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观念的工具理性与我国人权外交的合理选择

人权是一种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权利。人权外交也是人类在国际社会追求普遍道德原则的结果。但是,在人权外交领域,由于各国历史背景、经济文化、社会制度不同产生了诸多人权问题。中国在选择人权外交时应遵循国际法准则和国际社会公认的人权公约并以此为标准,在国际社会提倡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人权冲突、化解人权危机,反对以人权为工具的“新干涉主义”行为。     

美国新干涉主义的特定历史背景

美国新干涉主义是后冷战的产物。冷战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新变化为美国国家利益实现的新方式——新干涉主义提供了特有的背景。国际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蘅、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依存度的增加、非国家行为体——尤其是跨国公司发展,构成新干涉的基本历史背景面。     

美国新干涉主义的特定历史背景

美国新干涉主义是后冷战的产物.冷战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新变化为美国国家利益实现的新方式--新干涉主义提供了特有的背景.国际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蘅、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依存度的增加、非国家行为体--尤其是跨国公司发展,构成新干涉的基本历史背景面.     

从孤立主义到新孤立主义--论美国保守派的主流外交思潮在冷战后的发展与前景

新孤立主义是美国外交史上孤立主义思潮的再发展，两者都有明显的保守倾向。新孤立主义的兴起与美国外交传统和冷战后的现实状况有关，它主张对美国外交重新定位，修改全球干涉主义的原有思路。但这与业已巩固的美国主流外交政策价值取向相背离，因此并未对冷战后的美国外交产生重大的影响，其发展前景黯淡。但由于外交思维的惯性，它仍会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存在。     

浅析"新现实主义"主导下奥巴马政府的对台政策

美国奥巴马政府摒弃了小布什时期"单边主义"的傲慢和蛮干,其外交政策奉行"新现实主义",力求以对话和协商的姿态解决国际争端、消弭外交裂痕,以赢取多方合作,共同击退国际经济、金融、安全危机,重新确立美国在全球独尊的领导地位.在中关战略盟友关系日益紧密的情况下,奥巴马政府不会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发生正面冲撞,但出于美国传统利益以及制衡中国的考虑,奥巴马政府会始终保留着掣肘中国的潜在手段.     

论贸易干涉主义与主权平等

贸易干涉主义不是一个简单的贸易问题,而是国家利用贸易手段推行其政策,以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贸易干涉主义还直接关系到国际法上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国家主权问题。从法理上说,国家主权是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处理内政、外交的资格和能力.主权的实现程度往往受制于国家的实力。贸易干涉主义恰好说明了主权的这种性质。在贸易干涉主义普遍存在的当今国际社会,主权平等还只是一个神话。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外交新动向

在国际格局与秩序出现新变化背景下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推进国际经济合作、扩大国际影响的重大战略规划,其目的是在遵循现行国际体系框架的前提下,以蓝海思维实施对外战略,力争在大国博弈中占据先手。"一带一路"倡议是近年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践行中国方案、积极供应国际公共产品的典型案例,反映了中国外交更加主动、视野更为开阔、战略组合更为丰富的发展新趋势,表明中国外交正在逐步迈入强国外交阶段。     

北洋政府"维持外交"论析

北洋政府前期实行"维持外交",基本因袭晚清在外交路线上的旧传统,奉行"委曲求全"、"息事宁人"的外交指导思想,采取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传统的"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其实质就是一种"妥协"外交.这一外交策略的实行,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根源,对其后的外交政策也有重要影响.要客观公正的评价北洋政府前期的"维持外交".     

试论北洋军阀政府前期的"维持外交"

北洋军阀政府前期实行"维持外交",基本因袭晚清在外交路线上的旧传统,奉行"委曲求全"、"息事宁人"的外交指导思想,采取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传统的"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其实质就是一种"妥协"外交.这一外交策略的实行,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根源,对其后的外交政策也有重要影响.要客观公正的评价北洋政府前期的"维持外交".     

美国例外论与美国外交政策

美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塑造了美国外交的特性,形成美国独特的外交风格。美国例外的思想使美国人在处理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时有一种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赋予美国外交浓厚的理想主义的色彩;同时例外论隐含的自以为是、傲慢自大和伪善也刺激了美国外交中的干涉主义,在导致其外交屡屡失败的同时,也给国际社会和其他国家带来了灾难。     

“三个世界”理论与中国外交的转型——兼论邓小平对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三个世界”理论是中国外交理念的重大转折 ,也是中国外交政策转型的开始。邓小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 ,从而实现了中国外交的彻底转型。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是对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继承和创新     

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政治考量与时代价值

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萌芽于20世纪40、50年代"一个中间地带"思想,雏形于60年代的"两个中间地带"思想,正式形成于70年代初期。毛泽东以国家利益与主权诉求为逻辑原点,以矛盾对立统一论为哲学基石,以冷战时代背景为历史平台,以反对霸权主义为主要外交方略,形成了著名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作为中国外交战略和国际关系理论的标志性成果,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具有十分特殊的时代价值,特别是在国际伦理与正义原则、话语权与国家形象、安全机制与战略伙伴关系、相互依存与文化超越等领域形成的理念和原则,是值得我们倍加珍视的宝贵的思想资源。     

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政策研究——以“泗水事件”为中心的考察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政体,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具有标志性的意义.然而,相较于辛亥革命的轰轰烈烈和军阀混战的惊心动魄,这一仅存在了92天的政府由于自身的脆弱性和过渡性而被人们忽视了.就外交而言,学者们也往往习惯性地将其称作是近代化的开端,或以“和平外交”之言概之,而甚少围绕具体事件进行详细地分析.这也使人们相对地忽视了政权交替之际、内忧外患之间政局的复杂性和代表意义.在纪念中国共和政体百年之际,本文围绕新出版的《南京临时政府遗存珍档》中关于泗水事件的新史料,通过对事件本身的完整呈现,积极探讨南京临时政府在处理事件中的外交政策与外交技巧、外交行为与现实的矛盾,并通过此种分析来揭示中国近代外交与民初政局以及国际政治的互动关系.     

论国民政府“苦撑待变”外交战略

"苦撑待变"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的抗日外交战略.一般认为,该战略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提出的,其特征是消极待援.本文认为,"苦撑待变"战略是在全面抗战前数年就产生的.它的提出是国民政府对中国国情与国际地位、对日本侵略野心和国际形势演变趋势正确判断的必然产物.中国政府为实施这一外交战略,进行了积极的外交活动,这主要表现在进行舆论宣传、努力争取外援、呼吁制裁侵略及反对妥协和倡议反侵略国家进行合作等方面."苦撑待变"的实质是积极促进国际形势朝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演变,而非一味消极待变.苦撑待变战略的实施,使中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促成了国际形势的演变,因而是成功的外交战略.     

孟荀王霸思想研究——兼评中美外交战略

王霸之说是先秦诸子在诸侯争霸背景下提出的政治概念,其中以孟荀的王霸思想对后世的借鉴意义之巨大、影响之深远著称;中国和美国分别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无论是在历史文化根源还是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方面,都有较大的区别,因此也造就了两国奉行不同的外交战略和价值观。将历史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方法运用到孟荀王霸思想的分析与研究中,兼评中国"王道"外交战略与美国"霸道"外交战略,是总结当今时代中国外交战略的现实启示的重要途径。     

论“一边倒”政策的历史局限性

国际体系力量的分配、对比以及大国关系的战略态势是一个国家判断国家利益、制定外交政策的首要依据,而判定一项外交政策的正确与否只有一个标准,即其所追求的国家利益是否限定在国家力量所及的范围内,是否维护了国家利益,特别是国家的长期利益。从二战后的总体形势来看,中国奉行的"一边倒"政策并不符合中国长远利益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秩序理论的发展与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适应国际关系的重大变化与调整,中国国际秩序外交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根据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问题。冷战结束后,适应世界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中国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积极倡导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进入21世纪,中国和世界的发展正处于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中国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集体作出了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抉择,提出了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崇高目标。建设和谐世界是中国国际秩序外交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它源于中国传统的思想智慧,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选择,成为中国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基本理念和发展目标。     

论印度在朝鲜战争中的外交活动及其影响

印度独立后,出于国内国际形势的需要,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确保印国家安全成为最重要的对外目标,不结盟成为印度对外政策的基本准则。朝鲜战争爆发后,印度利用自己的中立地位,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斡旋,力求防止战争升级和扩大,为朝鲜战争停战作出了有益的作用。印度在战争中的表现扩大了印度在亚非国家的影响,使不结盟成为亚非国家的共识,对20世纪50年代印度的对外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限于自身实力,印度在某些问题上屈从于美国的压力,并未做到完全的＂中立＂。     

20世纪中国参与中东事务的伊斯兰因素

中国有2000万穆斯林,而中东则是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地区,伊斯兰因素因之对中国参与中东事务一直有着重要影响。在经历了从中华民国时期的天然联系到新中国早期阻碍延滞的曲折发展之后,从1979年开始,中国参与中东事务时的伊斯兰因素主要表现为三点:伊斯兰因素与中国和中东国家建交;新时期以来中国参与中东事务时的泛伊斯兰因素;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与中国西北边疆安全。     

论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外交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建立起了新型的外交关系格局,为新中国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在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中,新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国际事务,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维护了国家利益,对中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随后邓小平同志继承发展了新中国的外交思想,赋予了独立自主新的涵义,把握时代发展的主流,有所为有所不为,韬光养晦,在发展中求和平,中国外交日益走向成熟,逐渐成为世界外交舞台上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