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投资国的金融发展程度对其的影响可能是非常重要的。本文首先对金融发展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进行分析,然后利用2003—2012年中国27个省市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以贷款余额占地区GDP比重衡量的金融发展深度和以私人信贷比度量的信贷资金分配市场化程度都对中国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本文还验证了一些传统变量,如经济发展水平、贸易出口、吸引外资和储蓄水平对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     

福建对外直接投资对省内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

选取1988-2008年福建省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发展现状的相关数据建立模型,对福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走出去)与外商直接投资(引进来)对福建产业发展的作用进行实证分析和比较,数据分析表明:在投资效应方面,对外直接投资使产值发生的变动略大于外商直接投资,投资成效后来者居上,可能是由于对外直接投资近些年来投资的产业更具针对性,传导效应更显著;对外直接投资对三大产业均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第二产业发展尤其显著.总之,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福建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     

最低工资标准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影响与机制

探究最低工资标准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影响具有重要实践意义。文章合并CSMAR国泰安上市企业海外投资数据、317个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及城市统计数据,分别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金额和次数两个方面考察最低工资标准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影响及机制,并采用2SLS、系统GMM、DID等多种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主要结论: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促进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金额和投资次数;动态检验发现,最低工资标准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效应呈增长趋势;在异质性方面,最低工资标准对流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直接投资的促进效应更加显著,民营企业、东部地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作用同样较明显;机制方面,最低工资标准提高通过成本效应和生产率效应两条途径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金额和次数。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

根据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有关理论,实证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整体样本的结果表明:东道国的市场规模、资源禀赋和对外开放水平等对直接投资流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政治经济风险和文化联系的影响则不显著。样本分类后的实证表明: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投资布局的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别,具体表现在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寻求和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寻求。并提出优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布局的政策建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通过生产要素补缺效应、投资收益效应、边际产业转移效应和出口规模扩大效应来促进国内投资增加,本文根据1985～2008年我国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国内生产总值、及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年度数据,利用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格兰杰检验等方法,就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和度量。得出结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对国内投资的增加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此,本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与实证检验

伴随着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不断增强和"走出去"战略的逐步实施,中国已成为新兴的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地.本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与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并就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以此判断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所处的阶段及未来走势.     

中国企业FDI的区位选择及其投资绩效的实证研究

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正确与否取决于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区域分布对其投资绩效产生显著影响: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中国企业比在发达国家投资的企业其经营绩效更优,在发达国家投资的中国企业比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企业其市场价值表现愈佳。进而构建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模型,并提出中国企业可以将发展中国家作为提高经营绩效的投资区位重点,将发达国家作为提高市场价值的投资区位重点。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与区位选择

基于共建“一带一路”58个样本国的面板数据,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特征为逻辑起点,运用系统GMM回归法从动因层面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与区位选择,结果表明,市场寻求与效率寻求动因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而资源寻求动因的影响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不具有战略寻求动因。且不同区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具有异质性特征,如在独联体、中亚—西亚以及中南半岛等资源丰富的区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均具有资源寻求动因,而在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并不具有这一动因。制度因素的影响效应也存在区域异质性,如在中南半岛和孟中印缅两大经济走廊,政治制度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而在中亚—西亚经济走廊这一效应并不显著,说明该区域资源寻求动因的影响效应超过了制度层面的负向抑制效应。在制度质量较差区域的资源寻求动因,意味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能面临着较大的环境风险。因此,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转型升级,实施多元化区位选择战略,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应有之义。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负债水平关系研究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39个国家2009—2017年的面板数据,采用PVAR模型对沿线国家负债水平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沿线国家对中国直接投资、沿线国家人均GDP的相互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沿线国家人均GDP在开始时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并逐渐递减,长期看存在正向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降低沿线国家的负债水平有微弱影响,而沿线国家的历史负债对其自身的债务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冲击效应,其历史负债也会抑制中国对外投资并存在"滞后效应"。本结果有力地反击了国际上关于"一带一路"项目实施加重沿线国家负债水平的争论。     

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技术进步——基于动态效应的分析

对于后发优势国家,以对外直接投资为传导机制的新型逆向技术溢出对我国的技术进步吴有高度战略意义.本文采用状态空间模型和卡尔曼滤波方法进行分析,并加入与东道国的技术差距GAP,测度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动态影响,更进一步在重点时间区同(2003年后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急速增长)上细致地检验对外直接投资是否获取了理论上的逆向技术外溢,带动了国内技术升级.实证结果表明,自2003年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迅速增长,但其对国内技术进步之驱动作用反而降低.由此可见,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还缺乏引导,并没有达到量与质的统一.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环境区域差异与对策研究

长期以来,我国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发展极不平衡,这与各地区不同的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利用2007年的横截面数据,通过因子分析方法对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进行了比较分析.分析认为,我国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环境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是导致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在我国四大地区中,东部地区投资环境最好,中部地区居中,西部地区最差,东北地区内部投资环境差异最大.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投资与沿线国家企业升级

科学评估“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企业升级的影响，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与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以“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准自然实验，考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沿线东道国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显著提高沿线国家的企业生产率，尤其对“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与中国邻近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改善东道国基础设施水平和制度质量来实现。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政策启示。     

1991-2003台商大陆直接投资对台湾经济的影响研究

约从1980年代末期,台湾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了快速成长.近几年来,由于台湾制造业呈现萎缩迹象,加上失业率上升,一些人开始疑虑是否对外直接投资(特别是台商对中国大陆的投资)对台湾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本文利用普通最小平方法、辅以Hildreth-Lu程序,使用1991-2003每年的总体经济数据,探讨影响台商大陆投资和台湾经济成长率、失业率的决定因素.主要结果如下:第一、台币升值和台湾向大陆出口对台商大陆投资产生正面影响;第二、台商大陆投资有助于台湾经济成长,但对台湾制造业薪资产生抑遏作用;第三、民营企业对内投资对台湾经济成长和就业产生显著正面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国际收支：机理分析与尝试性检验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国际收支的影响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它既有资本运动本身带来的影响，也有非经济要素的影响。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出口带动效应和资本积累效应而改善母国国际收支状况；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又因初期的资金汇出、出口替代、反向进口以及海外企业利润再投资而恶化母国国际收支。就中国而言，对外直接投资改善了中国的国际收支状况。     

论反倾销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及其启示

反倾销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是一个在国际学术界逐渐引起关注的问题.本文首先建立了一个反倾销对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微观模型,并以美国提起的反倾销为例,对反倾销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从启示的角度对我国实施的反倾销行为所引发的反倾销跳脱对外直接投资问题提出了政策建议.     

基于FDI视角的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研究

通过计量方法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结构升级的贡献开始出现减弱的趋势,今后我国利用外资的水平应由数量向质量提高转变。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尚不明显,这并不是因为对外直接投资不能促进制造业结构升级,而是由于特定的条件导致其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还未能充分发挥出来。我国具备了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积极鼓励并扶持中国制造业走出去,是加速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有效途径。     

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增长效应来源：母国特性还是东道国特性？

已有研究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能带来积极的母国就业增长效应。那么它会受到其他因素影响吗?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产业就业增长效应为研究对象,显示母国特性与东道国特性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母国就业增长效应的重要因素。在建立理论分析模型的基础上,通过研究发现,从总体上看,无论是东道国特性还是母国特性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就业增长效应都有一定程度的削弱作用。而通过赛马测试的方法研究则发现,母国特性对高水平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就业增长效应有更大提升作用,但对低水平与较低水平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产业就业增长效应有削弱作用,而东道国特性更多的削弱了高水平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产业就业增长效应。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企业也将随之“走出去”,扩大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运用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理论并以IDP假说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所作的宏观分析和实践检验说明,中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负相关,目前并不是中国企业大举“走出去”的最好时机,断定中国会引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三次浪潮”,似乎为时尚早。我国政府可针对不同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采取导向性的措施和手段。     

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工资效应:一个文献综述

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对跨国公司母国及东道国的工资和就业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各国经济学者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的工资与就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是否提高了东道国的工资并对东道国的就业存在积极的影响;以及随着东道国工资的提高,跨国公司的投资是否会再转移到工资水平更低的国家和地区.本文将从这三个方面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工资效应进行综述.     

对外投资、转移产能过剩与结构升级

利用灰色关联模型验证中国各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各行业的产业结构的调整效应。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中国各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转移国内过剩产能、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增加产业内贸易量等目的,但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仍有诸多不合理之处,作用效果有限,仍需要政府引导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与政府结构调整的宏观政策目标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