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政治思想的连续与转折——徐复观论董仲舒的政治哲学

徐复观通过对董仲舒的"天的哲学"的分析,认为董仲舒在为汉代政治体系寻求合法性依据的同时,依然继承了儒家思想与权力的紧张,即通过天的权威来体现对于君权的制约.徐复观看重儒家思想在汉代的连续性,这决定了他对董仲舒理解的基础.但是这样的角度,也会使徐复观忽视儒家与权力体系的妥协性,导致对董仲舒政治儒学的曲解.     

董仲舒及"天"的哲学对中国文学传统的影H向

董仲舒及其完成的"天"的哲学,对中国文学传统的建立具有重大的意义.董氏的<贤良对策>,从文化精神、政治方向、思想内容、表达形式多层面地影响了两汉政论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政治传统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天"的理论系统,逐渐渗入文学理论之中,成为中国文学思想的重要命题.其中最突出的内容,乃是天人合一与气的学说.董仲舒的<春秋>学,乃是专制政治下经学的新发展,增加了对专制政治"适应"和"矫治"两种相辅相成的因素,直接了影响了司马迁的<史记>创作,对中国文学的批判精神传统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试析董仲舒哲学思想的“天”

<正> 著名神学唯心主义哲学家董仲舒的哲学思想,对我国汉代、汉代以后的政治、哲学、伦理等思想的发展,都有重大影响。深入研究他的哲学思想,对探索我国哲学思想的发展规律,正确地认识我国的历史和现实,都是很有意义的。董仲舒哲学思想体系的最高范畴是神学性的“天”。本文仅就其“天”的形态、形成、评价谈点粗浅意见。不当之处,欢迎时贤批评、指正。     

董仲舒哲学与西汉政治

董仲舒（公元前198年～公元前106年）①，广川（今属河北省景县）人②。西汉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和政治哲学家。司马迁认为从高租到汉武帝五世，最精通《春秋》的是董仲舒。班固《汉书》称董仲舒“为儒者宗”（《五行态》），“为群儒首”（《董仲舒传》），是汉代最著名的经学大师。董仲舒思想对后代影响也很大，南宋理学大师朱幕称他为“醇儒”．并将他的名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写入《白鹿洞书院学规》，作为德育的重要内容。直至清末，康有为著《春秋董氏学》，认为董仲舒思想“轶荀超孟”，超过孟子和荀子。历代思想家对董…     

论汉代正宗神学奠基者董仲舒的哲学思想

董仲舒在中国历代思想家中是一位知名人物,不管后世对他的评价如何,他的思想对中国社会长期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解放以后各家编写的哲学史,也总得将他摆在相当重要的地位。当然,对董仲舒的思想评价并不是没有分歧,如六十年代时对他的自然观就有过争论。有的认为他把“天”作为最高神,是汉代神学的典型形态;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在他的自然观中,是有非“神”论的部分,如所谓“天之道”就被解释为     

从以吏为师到以天为教——董仲舒天人学说新探

在以往"两军对战"的中国哲学研究模式中,董仲舒大概是最为人们所诟病的人物了.他被许多人视为最荒唐的唯心主义者与最典型的形而上学家.当我们摆脱了这种从前苏联搬来的教条式的研究模式束缚之后,从中国哲学自身出发,紧紧把握天人关系这一中国哲学自身的基本问题,从新的视角研究董仲舒的哲学思想,就会发现一个有别于以往成见的董仲舒,而且从他的天人学说中可以解读出一些新的内容.董仲舒作为一个有原创力的政治哲学家,提出了一种关于天人关系问题的新看法.他的天人学说一方面是对先秦时期的天人合一思路的调整,另一方面是对先秦儒墨两家思想资源的整合.董仲舒天人学说的第一个基本论点是人上有天,通过整合孟子和墨子的思想资源,提出由天、君王、臣民三维组成的政治架构.其第二个基本论点是以天论政,通过整合儒法两家的思想资源,倡导"任德不任刑"的施政原则.其第三个基本论点是天人感应,表达了以教权对君权加以限制、约束与监督的理论诉求.     

董仲舒政治哲学研究

董仲舒顺应时代的需要,在儒学发展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了从先秦到汉初的各家思想,建构了一套相对完善,比较系统的政治哲学体系,对汉代的政治生活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对以后的中国社会也产生了深刻影响。研究董仲舒政治哲学,充分发掘和利用中国哲学作为一种政治哲学所提供的政治智慧和政治经验,对于构建中国政治哲学体系意义重大,且十分必要。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就董仲舒政治哲学作以简要介绍。     

董仲舒的"天"与人

董仲舒是一位对汉代社会统治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人,也是中国古代具有人格影响的政治人物和学者.他的"人"与"民",及其"顺命"的统治思想是中国古代统治者实施统治的重要依据和基础内容.认识董仲舒的统治思想,对认识中国传统政治观点意义非常.     

论董仲舒自然政治与神学政治的二律背反

现在不少人认为,董仲舒作为封建政治思想家、哲学家,享有与孔子、朱熹并列的盛誉,是影响中国政治历史最大的三大思想家之一,而董仲舒“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只不过是其政治哲学的理论表现形式而已。本文提出董仲舒自然政治与神学政治的二律背反,是否有悖于常识?是否论题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判断?下面试图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以期进一步加深对董仲舒政治哲学的认识,推动董仲舒思想的研究。     

《三国演义》的天命观

《三国演义》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全书立意在于叙史存义,但在情节铺排中,却搀杂着许多有关天命星象、卦兆灾异等的内容。这些内容,不仅是《三国演义》思想内容的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而且相当全面地反映了《三国演义》的天命观。 《三国演义》的天命观及书中有关天文星象、卦兆灾异等的描写,主要是受了中国古代“天人感应”神秘学说的影响。西汉经学家董仲舒是“天人感应”学说的始创者。他认为“天”是“百神之大君”,是“万物之祖”;认为“理”,即“天理”或“天道”,是宇宙的本体,是万物的本原(董仲舒《遗书》)。是最高范畴。他将“天道”与人事相比附,认为天人相应。认为天能干预人事,自然界的灾异和祥瑞是天表示对人的谴责和嘉奖的兆示。他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天心”是“仁爱人君”的,“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异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董仲舒《对贤良策一》)同时,董仲舒又认为人君的政治措施和行为,人们的某些宗教仪式等也能感动上天,促使上天改变天意对人事的安排。他的这种“天人感应”学说,是以儒家学说为主,吸收了法家及先秦各家学派的思想而建立起来的神学唯心主义体系,其本质和目的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所宣扬的“君权神授”     

董仲舒社会稳定思想初探

保持封建专制主义社会的稳定和谐、国家的长治久安是董仲舒政治哲学的最高目标;"大一统"理论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和保障;教化与度制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调均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措施.董仲舒的这些思想在今天仍然不乏借鉴意义.     

儒家政治哲学的产生与发展

儒家政治哲学产生于先秦。经过孔子、孟子、董仲舒、程朱、黄宗羲、王夫之、康有为、徐复观等儒家的改造，形成了独特的结构特征。从最初对于政治合法性的追问开始，直至自身本体论、方法论的建构，儒家政治哲学都体现出与儒家道德学说紧密相联的特点。在天民合一、天德合一、天礼合一的基础上，儒家政治哲学完成了自己体系的建构。在今日中国，儒家政治哲学仍具有生存的根基。不过，我们要认清政治儒学、西方社群主义同儒家政治哲学的区别与联系，以及其自身的现代转换问题。     

何休"人事与灾异""二类"说论略

"人事与灾异"之"二类"说,是何休通过对<春秋>的归纳和阐发而提出的一种天人学说.这一学说从思想渊源和内涵而言,继承和发展了先儒特别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家言灾异而重人事的思想;从表述形式而言,则是受到了东汉社会普遍援引谶纬以说灾异的时代风气的影响,从而具有浓厚的谶纬色彩;从精神实质而言,则是为了阐明人的行为与历史现实之向的因果关系,同时借助于天的意志对人类历史与现实政治作出批判,以期建立一种和谐的政治历史秩序.     

略论董仲舒的“仁之美”

董仲舒的美学思想以其天的哲学为基础。他未孤立地讨论美，美在他这里尚未获得独立的位置。美在他的视野里是一种“仁之美”①，仁构成其美学的内在方面，美则是仁的呈现和实现，因而他的美学基本上是伦理美学。 （一） 出自孔孟的仁学范畴，经由董仲舒的阐释而获得新的内涵。董仲舒说：“仁者，爱人之名也。”（２）仁者爱人是儒家对仁的根本规定，董仲舒于此深有会心。《春秋繁露·仁义法》反反复复地以“爱人”来揭示仁的本质属性，体现了董仲舒与先秦孔孟的微妙差异，这种差异标志着儒家仁学发生了一个由内向外的思想转向。 仁在孔子那…     

董仲舒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董仲舒是秦以后"为群儒首"的第一位大儒,他继承先秦儒家的思想,开创了秦以后"独尊儒术"和汉唐经学的新格局,而且对宋代的"新儒学"即道学或理学也有重要影响.董仲舒在中国儒学与文化史上占有堪与孔子和朱熹比肩的重要地位.本文从八个方面对此予以论证,并且指出,崇尚道德与和谐、仁者爱人、以民为本是儒学一以贯之的最根本的价值理念.     

“动化天下,莫尚于中和”——论扬雄的中和哲学

中和思想构成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哲学的核心，西汉末扬雄提出了具有创新特色的中和哲学新体系，其仿《论语》而成的《法言》提出了儒家理想的政治———中和政治；其仿《周易》而成的《太玄》一书则发展儒家中和哲学建立了阴阳中和哲学，其最高的太玄之道即是中和之道，而这一太玄化的中和之道构成天道地道人道的核心内容。扬雄的中和哲学是董仲舒中和哲学到王充中和哲学的中介，是儒家中和哲学的重要形态     

徐复观经学史观的历史谱系

徐复观经学史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在经学史观上强调以经学作为奠定中国文化的“基型”，他怀着现代“儒者”的情怀，以独特经学史观解读中国经学史，从而揭示了传统经学史特定的生长机制和思想进路。对丰富和深化20世纪中国经学史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回归真实的经学史”是徐复观中国经学史研究的旨意所在，在这一精神暗示下，21世纪中国经学史的研究任重道远。     

方法·态度·心的文化——徐复观论治中国思想史的解释学架构

徐复观的解释学架构是从考据与义理之辩开始的。在他看来,考据对于研治中国思想史是尽其“史”的工作,义理是尽其“思想”的工作,二者各有所本,但相互渗透。在考据义理、汉宋学术之争中,他揭露训诂学演绎法的时代局限性和非科学性,竭力批驳清人对宋学的污蔑,张扬义理之学。但他并没有由此全盘否定考据整理史料的功用,相反以发展与联系的观点建立了归纳法的新考据学;在他的新考据学中,实际上容纳了义理的方法。从解释学的观点来看,考据与义理方法都是解释的方法,解释就是对史料进行爬梳、整理和诠释,从根本上把材料的精神实质从静态、僵直的本文状态中导引出来,使其成为一流动、积极的精神生命。但是在解释和操作方法的过程中,解释主体是厕身其中的,因此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解释者的主观烙印。而如何消解解释者的主观烙印,保证解释的客观性,就成为解释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徐复观走的是追问主体解释结构的路向。 、 徐复观研治中国思想史,既重方法的运用.亦重态度的契合。在反已溯求中,他认为人格又决定着解释的态度,因此整个解释的根基乃在于人性论的“先见”和心的文化系统中。     

宋代经学与诗学关系论考——兼谈理学对词论之影响

宋代士大夫优厚的政治待遇、良好的文教氛围、积极进取的儒者精神以及边境之患的社会现实赋予宋人经学与诗学别样之风采.就经学对诗学之影响而言,要者有三:一是宋代经学致用与心学心性观念的两极融通,直接影响了宋代诗学讲求义理与平淡融合的诗风;二是宋代经学对于人格道德的约束与对哲思体会的强调,促发了诗歌讲求“言之悟”与“理之趣”的诗学主旨;三是宋代经学在学术言说方式与诗学文体上面有着交叉之处.而且,宋代理学对词的影响导致词有着从艳情到诗化、由诗化到雅化继而经学化的转变轨迹.宋代经学与诗学之关系对后世经学与诗学之发展极具借鉴意义.     

王符的天人宇宙图式与社会历史观

东汉,是秦汉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一方面,西汉董仲舒建构的神秘主义儒学体系发展至极;另一方面,以“后汉三贤”为代表的“异端”,开启了一代新风。在三贤中,王符不象王充那样把锋芒主要集中在哲学上对正统神学论战,而是更关注社会现实政治;也不象王充那样拉开公然决战的姿态.而是以曲折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神学目的论的反抗——他通过对传统的天人宇宙图式的改造,建立起积极有为的社会历史观,从而为他全部的社会政治学说提供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