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作"与"合作"之辨异

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及其交往关系中,合作是一种不同于协作的行为模式。然而,人们往往把它们混同起来。其实,在工业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框架下,所造就的只是一种协作的行为模式,在对工业社会历史阶段的超越过程中,我们需要确立的是合作的行为模式。人们的合作关系以及行为模式的建构,将意味着人们交往活动中出现一种更高形态的“差异互补”机制,也意味着人类社会走向一个更高级的历史阶段。因此,在社会治理模式建构方面,需要根据合作社会的要求去建构起一个合作的社会治理体系。     

合作治理是社会治理变革的归宿

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类进入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人类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建构起来的社会治理模式受到了严峻挑战,无法满足新形势下社会治理的要求.因而,理论上探讨改革的热潮兴起,而在实践上,也进入了一个全球性的改革季节.然而,综观所有的改革理论和实践,都一直是在工业社会的思维范式中去谋求改革的行动方案,这不仅使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反而把人类引入到一个风险社会之中,出现了更多、更大的危机.近些年来,在社会治理变革的追求中,参与治理是得到强力推荐的改革方向.实际上,参与治理的理论主张依然是在工业社会的治理框架下提出的行动方案,与后工业化的要求相去甚远.从现实来看,后工业化已经造就了新的社会形态,在社会治理的意义上,已经呈现给我们多元治理主体并存的局面.从这一现实出发,我们需要建构的是一种合作治理模式.     

论全球社会中的道德、文化与合作治理

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类进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这是一场伟大的历史性社会转型运动，意味着人类历史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启。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产生了民族国家以及民族国家前提下的世界体系，而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人类将走进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我们将生活在“全球社会”中。全球社会的建构将对道德和文化提出全新的要求，这些要求是我们在人类的历史遗产中不可能获得的，需要我们去自觉地加以建构。实际上，从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已经带来的社会变化看，正在为我们去建构起新型的道德和文化做出准备和提供条件。全球社会中的道德与文化将是建立在社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前提下的，需要满足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人的生活和活动的要求，从属于和服务于人的共生共在的目的，在行动上表现为合作治理。     

道德自律与意志自由--兼论道德自律的社会基础

意志自由是道德自律的基本前提.在现代社会中,个人拥有平等的自由权利既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前提,也是社会道德秩序的根本依据和核心内容.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忽视个人的权利、个人的自由,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在当前中国社会还没有普遍确立起真正的法权人格和道德实践主体的社会条件下,我们在强调道德自律的同时,必须高扬人的自由,致力于培育理性的社会运行机制.只有这样,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道德自律.     

风险生存及其历史扬弃

风险生存是全球风险社会条件下出现的一种崭新的人类生存方式,它在给人的生存和发展带来消极影响的同时,也带来诸多积极影响.风险生存对人生存和发展的双重影响要求我们积极探寻扬弃风险生存历史之路.风险生存的扬弃,既需要实践为其提供现实基础,也需要人的努力为其提供主体条件,其目的是为了通过扬弃风险生存,走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人类生存的理想图景.     

论后工业化进程中公共行政公共性的回归——读张康之教授新著《论伦理精神》

公共行政的公共性问题关系到对行政活动根本属性的认识与界定,是整个行政体系和行政行为模式建构的出发点。张康之教授的《论伦理精神》一书以伦理关系为基点去重构公共行政,指出了后工业化进程中公共行政公共性回归的必然性。根据张康之教授的观点,人类社会治理模式的演变经历了以权力关系为基础的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和以法律关系为基础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是排斥公共性的,而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仅仅建构起了形式公共性。在后工业化的进程中,人类社会将会建立起基于伦理关系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这种社会治理模式所拥有的是一种实质的公共性。实质公共性具有伦理精神的内涵,迫切需要通过一场建构的启蒙去将其转化为现实。     

服务型政府建构中政府流程再造的维度、阶段和类型

服务型政府本质上是后工业化社会公共行政的新型形态,是我国在继经济建设型政府之后人民企盼的、也是执政党和政府需要努力建构的更好、更高形态的公共治理模式.服务型政府建构的核心是始终牢记人民政府前面的"人民"两字,在发展新型电子政务的基础上,促进政府治理从强调经济管理转向关注民生社会建设和展开新型公共服务.因此,作为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政府运行流程再造必须紧紧依循新型公共服务和民生社会建设两个维度;必须依次经历完善传统服务流程和构建新型公共服务流程两个渐进阶段;必须兼顾实体性和虚拟性两种类型流程的再造.     

马克思国家理论视阈下的主体合作治理

社会秩序的建构离不开包括共同体成员的共同参与。国家属性职能的调整是基于社会与个体关系变化。阶级性与公共性是国家的基本属性。马克思工具性国家观认为国家是阶级实现统治的重要工具。现代性国家建构在自主性基础上,更加强调与社会的制度化合作关系。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对未来社会人的主体性给予深度关注。他们阐述了互惠性共同体的建构过程中个体的平等参与,国家的公共性服务职能进一步得到体现。在多元化、复杂性的现代社会系统中,国家治理是通过共同体逐步建立与社会各个阶层的合作关系。中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充分发挥各类社会共同体的优势,吸收和激发社会主体的力量,实现政治秩序建构与社会力量的有效融合。     

技术风险与“非零和”合作的风险共生社会

风险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内生序参量,对社会结构和功能的演化起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在无数次风险的防范和抵御过程中,人们学会了从＂零和＂互动走向＂非零和＂合作,从简单互动到机械关联再到有机关联,构建起越来越复杂和完善的＂非零和＂合作共生关系。然而前所未有的技术风险,对当前的社会和制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今天人类需要察觉现有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中的缺陷和弊病,改变传统以资源为中心的社会模式转向以资源和技术风险并重的社会模式,建构起全球范围的＂非零和＂合作的技术风险共生社会,对各个社会组织进行更高有序化的社会结构改革和功能提升,以适应技术风险序参量的内在要求。     

需要的审美建构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全球问题的凸现使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理想似乎成了一个"悖论",人的需要的无限性与地球资源的有限性的矛盾是产生这一"悖论"的根据之一.人的需要具有可建构性,这种可建构性可以消解人的需要的无限性与地球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从而可以消解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悖论".综观人的发展的当代境遇,消费主义和审美主义的共谋通过大众传媒建构出人的需要幻象,人的需要被欲望化、虚假化和泡沫化,人的发展深陷"物的围困"之中.需要的审美建构是人类走出发展的当代物化困境的智慧选择,也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主体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