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协同发展的机制转型——基于国家三大区域发展战略的分析

从西方区域理论的演进和区域发展的实践经验看,西方国家的区域协同发展经历了从政治调控到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的机制转型。中国目前主要以政治调控推进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体现出早期西方区域主义思想的特征。区域协同发展具有阶段性、层次性、多领域性的特点。当区域协同发展日益深化时,仅靠政治调控已不足以应对不同层次和领域的问题,因此需要促进企业、民间组织等社会力量对区域事务的参与,形成区域主体间新的协作治理结构,构建区域协同发展的社会机制。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内在逻辑、实践探索及展望——基于协同视角的分析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京津冀城市群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面对区域内部差异较大的现状，京津冀城市群围绕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探索协同治理方案，优化区域资源配置，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经过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在功能协同、治理协作、利益协调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协同效果。为使京津冀迈向更为高效的协同发展新阶段，应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心城市、加快培育新增长中心、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推进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     

海峡西岸城市群生态环保一体化的体制机制研究

基于生态治理利益相关者的多元化和区域性环境问题的"脱域化"特征,海西城市群生态环境一体化建设要以协同发展为契机,从区域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和区域府际协同治理两大路径入手,统筹解决生态环保和资源利用的区域外部性问题。海西城市群应积极探索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的新体制、新机制、新政策、新模式,通过建立区域环境污染联防联控机制、严格资源环境生态红线管控制度、健全多维长效跨域生态补偿机制、推广生态环境治理市场化机制、推进环境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机制、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与责任追究制度,尽快建立统一的资源环境管理制度和共保共育的生态安全体系,形成区域协同的生态环境空间格局。     

“双碳”目标下区域协同减排立法研究

“双碳”目标下,区域协同减排制度设计有利于统筹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与区域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是全面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需要,也是我国独具特色的环境治理的制度创新。当前,我国碳达峰碳中和与区域经济社会协同发展还面临区域能源发展协同性不足、区域产业发展协同性不足、区域协同立法层级关系困境与区域法律政策协同性不足、区域环境治理协同性不足等现实问题。从我国区域能源发展重点领域及协同机制、区域产业发展重点领域及协同机制、区域协同立法层级关系与区域法律政策重点领域及协同机制、区域环境治理重点领域及协同机制的现实来看,在区域能源协同发展法律路径方面,应在东部地区协调立法处理好经济与环境问题,统筹协调好西部地区区域规划问题,通过立法方式实现区域资源配置一体化;在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法律路径方面,应以制度形式固定产业集群化发展成果,完善绿色供应链制度以实现产业协同融合,建立互通交流的数字区域产业协同发展平台;在区域协同立法层级关系与区域法律政策发展路径方面,应在辅助立法原则下保持协同立法的谦抑性,形成超越“部门”与“地方”的特别法;在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法律路径方面,应明确区域环境治理协同的权利义务,实现应急情...     

区域协同发展中地方财政合作诉求的逻辑机理探究

区域协同发展成为区域健康、持续、和谐发展的必然路径选择,以缩小和消除辖区间的经济和社会差距、实现区域内辖区间的经济协同和社会协同为发展目标。区域协同发展中,为了合理调节辖区间的利益关系、消除行政区域的负面影响、履行区域的政府职能,从而打破区域分割,形成区域统一市场,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实现区域全方位的空间“一体化”常态,需要各辖区间建立以税收、财政支出、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地方财政合作机制。     

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区域政治协同发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但其进一步发展却面临"行政区行政"的层层阻力。化解行政区行政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矛盾的根本途径不在于行政区划的调整,而在于区域内地方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因为行政区经济的产生不在于行政区划本身,而在于行政区的"行政"。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质上是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与其相应的地方政府管理体制是区域政治协同发展,区域政治协同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强有力的体制机制保障。从现状来看,实现我国区域政治协同发展,必须创新区域行政立法方式、建立区域行政管理机构、建立和完善区域地方政府间行政协调机制。     

雾霾协同治理中的生态补偿机制研究——以京津冀地区为例

雾霾频发、PM_(2.5)浓度超标问题成为近年来我国特别是京津冀地区首要的生态环境治理问题。当前我国区域性雾霾协同治理中的生态补偿机制缺失,在补偿对象与标准、补偿方式、主客体利益平衡、补偿意愿对称、资金审计和责任约束等方面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在区域性雾霾协同治理中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时,需要从顶层设计的宏观视角建立雾霾协同治理"区域一体化"的府际协作运行系统,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环境,建立稳定的投融资体制机制,拓展和完善生态补偿方式,准确界定补偿的主、客体关系并建立科学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使生态补偿政策与制度得民心顺民意,真正实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和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双赢共进。     

新常态下区域协同发展的取向和路径*--以京津冀的探索和实践为例

新常态下区域经济发展被赋予新的内涵，创新驱动、要素流动与市场机制作用成为区域协同发展的三个支点，并正在形成经济一体化和梯度发展的新格局。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探索和实践来看，区域合作中应激活各方隐性资源，最大限度地释放“协同效应”；欠发达地区在引入外部资源时应注重激活内部要素，培育内生增长能力；顶层设计应将协调各方利益和损益补偿的机制构建纳入区域协同发展的新内涵；区域发展正形成由“极化”向“扩散”转化、由“竞争大于合作”向优势互补与合作共赢转变、由松散型合作向机制化协同转变的新取向。京津冀协同发展从战略提出到规划制定、从各地务实行动到新机制构建已迈出坚实步伐，这些探索将为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资源富集区县域经济协同发展研究

资源富集区与县域经济既彼此联系又相互支撑,并与国家发展战略紧密相关。资源富集区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县域必须协同发展,县域协同发展又支撑资源富集区的区域协调发展,二者结合的关键是县域经济的协同发展。现实发展过程中,资源富集区县域经济协同发展拥有协同基础、协同环境和协同前景较好的有利条件,但也面临着来自协同意愿、协同进程、协同领域和协同保障等方面的制约。基于调查研究和文本分析,可以判断:资源富集区县域经济协同发展应以产业协同为核心、以协同机制构建为关键、以协同观念培育为保障、以环境协同治理为重点,同时,应建立"市场主导-产业驱动-政府推动"的县域经济协同发展运行机制和"交通建设-政策完善-环境保护"的县域经济协同发展保障机制,共同构成"一核心两支撑三保障"的发展逻辑。     

包容性增长视角下的我国教育与经济协同发展研究

包容性增长是一种新的经济理念和经济发展方式。教育与经济的协同发展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重要途径,可以增强经济与社会、自然、人的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有利于丰富社会成员参与经济增长和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机会并提高把握机会的能力。文章认为,应通过构建与经济协同发展相适应的教育发展机制、建立健全教育与经济协同发展的评价体系和考核机制、创新和丰富高校与企业产学研合作模式等突进来促进包容性增长。     

所有制历史演进的三形态

本文从分工和交换去考察所有制历史演进的线索，认为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两大基本图式不适合说明所有制的历史演进；提出所有制的历史演进可划分为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和发展形态三大阶段，并对各形态中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勾画出一幅所有制多线发展的历史长卷。     

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问题研究

近年来,酸雨、雾霾、光化学烟雾等区域性复合型大气污染现象频发,给人们的生活和健康带来了极大的危害。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京津冀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瓶颈,解决区域发展与大气环境恶化之间的矛盾势在必行。因此,面对京津冀区域复合型大气污染问题,应立足于京津冀区域整体发展的视角,从建立合理的区域主体机构、信息共享和监测机制、科技平台、"五个统一"工作机制、保障机制等方面建立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区域联防联控机制。     

提升文化品位、实施大南京区域发展战略

本文认为南京应定位于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名城和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副中心。为此 ,应通过文化与经济互为依托、协调发展的内在联系提升南京文化品位 ,优化南京产业结构 ,营造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方阵。以此为契机 ,积极稳妥地推进大南京区域经济、社会的顺利发展。南京理所当然应跨行政区划与南京都市圈内城市组成中心城市与卫星城市协调发展的崭新格局 ,创建长江三角洲副中心区域经济发展的新优势。     

论区域发展权的法律标准及其责任形式

构建区域发展权的实现机制,应通过“社会需求一政策指导一法律规范”的路径演进,将经济增长与提高居民收入、缩小贫富差距、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节能环保水平等方面的可协调、可持续程度作为法律评价标准。政府负有维护区域公平发展的义务,疏于或怠于履行法定义务便构成侵权,应承担“不公平发展责任”。     

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描述性模型

通过简要回顾1992～1993年和2003年下半年以来有关经济是否过热的讨论,认为现有的宏观经济研究范式对于认识中国这样的复杂经济体存在问题,提出认识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一个新的视角在于考察中国宏观经济内在的发展规律,也就是投资、消费、制度变迁、政府支出等各方面对于整体经济的影响程度、产生影响的原因、影响之间的作用机制以及演进规律。对于有显著影响的方面应加强中观经济层面的认识和管理,并据此建立了一个描述性模型。     

空间经济学视角下京津冀协同发展互动机制的构建

空间经济学是研究资源在空间的配置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问题的学科,它包括区域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等理论分支,主要研究厂商、产业和经济三位一体的活动和相互作用。在空间经济学的视角下,京津冀协同发展互动机制是指在协同发展中的各主体为了获得利益而参与其中,并通过利益的分配来协调各主体自身和相互的行为和关系的过程。京津冀协同发展互动机制构建的基本思路是:在居民-厂商-政府三个经济活动主体作用的背景下,形成产业-城市-区域三位一体的互动机制。其中,产业是三位一体互动机制的基础,城市是三位一体互动机制的导向,区域是三位一体互动机制的纽带。     

提升文化品位、实施大南京区域发展战略

本文认为南京应定位于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名城和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副中心。为此，应通过文化与经济互为依托、协调发展的内在联系提升南京文化品位，优化南京产业结构，营造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方阵。以此为契机，积极稳妥地推进大南京区域经济、社会的顺利发展。南京理所当然应跨行政区划与南京都市圈内城市组成中心城市与卫星城市协调发展的崭新格局，创建长江三角洲副中心区域经济发展的新优势。     

新发展格局下京津冀高质量发展路径探索

区域发展战略服务于新发展格局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构建新发展格局与技术、资源、空间、生态等多维度因素的变化相互交织，共同驱动着区域政策焦点、区域要素禀赋、区域生产组织、区域空间结构以及区域生态条件等一系列区域经济发展变革。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区域重大战略，应积极应对新发展格局提出的新要求，着力探索以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的区域协同发展、面向国内价值链深化区域产业体系建设、以区域市场一体化促进地区公平发展、以创新驱动发展提高科技自立自强能力、深化机制体制改革推进大尺度空间治理探索等路径推动京津冀区域实现高质量发展。     

区域协同立法的理论证成与机制建构

区域协同立法是指跨行政区域多个立法主体，为解决公共治理领域的共同问题，按照各自的立法权限和程序进行分别立法、相互对接的地方立法模式，其具有地方立法、跨区域立法和合作型立法的特征。区域协同立法的政治价值是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决策部署，经济价值是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社会价值是提高区域治理现代化水平，法治价值是回应区域法治发展需求。区域协同立法的理论基础是整体性法治、居间性资源整合和区域性利益均衡。区域协同立法仍需要通过地方立法予以明确，同时需要建立健全沟通协作、立法参与、交叉备案、联合评估和统一指导等机制。     

京津冀都市圈发展新格局与合作机制创新研究

近年来京津冀都市圈的发展格局发生了诸多积极变化,三省市的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和城市功能都有了跨越式提升,区域合作发展的内在动力不断增强.但区域合作要取得实质性进展,需要三省市以更大的决心,谋划互利共赢、协同发展的差异化定位,在构建快捷便利的区域物流体系和建立地区间利益分享补偿机制两个方面创新合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