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的天文历算成就及其影响

黄宗羲及其清代浙东学派,以经史之学特别是史学称著于世,这与其研治并力倡科学是分不开的.黄宗羲在科学上也涉猎极广,特别是天文历算成就相当突出.本文首次对黄宗羲的天文历算成就及其影响进行深入的发掘,并探讨了其天文历算造诣在其经史之学中的具体应用.     

黄宗羲的史学特征

黄宗羲与顾炎武、王夫之同为清初史学大家。黄宗羲治史幼承家学，转益多师，功力深厚，气魄宏大，时人称其"治学如大禹导山导水，脉络分明。"①与顾炎武治史长于考证，王夫之治史侧重议论相比较，黄宗羲的史学则有诸体兼长、史论合壁的鲜明特征。　　　　　　　　　　　一中国古代史学源远流长，但自编年、纪传、纪事等主要史学体裁问世后，历代史学家们陈陈相因，罕有创新，隋唐后因官撰正史成风，部分史学家甚至株守纪传一体，沾沾自诩。黄宗羲认为各种史学体裁都有其存在价值，以编年、纪传、纪事体而言，彼此之间即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论黄宗羲的史学思想及其影响

论黄宗羲的史学思想及其影响楼毅生黄宗羲（１６１０－１６９５），字太冲，号南雷，又号梨洲，浙江余姚人，明末清初影响较大的思想家和学者之一，其著作共有６５种，１３００余卷①，包括了经史、典制、天文、地理、音律、文学诸方面，其中成就最大的是史学，梁启超曾称...     

试论蒋廷黻的史学思想

蒋廷黻是中华民国时期公认的中国近代外交史专家，学术成就斐然，史学界迄今仍受其影响。其史学思想内容主要有对史料的重视、注重史事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运用新的研究观念及注重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史学实践主要是在南开和清华时期的教学活动等。蒋廷黻后来虽然走上从政的道路，但这些丝毫不影响他成为中国近代著名的史学家之一。     

龚自珍史学理论述评

本文所要揭示的是一位生活在鸦片战争前后的风云人物——龚自珍的史学理论,其中有思想火花,亦有陈旧观点,对我们今天自然会有一定的鉴戒意义的。 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 明清时期,空谈义理性命,耻言经济事功的理学一直占据着人们的思想,传统的历史学开始出现危机。黄宗羲曾深有感慨地指出:“自科举之学盛,而史学遂废。昔蔡京、蔡卞当国,欲绝灭史学,即《资治通鉴》板亦议毁之,然而不能。今未尝有史学之禁,而读史者顾无其人,由是而叹人才之日下也。”明清之际一度出现的由黄宗羲、顾炎武等倡导的     

清高宗与章学诚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透视清朝"盛世"史学的价值取向

清高宗与章学诚同生活于传统文化大总结的时代,各自对史学理论多有探讨,分别是官方和私家对传统史学思想总结的代表者。将二人的史学见解予以比较,很有学术意义。他们的具体史学主张各有特色,而在大的原则问题上极其近似,这可以透视出清代"盛世"史学的价值取向,即贯彻纲常伦理准则、官方主导方向、提倡经世致用宗旨。清高宗与章学诚都善于在已经陈旧的史学体系中,提出翻新花样的设想,当时堪称创新,而从长时段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实为加固了传统史学的旧有轨道。因此,当时无论官方还是私家对史学思想的总结,不仅没有带来史学体系的嬗变和突破,反而更严格地束缚于传统政治文化的躯壳之内,其负面作用不容忽视。     

晚清"经世文编"现象研究

“经世文编”现象是晚清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经世文编”现象的出现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化的结果,是近代中国经世致用思想发展的产物。“经世文编”现象的出现,是史学经世的具体例证,不仅为清代历史特别是晚清历史研究提供了庞大而密集的史料群,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而且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促进了史学的发展。     

五四前后新历史考证学兴起原因初探

五四时期新历史考证学兴起并发展起来。新历史考证学继承了清代考证学的优良传统。在史学摆脱了经学思想和义例的束缚后 ,旨在沟通中西的“科学方法”的提倡 ,辅以“求真”的观念和新史料的支持 ,新历史考证学成为 2 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的主流。     

邵晋涵与宋史研究

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邵晋涵对宋史研究做出过重要贡献却鲜为人知。他致力于重撰《宋史》，考证了大量宋史研究史料，清理宋史著作，为重撰《宋史》做了艰苦细致的准备工作。邵晋涵主张修史要有明确的史学宗旨，应褒扬士大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精神，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主张南北宋资料、著述比例要力求协调，应加强南宋史研究。其史学理论和实践探索对今天的宋史研究依然有借鉴意义     

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现实启示

在中国史学的现代化过程中，傅斯年所提倡的实证主义史学思想的影响与贡献尤大。这种实证主义史学，一方面是对西方相应的史学思潮的回应，另一方面是对本土主要是清代考据学实事求是传统的继承。它在今日不仅对抵制史学中的玄学化倾向仍有助益之处，而且从世界史学发展的总趋势看，它自产生之日始就揭示的求真求实的科学化宗旨，终将代表着史学发展的主导方向     

王称和他的《东都事略》——献给先师90诞辰

本文对王称和他的著作《东都事略》进行了研究,指出《东都事略》确为王称所撰,有三大值得称赞的特点;其史料价值很高,是有特色的史籍。作者还对王称的史学思想进行了探讨,分析宋代及其后对王称及其书的评价,认为应充分肯定王称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何炳松史学思想析论

何炳松是曾与梁启超齐名的史学家。他致力于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建设与发展 ,形成较为系统的史学思想 ,其核心是建立在进化史观基础上的总体史观 ,主张从宏观联系的角度研究历史。因此他对通史 (指西方的综合史 )极其推崇 ,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他虽重通史著作 ,但不偏废史料 ,在史料学和编纂学上有许多具体建议。他强调史学的社会价值 ,要求史学求真与致用相统一。这些思想继承前辈 ,启发后人 ,在 2 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产生了一定影响     

黄宗羲诗学中的性情论及其心学内涵

作为清代浙东学术的开创者,黄宗羲诗学中的“性情”论尤为突出。黄宗羲诗学中的“性情”论具有丰富而深刻的理论内涵,并富有时代性。黄宗羲提出的一些重要的诗学命题诸如“情至之情”和“不及情之情”、“一时之性情”和“万古之性情”、“各自成家”等以个体的“性情”的优先和真为中心,构成了统一而严密的理论体系。黄宗羲诗学思想的底蕴则在其哲学思想和学术理念之中。     

论崔述的古史新说及其价值观

清代,是中国传统史学久远行程的最后阶段.一方面是相对停滞,旧史学进一步暴露出其因袭的惰性,如作为封建社会“正史”的纪传体史书,此时增加了一部《明史》,完全袭用以往的体例格局、封建气味十足;典制体史书继“三通”之后,又增加了“续三通”和“清三通”,陈陈相困,毫无创造.另一方面,史学却又酝酿着更新,如清初杰出学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的著作在历史思想上闪耀出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异彩,以及乾嘉时期史学方法的趋向严密.前者,反映出封建社会后期衰老文化的特点,比较明显.后者,是转折时期行将到来以前酝酿滋长的因素,处在演进过程的深层,以往深     

论史料学、历史编纂学与历史哲学的关系

刘节先生在去年六月十四日《文汇报》发表了“谈史料学和史学史”一文,探讨了史料学、历史编纂学和历史哲学在史学史中的地位问题。刘先生在文中论述了史料学的内容,认为首先是史料的搜集,其次是史料搜集的方法,再次是史料的分类。看来史料学的内容只是史料的搜集和整理,至于史观与史料学的关系,在刘先生那儿好似根本不存在的。刘先生又认为清代乾嘉以后考据学大盛,这是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清代学者,从名物训诂、地理沿革等等方面,可以使事事皆合物理事理之实,而且历史考据学是为发现社会发展规律服务的。这里,刘先生又一次强调史料考订的作用,贬低史观的指导意义。我们要问:如果没有正确史观的指导,考证学也能发现社会发展规律吗?清代乾嘉的汉学家们发现了那几条规律呢?刘先生这个结论看来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刘先生又认为中国的历史哲学从司马迁以来,在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时期没什么进展,而历史编纂学则不断向前发展。因此,一部史学史应该以历史编纂学为主,历史哲学为辅。停滞的历史哲学产生了进步的历史编纂学,这同样是降低史观对历史编纂学的指导意义。刘先生的这些论点,是值得商榷的。本文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史料学的内容及其与史观的关系,第二部分论述历史编纂学的发展与史观的关系,第三部分论述中国古代历史哲学的发展。     

思想史的现代策略：论福柯、斯金纳、徐复观之同异

现代史学的两项基础，即史料考证编纂方法与历史因果解释，已备受后现代史学质疑。福柯的谱系学与斯金纳、徐复观的思想史在这种语境下兴起，其均对历史稳定结构、观念与叙事的连贯性提出质疑。三者的核心手法主要有两点：首先，将权力和政治引入思想分析，注重讨论具体时空中话语、政治、行动的关系；其次，将以往连续性的学术史叙述解构为不同情境下的政治行动。由此其呈现概念本身的断裂性，以古代的知识作为现代的参照，挖掘断裂的历史面来批判现实。但是福柯与斯金纳、徐复观仍有区分，福柯注重权力的策略、网络、机制，而后两者的思想史则继承现代史学的史料分析手法，对作者主体性怀有敬重，且徐复观的经史之学更有助于纾解后现代的困境。     

评李凤飞主编的《东北边疆史料学》

说"史学就是史料学"未免失之偏颇.但史料对史学而言,的确异常重要.史料是史学的基础,没有史料便不可能有史学.俗话说得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史料与史学的关系,就像生米与熟饭的关系一样.正因为如此,史料学始终是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任务在于搜集、整理、鉴别和评价史料,为史学研究服务.     

汉宋分野视域下傅斯年与严耕望史料观的离合

傅斯年与严耕望均强调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并将史料的原始程度视为史料价值的评判标准，谨慎运用消极史料。但在史料扩充上两人却存在着巨大分歧：傅斯年要求随时随地寻找新史料，并将其视作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严耕望则突出史家个人“史识”的地位，主张从基本史料中推陈出新。史料观的离合，反映的是史语所第一、二代学者间的变与不变。不变的原因在于作为“新汉学”典范的史语所，学术风格和旨趣有其连贯性；嬗变的原因与严耕望学术身份的双重性有关，其史料观出入于汉宋之间，兼采众长。     

邵晋涵与《史记辑评》

邵晋涵是清代浙东史学的后起之秀,也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经史学家。他在明代邓以讚《史记辑评》本的基础上,著成《史记辑评》,形成了丰富的史学批评思想,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赵翼诗文中的中外交流史料考论

赵翼是清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诗人。正是由于此,世上对其的关注往往只是其史学及诗文内容。事实上,作为一名生活在中西文化交流频繁的时代,拥有在中西文化交流地生活经历,又是比较有头脑的知识分子,赵翼在其诗文里也表露了他对西方文明的关注,体现了他是一位深具广阔的胸襟、多元开放的文化心态以及初具世界意识的儒家知识分子;同时更是透露出中外交流中的一些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