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龙树《中论》的中观思想及对藏传佛教的影响

通过阐述龙树《中论》的中观思想，说明中观正见是龙树在总结小乘佛学成果的基础上，在对当时外道异端邪说和小乘部派佛教偏见破斥的过程中形成的大乘佛教哲学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大乘佛教中观学派后来发展的理论根基，并阐述了龙树中观哲学对其后大乘佛教发展和对藏传佛教发展产生的影响。     

方东美论中国大乘佛学与道家哲学智慧

方东美认为,华严宗以其“理事圆融”的本体论和“内具圣德”的人性论,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大乘佛家的哲学智慧。这种智慧,是来自印度的佛学思想与中国哲学相结合的产物。他肯定了道家哲学和儒家哲学对中国大乘佛学的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但他更多地作出论述的,是中国大乘佛学在其形成阶段所受道家哲学的影响。他认为当佛教传人中国之后,正值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导致的儒家思想衰退、道家思想复兴时期,因此外来的佛学主要是在道家思想影响之下而形成高度哲学智慧的。这种对于儒家与道家在魏晋思想界不同地位的看法,再次表明了方东美在学术文化上反对卫儒家之“道统”的基本态度。     

佛学研究中的"宗教"与"哲学"——以《肇论》为例

《肇论》研究中的种种争论根源于对"宗教"与"哲学"及其相互关系的不同理解。从魏晋时期佛教的发展与玄佛关系、僧肇本人的学术经历与思想发展、《肇论》文本及后世影响等三方面来把握《肇论》的宗教性与哲学性,能够实现对《肇论》的整体性理解。《肇论》中的"宗教"与"哲学"共同支撑起僧肇的佛学理论体系,直接反映了佛教中国化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适应性和调和性,也促使我们反思当前学术研究中的西方模式化倾向。     

中国佛学心性和谐思想要论

心性和谐思想是中国佛学和谐思想的核心内容.中国佛学心性和谐思想具有融合中印佛教心性思想的特征,它突出发展了印度大乘佛教的智慧解脱思想,相对于印度佛教而言,具有关注现实人生、现实人心、现实之用的特征.中国佛学心性和谐思想体现在修行观上、心性本体论和境界论上,具有将心性和谐推展到现实人生,将内在精神和谐与应对世间智慧相结合的特征.研究中国佛学心性和谐思想对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促进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追本溯源 去伪存真——评《三论宗源流考》

三论宗是中国佛教史上最早产生的宗派之一，因以专弘般若三论──种论》、《百论》和计二门论》而得名。其教义主要表现在“二谛”、“八不”和“中道实相”三大方面。从印度佛教发展史来看，大乘思想的出现，尤其是般若类经典的出现，是佛教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转折点。这种主张“一切皆空”的理论，最初是为破小乘指派中执实执有思想而产生的，后至公元二、三世纪，被龙树、提婆发展为“非有非无，不着两边”的中观学派（中国学者称之为空宗），从而使大乘佛教步入成熟形态。而在中国佛教史上，般苦类经典则是最早译入的佛教经典之一，也是…     

论中国禅宗的缘起与嬗变

在中国大乘佛教中，禅宗最具有中国特色，它不像其他中国大乘佛教宗派那样有直接明确崇奉的印度佛教流派或经典，如三论宗对中观派，唯识宗对瑜伽行派，天台宗对《法华经》，华严宗对《华严经》等，而主要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以民族的自信自觉为基础。又由于自唐代会昌法难之后，直至明清，中国大江南北的佛教寺院多归属禅门，禅宗在佛教界占据了主要地位，成为中国佛教史上流传最久、最广，影响最深、最大的宗派，以至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和代表。因此，探讨中国禅宗缘起与嬗变的方式和特点，对于佛教如何中国化以及佛教如何最终成为中…     

《坛经》的人间佛教思想及其理论特色

创立于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土后,在同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文化的相互冲突与相互交融中,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的民族宗教。中国佛教有许多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特点,入世化、人生化成为其最重要的特色之一,这在禅宗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典型。禅宗的根本经典《坛经》的人间佛教思想既继承了佛陀创教的本怀,又结合中国传统固有的思想文化,在满足中土社会大众需要的过程中,发扬光大了入世救度众生的大乘佛教精神,其所提倡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是印度佛教的出世精神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的特殊体现。《坛经》的心性本体论同时也是人性论,其透过心性论所表达的对无相、无念、无住的人的清净本性亦即人生实践主体的肯定,为人生展现了全新的生命意义。《坛经》的人间佛教思想奠基了中国禅宗人间佛教的基本特色,也为近现代以来的人间佛教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思想基础。     

智慧、无明与时间

在印度和中国的古代思想中,智慧与无明有着某种内在联系。所以应该区别两种无明,一种是智慧的反面,另一种则是意义及存在的不自觉的生成。这后一种无明会以原本时间——它既不同于物理时间,又不同于心理时间——的方式,将终极实在展示或幻化为一个现象世界。古印度的《吠陀》、《奥义书》和佛教波若中观学说中,都有相关的表述;而中国古代的先秦道家、儒家,特别是古老的《周易》中更是充溢着时义,因为它们都否认自身独立的终极实在和与黑暗不相关的智慧光明。印度的大乘佛教,特别是波若中观学说和如来藏心识说,之所以能够成功地进入中华哲理思想,并发展出新形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们具有原本时间的意识,让中国佛教徒能够与之产生思想深处的共鸣。     

石峻的佛教观论纲

在石峻的学术生涯中,佛教是其研究的十分重要领域。石峻的佛教观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从时代背景来看,佛教观是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产物;从学术渊源来看,石峻的佛教观受到其师汤用彤的影响;从主体条件来看,与石峻个人的努力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是密不可分的。石峻认为佛教的产生是古代印度僧侣阶层压迫欺骗人民的产物;佛教在印度的传播经历了原始佛教时期、部派佛教时期、大乘佛教时期、密宗佛教时期共四个阶段,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也经历了从汉代到魏晋、隋唐、宋明清时期的传播发展,最终形成了新时期的佛教观;佛教的基本结构论包括佛教的创始人、基本教义与基本思想等,本质特征是宗教,功能是赞助王化与维系人心。石峻在佛教研究领域的主要贡献是中印佛教的比较研究以及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同时也研究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传统玄学的关系以及隋唐时期佛教宗派的形成原因和特点。此外,石峻还特别注重对《肇论》的研究。石峻提出的从整个宗教的研究背景去研究佛教的方法对我们研究佛教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坛经》般若思想初探

般若思想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理论基础 ,通过般若的“空”观、“中道”观以及“无差别”观等几个方面 ,对禅宗的要典《坛经》进行剖析 ,说明最具中国化特色的佛教宗派———禅宗虽然与印度佛教有着不可分的渊源关系 ,但也有结合中土儒道两家思想对佛教的革新化改造     

道安的般若思想与"毗昙"--理解佛教中国化的一个维度

汉地佛教主要是大乘佛教,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及与此相应的伦理观念背景,小乘佛教在汉地无法形成气候.但是,笔者认为,小乘佛学,尤其是说一切有部的"阿毗达摩"即"毗昙"之学对中国佛学、佛教的影响至为深远,有必要对小乘佛学对中土大乘佛学的潜隐的作用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本文以东晋道安的般若思想与"毗昙"的关系作初步考察,指出毗昙对道安的般若思想的影响,以此为个案,作为理解佛教中国化的一个新的视角.     

体用与性相--略论熊十力哲学对佛教唯识学的继承与改造

熊十力哲学是通过对大乘佛学的独特诠释建立起来的.这种诠释的根本特点,就是以体用解释性相.对于大乘佛学来说,性相问题是最根本的理论问题.无论是大乘的空宗还是有宗,都是从存在论的"真"、"妄"分别的立场来说明法性、法相及其相互关系的.但华夏文化传统是以体用-元为其基本思想构架,故中国佛教的主要流派往往也把这作为诠解印度大乘佛学的出发点.这种诠解必然包含了一种思想语境的转移.故空有二宗的理论在传入中国后,都被融入如来藏思想的系统之中了.熊十力哲学对佛教唯识学的阐发,也是以体用一元为出发点的.熊氏的体用论是一种生存论的体用哲学,它主要来自于<易传>,实际上是以易解佛,同时也是以佛解易.这种解释实质上是把问题从存在论转移到生存论领域.     

一个极具特色的佛教真理论──智的七种二谛说和三谛圆融说

智对二谛提出了特殊的见解，与“化法四教”相结合，以说明“四教”的接引贯通关系，是佛教真理观的新创造。其三谛圆融说自觉地发展了大乘中观的真理观，这是中国佛教真理论的一次重大转型，也是智对佛教思想中国化所作出的创造性贡献。     

国内佛教研究动态

今年二月份,在云南昆明召开了全国宗教学研究规划会议。来自全国各地的佛教研究工作者代表有三十余人。会议期间宣读了有关佛教研究的学术论文四篇(季羡林:《大乘佛教的起源问题》,蔡尚思:《中国佛学和儒法两家完全一致的根本思想——三纲主义等级特权思想》,方国瑜:《云南佛     

汉传佛教的思想特质及其当代走向

汉传佛教是当今世界佛教最重要的一个分支,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历史上的汉地佛教,之所以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地普遍选择大乘佛教,盖因大乘佛教注重利他济世、强调慈悲普度的精神,较诸小乘佛教注重自利、强调自我解脱更能适应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可以说,注重利生济世的大乘菩萨道精神和强调心性、注重现实人生的禅宗思想,确实是汉传佛教的思想特质之所在.汉传佛教(特别是禅宗)受中土主流意识形态之儒家思想影响之大,在融会、吸收儒家思想方面之成功,甚至在整个人类文化发展史上都堪称典范.近现代发展起来的“人间佛教”,继承和发扬了禅宗注重现实人生的传统,太虚大师对于佛教的改革,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把传统佛教的注重“佛本”变成注重“人本”.     

僧肇的"物不迁论"与文化交流的意义

僧肇的"物不迁论"从大乘佛教的立场探讨了哲学上的动静关系,为魏晋时期玄学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展示了一个思考和观察问题的新视角和新方法,推动了魏晋玄学向隋唐佛学的发展.同时,僧肇借助于汉语系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为印度学说找到了一块立足之地.因此,中外文化交流和融合表明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能够为思想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多元化的可能性和"再造辉煌"的条件.     

一位朝鲜古代诗僧的故事

朝鲜古代诗僧“慧超”，是朝鲜三国时代的新罗人。他到中国和印度学习佛学知识，游历了当时印度的东西南北中五天竺，走遍了当时印度的佛教圣地，他在从印度到中国长安一路上还考察了伊朗、叙利亚、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写了一部《慧超五天竺国传》一书。他是一位献身佛教事业的学者、旅行家，也是一位诗人。     

僧肇《般若无知论》简析

僧肇是魏晋时期一位重要的佛学家。他的主要著作是《肇论》,言简意赅,其佛学理论水平达到了较为精巧圆滑的程度。现在仅就其中的《般若无知论》略作分析。一、《般若无知论》的主旨《般若无知论》在《肇论》中有相对独立的地位。《物不迁论》、《不真空论》所论证的是万物不动,世界虚无。《般若无知论》则是论证“般若”即佛教最高的智慧,为无所知、无所见。《高僧传》说,僧肇随鸠摩罗什之后“所悟益多”,他所著《般若无知论》,深受鸠摩罗什的称赞,曾誉为“解空第一”。高僧慧远也叹为“未尝有也”。可见,此论具     

汉、藏佛教演进路向之比较——兼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法论原则对当代和谐社会建设的启迪意义

中国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共同体现了北传佛教的一般性特征,即以大乘佛教教义与经典的弘传为主,注重对佛法大义的领悟与发挥.但由于所面临的文化际遇及所处文化势位的差异,二者选择了不同的演进路向,并由此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理论形态与组织结构特征.就整体思维特征而言,汉、藏两系佛教分别对印度佛教采取了不同的提问方式及继承发展模式.简言之,汉传佛教重佛之“心”,由“心”而立“法”;藏传佛教重佛之“法”,由“法”而明“心”.由此,汉传佛教形成了重圆顿、重简捷、重灵活性的修持理念与教化风格,而藏传佛教则形成了重传承、重次第、重体系的教法特色.当前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有着重要的传统文化思想底蕴,同时,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进历程及其理论精髓对于中国当代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论僧肇“空”的视野下的宇宙人生

僧肇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推动佛学中国化过程中的重要人物之一。他运用大乘佛学中道空观的方法,批驳了魏晋以来玄学对有无关系的解释,以及受玄学影响的佛教内部各派对佛学“空”观的误解,继而以“空”来观照宇宙人生,建构了体用一如、境界工夫合一的中国化的佛教哲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