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的等级意识与人文精神之关系及其现代意义

先秦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意识与董仲舒之后的"制度化儒学"不同,其本意是社会、家庭生活中的每个人应在自己的位置上施行权力,同时也要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先秦儒家提倡的等级意识,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志,在社会等级意识、家庭等级意识中,更是处处彰显人文精神,先秦儒家还主张用"权变"的思想对待等级意识。先秦儒家的等级意识与人文精神是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关系,并且对现代生活有着重要启示。     

先秦儒家贫困致因思想研究

个人贫困观和结构贫困观,是源自西方社会学的贫困致因理论.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普遍认为统治者应该对百姓的贫困负主要责任,并提出了一系列如何让百姓脱贫致富的设想,其贫困致因的核心思想可归为贫困结构观.以“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为核心内涵,并嵌入先秦儒家“天命”思想体系中的“贫困天定论”的影响超过了其贫困结构观,并内化为一种世俗的道德信仰或文化氛围,影响着中国人的个体思维、群体意识及统治理念.在许多国人潜意识中,至今仍然认同具有宿命色彩的“富贵在天”.以“责怪受害者”为核心内涵的个人贫困观在中国社会中没有成为主流贫困观     

儒家商道与当代企业儒学的开拓

企业儒学,是儒家思想在现代企业中的应用与发展。服膺儒学的当代中国企业家,积极践行儒家商道,在儒家的家庭观与企业组织、儒家的教化观与员工教育、儒家的德治观与企业管理、儒家的义利观与企业经营、儒家的诚信观与企业品牌塑造、儒家的领导观与企业领导方式、儒家的时变观与企业战略思维、儒家的责任观与企业社会责任等方面,对企业儒学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从而为儒学在当代的复兴开拓了新的途径。     

论儒家孝道观的演变

儒家孝道观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时代赋予了孝道观不同的社会含义。经历了先秦、汉唐、宋明、民国的儒家孝道观,其内涵不断得到扬弃。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深远而重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法文化解读

中国古代是否存在民法思想一直是一个争议的话题。探究先秦儒家经典文献发现，先秦儒家思想中已经开始重视个体的权利观。中国古代的“人”、“己”观念在很早就已形成，“人”、“己”观念的出现推动了个体观的形成，正因为有了个体观念，在民事法律活动中，就逐渐形成了独立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意识。先秦时期“人”、“己”关系较为和谐的统一于儒家的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中。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规则体现了对人的尊严、平等、自由等人格利益的尊重，而这些思想原则蕴育了中国古代民事权利的基本元素。同时，儒家思想中的“仁”和“义、利”思想也是先秦时期民事法律关系实践的基本准则。     

先秦儒家艺德观论析

先秦儒家艺德观论析沈壮海（武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先秦儒家艺德观，概指先秦儒家关于艺术与道德、艺术教育与道德教化、艺术创作。浸染与道德修养等问题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理论。先秦儒家重“德”，他们追求备至德的理想人格，鼓吹仁治德政的御国方略，推崇道德教化的...     

先秦儒家艺德观论析

<正>先秦儒家艺德观,概指先秦儒家关于艺术与道德、艺术教育与道德教化、艺术创作、浸染与个体道德修养等问题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理论。先秦儒家重“德”,他们追求备至德的理想人格,鼓吹仁治德政的御国方略,推崇道德教化的社会价值,向往德盈四海的天     

使民"心服":先秦儒家社会契约观的内核

先秦社会普遍存在的契约活动,为儒家社会契约观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先秦儒家契约观的内核是使民"心服",即邦国政权的兴与亡取决于"民心",换言之,为了追求更高层次的幸福与安宁,百姓或家族自愿放弃自然社会的部分主权,归附国君并成为邦国成员;但是,当国君严重侵犯百姓或家族利益时,他们有权"革命"。儒家社会契约观与法家社会契约观相比,更注重公意;与道家的相比,更注重"规则";与西方的相比,更注重家庭。     

论先秦儒家仁富观及其价值合理性

先秦儒家财富思想强调仁与富的统一,主要体现在:为富者仁,取之有道;为仁者富,以财发身;既仁且富,兼善天下。仁富合一是先秦儒家财富思想的核心,是先秦儒家财富伦理思想的真谛,体现中国人价值世界中仁与富关系的和谐本质。这不仅意味着道德与财富的直接相关性,更是意味着财富所担负的一种责任和伦理向度,对于建构当代中国健康的财富观,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依然具有价值合理性。     

论司马光民族观的继承性与创造性

在两宋士大夫中,司马光的民族观最具积极意义,他汲取了自先秦儒家到同时代欧阳修等人民族观中的有益成份,加以丰富和发展,主要表现为:提出了民族平等观,将“四夷一家”的思想发展为汉族与少数民族在人性、人格上的平等;倡扬了民族和睦观,延伸先秦儒家的“德化”思想,将中原与边疆一体的思想发展成为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政权和睦共处的观点;丰富了民族诚信观,认为在处理好民族关系时,一定要讲究诚信。     

智者乐水:早期儒家传统中的智慧观

儒家关于智慧的理解对中国人的生活之道产生了长远而全面的影响,同时也为中国哲学与宗教的“智慧型传统”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从比较哲学的角度,通过解读先秦儒家知与智、智与德、智与乐、智与水等多维度的内涵,可以看到儒家智慧观不仅仅是一种对日常生活有用的箴言集合,而且是关于宇宙、历史、社会和人性的道德形上学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关于人超越自身局限,获得理想人格的一种阐释。     

从《周易》看先秦儒家旅游文化的“义命观”

《周易》中不仅体现了先秦儒家对旅行的客观限制即"命"的领域的关注,更体现了先秦儒家对旅行者自觉主宰即"义"的领域的强调。在先秦儒家旅游文化的"义命观"中,旅行者之主宰性得到了充分肯定。这种"义命观"有利于促进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和旅行者素质的提高。     

梁漱溟的责任观与责任的层级

责任观是我们观察梁漱溟重建儒学的一个基本视角。他提出儒家的伦理学以义务或责任为核心,由此阐发儒家责任观的多重含义。他提出"以对方为重"和"互以对方为重"两个主题,从中可引出三种不同的责任观念,即本分、尊重之责与敬重之责。对每个人来说,他主要靠"理性"的认识机制体认其所应担负何种责任。梁漱溟没有对上述三种责任的关系进行说明,这就留给后人一个课题:如何在一个更广的责任层级理论中理解梁漱溟的责任观的意义。根据主体的道德认识程度,可大致把责任分成四个层级:义务;本分;责任;使命。梁漱溟的三种责任观念分别触及责任的后三个层级。尽管梁漱溟对责任观的讨论不太系统,概念表述也有点混乱,但他阐发的儒家责任观体现了现代新儒家对于责任概念的多维认识和对责任人格培养之途的新探索。     

家庭还是社会？——现代新儒家的责任思想研究

现代新儒家的责任思想建立在人的生存脉络基础之上,不仅包括家庭责任,也包括社会责任、民族责任、文化责任、人类责任及宇宙责任等。责任的复杂性是无限复杂的现实生活的反映和需要。当不同的责任发生冲突时,现代新儒家认为应当以更普遍的责任超越狭隘的责任,承担普遍性责任意味着特殊责任在更高意义上的实现。在现代新儒家看来,承担责任是人的生命存在方式和价值实现方式。其责任伦理思想以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相关性为基础,体现为责任对象及责任承担的相关性。     

先秦儒家的理想人格及其路径探析

每一时代都有自己的理想人格，它体现一个时代的人生追求和价值取向。在古代士人的人格建构中，儒家思想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儒家认为整个社会的秩序、安宁以及和谐都是建立在个人的道德修养之上和道德自觉之上，而道德实践则取决于个人的自我完善。先秦儒家强调在自我体悟、反求诸己的基础上的道德自律，认为每一个人都有义务成为“君子”，成就理想人格。文章通过对先秦儒家理想人格的建立依据及其实现路径的探讨，可以看出，先秦儒家通过对理想人格的塑造，为社会制定了许多道德和政治规范，强化了人的道德良心，启发人的理性，把外在的道德规范变成人的内在心理要求，从而达到整合社会的目的。     

先秦儒家义利观及其现代意义

先秦儒家义利观的基本内容是“重义兼利”、“重义尚利”,正确认识和借鉴先秦儒家义利观对现代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利于形成义利相统一、个人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相统一的价值观念,有助于提高人的精神文明素质。     

先秦儒家之人道观探析

中国文化中的人道乃是对于人之所以为人及其生存发展的本质特征和生存方式的概括。本文指出，以孔子、孟子和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在对历史文化和现实社会的反思中，提出了建构在人的存在的道德属性上的人道观。他们认为人道即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仁义礼智之道，它不仅体现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本质特征，而且确定了人在社会活动中的生存方式，人的存在的道德价值的实现和完善即是人道得以运行的基础和保证。先秦儒家的人道观发展了中国文化的道德精神特征。     

刘克庄的诗教观与中国儒家诗教的演化

儒家诗教成熟于汉代。到宋末的刘克庄 ,分别从教化观、情礼观、美刺观上对儒家诗教进行了某些转变。这些转变有着必然的历史逻辑 ,即它展现了中国儒家诗教从先秦汉代到宋代的演化历史。而在这些演化过程中 ,蕴藏着深厚的政治文化根源     

先秦儒家的社会和谐思想及其价值之我见

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和苟子本着治国平天下的宏伟抱负,提出和阐述了"仁者爱人"的人际和谐观,"仁政"、"爱民"的政治和谐观,"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相统一的和谐观,"中庸之道"的构建社会和谐方法等以"仁"为中心的社会和谐思想.这一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及其深远的影响,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先秦儒家的忧患意识及其现代转化

忧患意识是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尤其体现在儒家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意识中。先秦儒家忧患意识滥觞于西周，成熟于孔孟。忧患意识作为一种人文精神，强调人在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主观能动性，其思维基础是古代的辩证法。针对不同的问题，先秦儒家具有应对忧患的不同方法和思想体系，但都有伦理性、道德性和主观性的特点。在当代社会，应该积极吸收先秦儒家忧患意识的积极因素，同时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对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