后者只是一个作用有限的学术性的官僚实体，而前者则是一种更为广泛的兼具思想规定和权力约束的政治一学术模式。史学政策不仅体现在修史机构的设置和史馆制度的程序上，而且更多地表现在皇帝和历史学家二者既相互利用又相互猜忌的微妙关系和复杂心态中，它对中国古代史学史的定向和史学文化的品格均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冯友兰与中国哲学史学

在当代学术领域，人们将探讨哲学史研究的理论称之为哲学史学。哲学史学不以纯哲学的形式建构其思想体系，而是在实际的哲学史研究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理论和原则。这样的哲学史学既可以为哲学史学科的建设提供理论根据，又能够转换成哲学史研究中实际的操作方法。这使得哲学史对于现实的哲学史研究具有双重的意义和价值。中国哲学史学是随着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独立与发展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当我们考察中国哲学史学形成的历史和现状时，不宜忽略冯友兰先生在这一领域中的工作和贡献。本文仅从中国哲学史学的角度，对冯友兰先生的学术贡献作一些…     

正本清源 天道绝对——张远山“新庄学工程”三书述评

＂道术将为天下裂＂实在是困惑中国学界已久的重大问题，不仅事关中国哲学的发展，而且事关中国哲学的建构。对＂真道＂或＂道术＂的正本清源，意义尤其重大。面对中国漫长历史的重重话语覆盖，去蔽存真不仅需要汉学与宋学的真功夫，还需要中国传统文史哲＂三合一＂的贯通能力，才能澄清＂大道废，有仁义＂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等基本问题。更为关键的是，实现中国哲学话语的体系性倒转，除了＂发明真相＂和＂自坚其说＂的艰苦努力之外，张远山更有＂庄周道术，终古不废＂的新义理重要阐发，亦即在此重新激活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基础上，重新建构中国当代哲学切实地基，就不再是件遥远的事情了。     

广东历史学会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范围、内容与分期问题的讨论

最近在广州举行的广东历史学会一九六二年年会期間,中国古代史組討論了中国史学史的范围、內容与分期等問題。与会者一致认为史学史的范围、內容应該包括历史哲学、历史編篡学、考据学、史料学、目录学等发展的历史,但是在史学史中,历史哲学与历史編纂学的关系与地位的看法上則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刘节教授认为,史学史应以历史編纂学为主,历史哲学为輔。史学史的任务在于把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史写出来;把历史学家的历史哲学介紹出来;把历史学在发展途中和其他科学的关系写出来。但是,史学史主要是闡述历史学的发展过程,如果以历史哲学为主,必然会拋弃很多应該讲的东西,并且容易与哲学史混淆不清。关系很密切,不能彼此割裂。如果有主次之分的話,那只能是就史观与史料学、目录学、考据学而言。陈千鈞教授认为,史学史的內容和研究对象,就是清理古代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史学部分,从紛繁复杂的现象中,找出一条史学发展的系统的綫索——规律来。史学史必须阐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为什么必然产生某一类型的史学著作和史学家;史学家所写出的史学著作必然脫离不开当时的政治以及史学本身发展的特点。史学史     

余英时的主客统一论

余英时认为史学是人文的,史学分为科学层次和哲学层次。在历史认识主体和客体关系上,余英时提出了史学的主客统一问题。他主张运用＂同情的了解＂来达到主客观的统一。在此基础上,他对历史解释和史德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中国与西方古代史学的异同及其理论启示

中国与西方的古代史学是世界两大最具活力、又独立发展的支脉。其共同的理念有:一是记史求真的史学价值观,二是对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中西古代史学最根本的区别是,中国具有西方所没有的制度化、组织化的官方史学。从这种比较研究中可概括出,古代史学内在的主要矛盾是历史记述的真实性与历史撰述的社会功用之间的矛盾,史学在这对矛盾的运动中发展并走向专业化,从而形成相对独立的历史学社会系统。     

20世纪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上)

一、概说在有着丰厚史学传统的古代中国，有关外国史地的记载在历史著作中屡见不鲜。而且其地理范围遍及亚非欧。但是，中国真正放眼世界，进而把他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活动纳入史学研究体系，则缘于近代中国对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强势文明的应战。尽管先觉者林则徐、魏源、梁廷■、徐继畲等在鸦片战争前后编著了《四洲志》（１８３９年编写但未能出版）、《海国图志》（１８４２年）、《海国四说》（１８４６年）和《瀛寰志略》（１８４８年）等一系列介绍世界史地和现状的图书，然而当以德国史学大师兰克为代表的西方史学界在撰写多卷本的世…     

哲学编史学与中国哲学史的写作问题

本文从历史、历史哲学、编史学和哲学编史学等基本概念的疏理入手,结合以罗蒂为代表的欧美哲学界关于哲学编史学问题的讨论,认为哲学编史学的学术结构可以分为哲学史学史、哲学史的认识论研究及哲学史的编史方法研究,其问题域应包括哲学编史学的一般问题以及局部或具体问题。在哲学编史学与中国哲学史的写作问题的关系之间应注意如何理解哲学和如何理解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观以及中国哲学史的写作、中国哲学史写作中的内史和外史相结合等问题。     

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古代的“身体哲学”？——张再林教授访谈录

一、中国古代哲学研究需要一种“范式”的转型 李重（西安交通大学哲学系2005级博士研究生，以下简称“李”）：张教授．您好!近年来您一直在进行中国古代身体哲学的研究，并且自2005年始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文．诸如《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古代宇宙论的身体性》《中国古代伦理学的身体性》《中国古代宗教观的身体性》《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哲学的历史》，     

论经世史学的渊源与形成

中国古代经世史学萌发于先秦的历史鉴戒思想与孔子的以史入世思想,至汉代正式形成。汉代经世史学的形成既与这个时期封建正统史学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又与这个时期经学研究中的经世致用思想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走上人文学科前沿的社会文化史

中国史学在传统文化中是一门包罗万象的学问,天文地理、文治武功、文采风流、生产经济、物性事理、修身节操,无不罗列其间。如果说古代西方学术以哲学为代表,中国就以史学最辉煌,因为史学在中国是最古老、最神圣、最受尊宠的学问。史官往往是宰相级的人物或最有威望的大学者。古希腊、罗马可以随时随地讨论学问,站在路边讲演,有众人围观,有的干脆就称为"广场哲学",而在中国论史讲道则要焚香、叩头、行大礼,主讲者端坐上方,聆听者毕     

论《史通》的学术思想渊源

《史通》的学术思想与理论成就，是在继承和发展过去学者的学术思想基础形成与取得的。儒学作为封建时代的正统思想，对史学思想生产了规范和限制作用；作为中国古代史学成熟与史学成为一家的标志，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对《史通》有着重要影响；王充《论衡》的批判哲学对《史通》批判史学在思想和方法论上都有极其明显的体现；在内容和撰述形式方面，刘勰《文心雕龙》十分深刻地影响到《史通》的理论成就。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发展轨迹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发展轨迹白云史学批评，是对史学实践活动及其理论形态的反思，包括对史学现象与史学思潮、史家与史著、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以及史学批评本身的反思与审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学术领域。本文旨...     

两种历史文本的界限与张力

第三种历史的哲学和第二种历史的哲学不是同一种哲学。第三种历史有它自己的哲学。第三种历史要求历史学家必须尽可能地超越史学而回归历史 ,与此相反 ,第二种历史则要求历史学家尽可能地独立于历史并超越历史。历史学的发展也许更多的需要一种内在的史学哲学 ,而不是那种外在的历史哲学。     

曾凡英教授简介

曾凡英，男，年月出生，四川自贡市人。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历196211983史学系，先后在地方党校和地方党委宣传部担任理论教员。年月调入自贡师19871专政史系从事中国古代史、中国历史文献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年至年19901991在四川省高师培训中心作进修学者，师从彭久松教授研究中国历史文献学；1992年破格晋升为历史学副教授；年至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作访问19961997学者，师从瞿林东教授研究中国史学史。年晋升为教授。2000曾凡英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中国历史文献学等课程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先后系统讲授过《中国古代史》《…     

论史料学、历史编纂学与历史哲学的关系

刘节先生在去年六月十四日《文汇报》发表了“谈史料学和史学史”一文,探讨了史料学、历史编纂学和历史哲学在史学史中的地位问题。刘先生在文中论述了史料学的内容,认为首先是史料的搜集,其次是史料搜集的方法,再次是史料的分类。看来史料学的内容只是史料的搜集和整理,至于史观与史料学的关系,在刘先生那儿好似根本不存在的。刘先生又认为清代乾嘉以后考据学大盛,这是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清代学者,从名物训诂、地理沿革等等方面,可以使事事皆合物理事理之实,而且历史考据学是为发现社会发展规律服务的。这里,刘先生又一次强调史料考订的作用,贬低史观的指导意义。我们要问:如果没有正确史观的指导,考证学也能发现社会发展规律吗?清代乾嘉的汉学家们发现了那几条规律呢?刘先生这个结论看来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刘先生又认为中国的历史哲学从司马迁以来,在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时期没什么进展,而历史编纂学则不断向前发展。因此,一部史学史应该以历史编纂学为主,历史哲学为辅。停滞的历史哲学产生了进步的历史编纂学,这同样是降低史观对历史编纂学的指导意义。刘先生的这些论点,是值得商榷的。本文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史料学的内容及其与史观的关系,第二部分论述历史编纂学的发展与史观的关系,第三部分论述中国古代历史哲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