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转型期民族乡村社会治理中的规则互动

正式规则是乡村治理走向现代化的基石，非正式规则是乡村社会不可或缺的秩序维系者。民族乡村良好的社会治理样式应该是在坚持正式规则权威地位的前提下，推动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实现相互兼容以弥补治理缺漏、相互吸纳以提升治理效力、相互对接以实现治理目标。     

鼓楼文化、坡会文化与现代化

民族民俗传统文化,从产生、发展、传承、演变,经历了历史沧桑,发展到今天,它与现代社会的物质、精神生活是否适应?它对我们整个民族都在追求的“现代化”是促进还是阻滞?必须从民族民俗文化的历史渊源探讨着手,才能看得比较透彻。 为了避免泛泛而谈,本文拟拮取较为有代表性的民族民俗文化来进行剖析。鼓楼文化、坡会文化是柳州北部地区极具典型的民族民俗群众文化现象,在我国南方的民族民俗文化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剖析一下它的历史发展渊源,也应该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我国乡村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乡村旅游以独具特色的乡村民俗民族文化为灵魂,其目标市场定位为城市居民,目的是满足都市人享受田园风光、回归淳朴民俗的愿望。我国农耕文化悠久,乡村旅游资源丰富,乡村旅游发展势头良好,但存在盲目开发、缺乏规划与管理等问题,必须统筹规划、注重特色、强化品牌、规范管理。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乡村治理

制度所体现出来的正式法律规则对乡村治理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社会资本则通过社会网络、共同规范、信念等因素对乡村治理产生重要影响。它们为村民个人、家庭乃至整个村落共同体的发展提供了累加的社会资源,因而既是农村集体行动的基础,也是乡村治理强有力的社会资源。这势必要求我们培育乡村社会资本以更好地发挥正式制度的绩效。     

中国乡村社会的个体化与治理转型

个体化是现代化的产物,也是现代性的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社会日益个体化,农民个体不断地从先赋性群体、集体性组织及封闭性管理体制中脱离出来,对乡村社会的组织与治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本文从大历史的角度回顾我国乡村社会个体与群体组织及管治权力关系的变化,分析农民个体化的历史进程及不同时代乡村社会治理的结构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探讨当前乡村社会的个体化发展及其对乡村社会治理的影响以及个体化时代乡村治理体制转型和发展的方向,为进一步构建和完善新时代乡村治理体制提供参考。     

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升:乡村治理的生长点

乡村治理是指以增进乡村公共利益、维持乡村社会稳定和构建良好乡村秩序为目的的公共权力的运用过程和状态,它以多元利益主体的共同参与为前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的组织化水平虽然有所提高,但远不能适应农村社会利益分化及乡村治理的需要,分散化与低组织状态已经成为制约乡村治理的主要瓶颈。因此,提升农民组织化程度,再造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是完善乡村治理的重要突破口。     

民国时期乡村治理的变革模式及启示

民国时期乡村治理变革是近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发展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主要的变革模式有国家政权主导的全国性乡村治理变革,社会力量发动的乡村治理变革,知识精英与地方权力相结合推动的乡村治理变革,地方政权推行的区域性乡村治理变革,革命政党主导的乡村治理变革。乡村治理变革的首要目标应是在乡村社会建立一套基本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同时乡村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关联互动、对农民基本逻辑的尊重、对乡村外部规则与内部规则关系的处理等也至关重要。     

中国共产党认同:青海藏区社会变迁进程中的乡村治理

乡村治理指谓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乡村社会环境的改善以及物质精神水平的提高,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认同达致的基础性要件。社会变迁中的乡村治理,生长于治理方式从传统向现代的社会化转型,阐发于人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的交互性变革。聚焦青海藏区社会变迁中的乡村治理,村镇布局、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的合理配置与生产协调,不仅指向了多民族杂居地区乡村社会变迁的时代场,而且凸显了复合民族共同体乡村治理的问题域。由此出发,社会变迁中的乡村治理,不仅影响于青海藏区乡村治理的历史沿革,而且形塑于中国共产党认同的现实根基,其内生逻辑不仅表征于经济、政治、价值认同的发展向度,而且外衍于利益凝聚、民主稳定、核心价值观培育的互构共演。     

城乡教师轮岗制度助力乡村社会治理:为何与何为?

城乡教师轮岗是实现乡村教育振兴的重要制度,乡村社会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侧面,因此教师轮岗制度与乡村社会治理具有天然的联系.教师轮岗制度是教育融入乡村社会治理的有效着眼点,是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是乡村社会治理供给侧改革的现实诉求,是解决乡村社会治理效率低下的可行方案.应以创新治理模式、加强制度建设、挖掘契合点、依托"项目"等措施,实现以教师轮岗制度推动乡村社会治理的愿景.     

国家政权建构与乡村治理变迁

国家政权建构与乡村治理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现代国家政权建构是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双重同构过程,其中,民族—国家建构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和善治的基础,"民主—国家"建构是实现乡村善治的关键。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借鉴国家政权建构理论探讨中国乡村治理变迁,并着重探讨中国现代化国家基层政权建构对乡村治理理念、组织和模式变迁的影响。     

试述毛泽东的乡村治理观

毛泽东具有独特的乡村治理观，一方面表现为自治与治理混合、政府与社会功能统一的乡村治理理念；另一方面则是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运动式的乡村治理思想。毛泽东的这种乡村治理观对建国后党的有关农村治理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民俗文化圈与元杂剧中民俗趋同现象

元杂剧中民俗元素出现频率较高的往往是各个民族认同的文化;反之,出现率低。元杂剧所反映的民俗文化有很大相似性,具备多民族共同的审美接受心理,这是与元代多民族杂处、多元文化并存的现实环境相适应的,为了争取更广的观众群体的民俗文化认同而采取的策略。这种增强民俗认同的策略就是在体现个性民俗的同时,不忘彰显共性民俗文化,充分考虑民族的、地域的民俗文化圈因素。     

法治视域下的乡村治理之路

我国乡村治理经历了传统的“礼”治、当代的“管”治及现代的“法”治三种治理模式.转型期的农村正处在由“管”治模式向“法”治模式转变的中间地带,非法治化治理方式的惯性严重阻碍了乡村社会的发展.乡村治理必须以二元权力的有效衔接为基础、以村民民主参与的广度与深度为路径,以村民制度化利益表达为保障,以公共服务产品的优质供给为目标,逐步实现乡村法治化治理之路.     

论乡村社会治理的系统性

乡村社会治理是一个由诸多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具有显著的系统性特征。乡村社会治理的系统性表现为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及其协调统一、治理内容的整体性及其统筹兼顾、治理路径的协同性及其综合施策、治理目标的全面性及其并行推进等四个层面。治理主体包括两级党委、乡镇政府、社会组织和农民群众的协同合作,治理内容包括乡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公共物品供给体系、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和人居环境治理体系的全面建设,治理路径包括"富民"基础上的"三治"融合,治理目标包括乡村社会和谐稳定、农民群众利益福祉和农民个体全面发展的三维并进。     

从《格萨尔》史诗葬俗描述中窥视藏族文化心态沉积现象

民俗是一个民族或一个群体长期传承下来的风俗习惯的简称，是民族文化或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俗是民族生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民俗文化源源流长，纵贯古今，可谓斑斓缤纷，洋洋大观。民俗涉及各个生活领域，无处不在。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积久成习的民俗文化传统。在历史的长河中，藏族人民所创造出来的民俗文化，体现了藏族先民的思想和行为规范，渗透在藏族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的各个角落。闻名遇尔、家喻户晓的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不仅是一部脐身于世界文学名著之林的伟大…     

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困境与对策探析

乡村治理对于推动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具有特殊意义。当前我国乡村治理中的"三治"理念不深化,乡村存在着"微腐败"问题,直接侵蚀着群众的利益;乡村治理关系错综复杂;当前乡村仍然呈衰落的趋势,农村社区治理的伦理路径也遭到忽略。因此,当前社会治理需要健全"三治结合"的体系;完善监督体系和强化追责问责;维持村民现有自治制度,梳理乡村治理内容;通过科技创新和人才培育引进等手段,改善乡村衰落现状;正视乡村居民群体的主体性作用,依靠伦理路径促进乡村治理。     

巫文化的特点及其功用

巫文化已渗透于土家民俗文化的各个领域,并具有历史久远、渗透广泛、巫医结合、与民俗相融、功利性与世俗化等特点。土家民族地区的巫文化是土家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土家民俗文化中的不成文法典,是土家民间医药、科技等的重要补充,是武陵民族地区现代民族民俗文化产业发展的风向标。因此,应对巫文化资源进行保护和开发利用。     

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道德建设

"乡风"作为中国农村伦理道德和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乡风文明与否影响着乡村治理的效果。在乡村治理现代化和乡村振兴号召下,乡风文明在家庭、经济、生态以及治理方面面临一系列道德失序危机,这给乡村振兴带来挑战。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探讨乡村治理出现道德失序现象的根源,并从创新治理途径、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以及发展农村经济三方面对乡村治理作出展望,可以为新时期有效治理乡村和实现乡村社会和谐美丽建设提供借鉴。     

社会转型时期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和乡村治理困境

乡村社会治理,实质上是以乡镇政府管理和农民制度化参与相结合,以村民自治为核心,以实现农民利益最大化为目的一种乡政村治的良性发展模式。但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越级上访、群体申诉、直接对抗等大量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严重破坏现行的乡政村治村民自治乡村治理的绩效。破解这一挑战,需要通过培育新型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文化,完善农民制度化参与机制,创造农民制度化参与的社会氛围,和推动乡村社会形成农民制度化参与的条件,来为乡村治理的良性运转提供和谐的社会环境和有效的社会资本。     

论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问题

我国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是以宗族为代表的社会组织作为治理的主要力量,以乡规民约作为主要治理规则.城乡规则的差异性使得二者社会治理存在着差别,但城乡一体化进程带来了农民思维方式、行为规则、农村社会结构和规则的巨大变化.在新的形势下重塑乡村治理的结构必须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建构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环境,建立多元化的治理主体及关系网络,形成家族、市场和国家三个途径的乡村公共产品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