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福利的制度转型和政策选择

农村社会福利经历了互助合作福利、人民公社体制下的集体福利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化福利三个阶段。农村社会福利的转型要求政府的角色要从“最小-最强国家”转向责任政府。政府在福利领域中的退位趋势从福利责任的意义上说对中国农村并不适用。     

“80后”福利意识形态指标体系测度

“80后”新生代的社会福利意识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方面区分并不明显，有学者把它归纳为混合式福利意识，即认同政府在福利供给中的主体角色，也认同个人的责任。反映出对普惠制福利制度与剩余式福利制度偏好的矛盾现象，“80后”新生代虽然认同个人责任，但在普惠制福利事务里，又希望国家应发挥更大的作用。保障公民权利。“80后”新生代福利意识形态既沿袭我国集体主义中对国家和政府的依赖，又具有西方个人主义中独立、自主的一面。     

澄清责任政府理解的误区：责任政府的基本属性

责任政府是有权力的政府，并不能以权力可能为恶甚至提出“政府退出”；责任政府是承担有限能力的政府，并不能把责任无限泛化甚至发展到“全能政府”；对责任政府效力的评估事更多是基于结果的，而不是依据“动机纯正”和意图承诺；责任政府的实现更多是依靠制度监督和外在监督，“自我监督”很重要但很难自动实现。     

地方政府行为企业化的角色分析

市场化进程中，由于扮演不同社会角色的需要，地方政府在社会对其制约及其适应社会的互动中产生了行为异化现象。作为“经济人”，地方政府选择了“市场交易”的企业化行为，以满足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偏好”；作为“政治人”，地方政府通过非理性的企业化行为，加强“抽取能力”、夸大“供给能力”，从而取得其生存合法性所必须的“政府政绩”；作为“道德人”，地方政府继续以社会精英的身份直接代理企业、替代市场，以实现其社会公益函数最大化的目标。地方政府这些企业化行为在改革之初对开启和推动市场化进程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市场发有趋于成熟和完善的今天，它更多的则是起了阻碍的作用。     

中国组合式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的构建

社会福利有两对重要的理念类型:补缺型和制度型;选择型和普惠型。前者以社会福利的政府责任为划分原则,后者以社会福利提供方式为划分原则。中国社会福利不是简单地从补缺型转型到普惠型,而是应形成新的组合式普惠型社会福利,即普惠型福利为主,选择型福利为辅,适度普惠。组合式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的构建是以社会需要为目标定位原则,国家是社会福利提供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其他多元部门也担负着社会福利提供的次要责任,政府、市场、家庭、社区连接成为层次有别、功能互补、相互支持、互为补充的满足社会成员福利需要、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与现代福利观念的社会福利体系。社会成员既拥有接受社会福利的公民权利,同时也承担帮助他人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普惠型社会福利是中国社会福利制度之重大转型,应当分需要、分目标、分人群、分阶段逐步构建起组合式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     

我国儿童公共照顾资源政府给付方式

随着传统家庭内部的儿童照顾功能式微以及积极福利和社会投资等理念的盛行,相关社会政策在意识形态上不断强调由政府全部承担或分担儿童照顾责任,儿童照顾逐步从家庭内部事务转化为政府承担的公共事务。现代政府把儿童公共照顾作为社会治理手段之一,政府通过各种政策工具和资源配置方式实现儿童照顾资源的公共化和福利化。在资源总量有限的前提下,合理的政府给付方式不仅有利于发挥地方能动性和实现社会公平,也是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政策效力的重要保证。现阶段,应当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特别重视普惠性托育服务的基础作用,不断丰富和创新儿童公共照顾资源给付方式,扩展受惠人群的覆盖范围,最终形成"服务+津贴+票券"相结合的模式。     

学业负担综合治理的基本理路

学业负担是典型的多因单果问题,从其丰富的内涵及形成的机理看,应着眼于政府、社会和学校“三方协同”的综合治理。其中,政府的治理应凸显“政策高地”作用,承担规范治理导向和构建政策保障体系的责任;社会的治理应注重“舆论阵地”作用,承担健全舆论机制、营造良好舆论生态的责任;学校的治理应夯实“治理基地”作用,承担自主变革课程、教学和评价等以有效治理学业负担的责任。由此形成政府“法治”、社会“德治”和学校“自治”的“三方协同、三治联动”的义务教育学业负担综合治理体系,力争从根本上解决学业负担过重问题。     

中国地方政府议事协调机构设立和运作逻辑研究

中国地方政府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立逻辑,在于地方政府面对非常规任务环境,基于效率机制和合法性机制的考虑,对常规官僚组织进行的自洽性调整.具体运作的逻辑,是借助上级领导的权威,通过“任务发包”和“责任捆绑”的形式整合职能部门力量,促成非常规任务的快速推进.它与常规治理方式一起,构成了中国官僚制组织相互依存、互为补充的有机循环体系.     

宏观与微观双重视角下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路径选择

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中国社会福利发展语境是建立在社会福利供给的宏观与微观的对立统一基础之上.一个良性循环的社会需要一种符合自身社会发展的福利视角.从何种角度来看待社会福利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福利承担何种角色;每一种福利视角都将提供不同的福利目标.传统与现代、政府与社会组织、社区服务与社区照顾等看似不同范式的结构,却能够共同给予福利视角以不同解释.从这些不同范式结构考察福利供给主体、福利供给对象、福利供给目标、福利供给模式等等,将透视出中国社会福利发展的特点,同时也体现出中国社会福利制度本土化的发展路径.     

地方政府生态责任的缺失与重构

地方政府生态责任即地方政府对生态问题所承担的责任和权力及不正确履行其生态职责所应承担的后果。当前地方政府生态责任的缺失表现为生态责任意识缺失、忽视民众参与及生态问责追究不到位，这源于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的不合理以及法律运作规定的不完善、地方政府权力过于倾斜和生态问责力度弱。为此，需完善生态法律体系、构建绿色GDP政绩考核模式和搭建地方高校社会问责机制来调整地方政府生态责任。     

融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价值·困惑·优化——基于文化分析的视角

融媒体在当下社会中的“本体论”意义赋予其对于社会文化生态、大众话语、交往关系及主体文化心理的建构性力量,且使得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发生机理与作用机制实现了“文化渗透”转向.对融媒体与意识形态运作同构性的忽视,导致当前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面临一系列现实困惑,如后现代语境下主流意识形态生存空间愈渐窄化、微观叙事话语与主流意识形态宏大叙事话语极易陷入“二元对立”的境遇、新型文化景观的隐性意识形态属性鲜获关注等.优化两者之间的张力关系,应当通过聚焦文化心理,在情感对接中形成意识形态的共情体验;赋能媒介话语,在微观编码中凸显意识形态的生活观照;依托仪式场景,在具象互动中实现意识形态的主体询唤等,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生存论”转向,有效提升融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度和话语影响力.     

机构投资者持股、信息透明度与企业社会责任

以2010-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使用工具变量控制模型的内生性及Heckman两阶段模型校正样本的选择性偏差后,该结论依然稳健.就作用机制而言,机构投资者提升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途径主要是通过改善公司的信息环境和优化公司的治理结构.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民营企业,机构投资者对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更大;此外,不同类型的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存在差异,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社会责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则相反.     

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机制的构建与实施

如何指导和具体实施企业社会责任战略,是理论界、政府和企业共同关注的命题。当前学术界对"企业应当承担社会责任"这一议题研究较多,且已基本达成共识,而对"企业如何承担社会责任"这一核心问题的研究却未能取得进展,基于此,本文先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内涵分析入手,继而通过借鉴组织合法性研究的思想,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机制的构建思路,并提出了具体实施建议。     

论矿山环境治理中的政府环境责任及其实现机制

为了维护公共环境利益,合理配置环境资源和协调环境利益关系,政府在矿山生态环境治理中承担着对矿山环境治理进行统一规划、综合决策、依法监督以及进行投资和制定激励政策等环境责任.矿山环境治理中政府环境责任缺失的主要原因是理念滞后、立法不完善、缺乏有效监督机制.我国应通过立法确立新的矿山环境治理理念、强化矿山环境行政审批的规定、明确政府统一规划的责任,并通过建立“政府主导”的市场机制、完善行政执法机制和监督机制,保证矿山环境治理中政府环境责任的实现.     

从多元参与到公共协商：儿童福利建设的取向转换与机制重构

儿童是缺乏完全行为能力而需要外力扶助的群体,儿童福利是需要外在支持才能实现的“积极权利”,儿童福利权利的实现需要国家与社会投入资源。目前我国儿童福利建设实践中运行的多元参与机制,存在着主体责任游离问题,难以保障儿童福利权利的充分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不仅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明确了我国今后新的历史阶段以儿童为中心的儿童福利建设的取向,更提出“全面发展协商民主,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为儿童福利权利实现机制的改进指出了路径,即由多元参与转向公共协商。而这需要构建公共协商的积极主体,建立常态化公共协商平台,构建公共协商规则,为儿童福利权利实现机制的重构提供组织与制度保障。     

我国贫困群体的政府救助演变--责任、理念与政策的综合视角

在我国从封建社会起政府就一直承担着对贫困群体救助的主要责任.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政府施政理念和非政府力量的发展状况等方面的不同,政府对贫困群体的救助也存在明显差异.在我国封建社会对贫困群体的救助情况以宋代为界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宋代以前,除了官方救助以外,非政府的宗教救助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两宋时期主要是以官府救助为主导;宋代以后,民间慈善组织作为非政府力量,在社会救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代以来,我国政府社会救助受到西方理念的影响发生了一定的改变.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政府社会救助制度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前期的国家-单位保障模式下,政府承担了全部救助责任;在后期的国家-社会保障模式下,政府对贫困群体的责任有所降低.     

政府责任契约制及其演进路径——基于内蒙古自治区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调查

在“牧区转移劳动力对政府信任”的调查中发现,转移劳动力对政府的信任度很低,极易导致政府的合法性危机.责任契约制的本质是人民控权,依靠法律实现政府责任的外部控制,迎合了善治理念,体现了非人格化、规约性与民主性.政府责任契约制的形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政府责任契约制的确立、发展和成熟等不同阶段,相应地存在保护公民利益的行之有效的契约形式.政府责任契约的形式演变路径是:显性契约→合作契约→心理契约→道德契约.     

委内瑞拉的民主制度动摇了吗?——政绩和规范的合法性

1992年,委内瑞拉两度发生军事政变,虽然均被挫败,却也严重损伤了这个国家作为拉美大陆民主政体之家的形象,动摇了它的民主政治的基础;这尤其是因为政变的领导人当时曾经得以动员公众,获得相当可观的支持。人民对民主政府下的建制机构的信心丧失殆尽,使人担心民主政权是否即将解体,虽然大多数人仍然拥护民主的政治制度。本文研究委内瑞拉人民的评价和价值取向,从而多少说明了上述二者与公民们的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第一,以答卷入对制度的政绩表现和民主价值的看法为一方,以他们的政治参与为另一方,二者之间关系密切;而意识形态和党派归属对于他们的政治参与所起的作用却要小得多。其次,这种密切的关系是复杂的,无论就政绩的或规范的合法性而言,它在传统形式的或非传统形式的参与中都强于采取抗议形式的参与;在这种表达抗议的行动中,意识形态相对而言是一种强大的因素。第三,较之政绩的合法性,规范的合法性更能说明人们的民主行为。最后,文中所分析的规范合法性证明与意识形态绝缘,但却受党派性的影响。委内瑞拉的民主政权虽然面临严重压力,这个国家的民主价值观却形成一种储备,具有战略价值,它应当足以保障民主制度,使它不会立即遭到危险。     

中国政府社会福利责任:理论范式演变与制度转型创新

政府责任是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创新和转型发展的核心议题.政府社会福利责任理论有两个主要范式:工业主义范式认为政府社会福利责任的建立是对家庭和社区功能的孙充；公民权利范式主张公民接受社会福利权利和政府社会福利提供责任呈对应关系.中国在改革之前和之后的一段时间实施的是政府高度干预社会、小政府责任的补缺型社会福利,是典型的工业主义范式.中国社会福利制度转型要从工业主义范式转向公民权利范式,建立组合式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     

论政府治理危机的类型、成因与对策

我国当前的政府治理危机主要体现在政府合法性的危机、市场失序的危机、社会失衡的危机、政府权威机制的危机等方面。政府治理危机的产生,其实质是法治机制不健全、市场竞争机制不完善、社会自治机制缺失、政府公共服务机制不完善的必然结果。解决政府治理危机的根本对策是:完善法治机制,建立政府责任机制与公民权利保护机制;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完善社会自治机制,培育和完善公民社会;完善公共管理机制,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与法治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