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的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如果就书名而言 ,萨特的《辨证理性批判》可以说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仿制品。但是 ,这两部著作的内容是完全不同的。康德通过批判纯粹理性 ,提出和回答的是认识如何可能的问题 ;而萨特通过批判辩证理性 ,提出和回答的则是辩证法如何可能的问题。康德通过批判纯粹理性建立了他的先验论的、不可知论的认识论 ;萨特则通过批判辩证理性建立了他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哲学。萨特认为 ,他撰写《辩证理性批判》是要把意识介入历史 ,从而为历史唯物主义奠定基础。在萨特看来 ,历史唯物主义虽然是“意识到了自身的历史本身” ,但…     

治理当前我国的通货膨胀应避免的几个误区

当前,面对我国宏观经济中不断加剧的通货膨胀压力,我国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一些必要的行政手段,实施一揽子宏观经济政策以抑制通货膨胀,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在管理通货膨胀的同时,要确保经济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在抗击通货膨胀的政策手段上必须辩证施治,标本兼治,防止走入以下的一些误区。一是治理通货膨胀要防止滥用行政手段,二是治理通货膨胀要防止错用汇率手段,三是治理通货膨胀要防止过度使用总量从紧的货币政策,四是治理通货膨胀要防止忽视长期的制度变革。     

论中国传统核心思维方式的分析理性之殇

逻辑精神和实证精神所代表的分析理性,与辩证法所代表的辩证理性,是探索真理的两种不同的理性思维。与分析理性相关的是逻辑精神的精确性,与辩证理性相关的则是思维的整体性。哲学的发展需要借鉴科学的精确性和严格性,辩证理性与分析理性应成为一种互益的关系,辩证理性需要分析理性的监督。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主流传统文化所表现出来的辩证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组成核心。传统核心思维方式中所蕴含的辩证理性成分远超过分析理性,这意味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不单要注意传承辩证理性的精神品格,更需要借鉴和学习分析理性的精神气质。     

辩证法与实践理性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在"理论理性"的层面上理解辩证法的本性、主题与功能.自康德以来,这种意义上的辩证法遭遇到严峻挑战.从实践理性的层面重新阐释辩证法,巳成为深化辩证法研究所面临的重大任务.立足于现代社会生活实践,个人"主观性视角的有限性"与社会生活"他人视角的无限性,,之间所存在的矛盾,为辩证法克服理论理性层面辩证法的抽象性和虚幻性,实现从理论理性向实践理性的转向提供了重要的生长点和问题意识,在承认"理性多元论事实"的前提下,通过"对话"、"宽容"与"相互承认",来寻求这一矛盾的克服,实现社会的团结与社会的统一性.这构成了作为实践理性的辩证法的核心内容.     

邓小平论"错误"的辩证思想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从这条主线出发,在如何正确对待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出现的历史经验教训和失误以及前进道路上的问题上,邓小平理论中蕴涵着丰富的辩证思想.文章从四个方面较系统地阐述了邓小平有关对待"错误"的辩证思想,它对于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     

界限的语言化和主体的界限化——维特根斯坦对康德哲学的改造

康德哲学是以界限问题为核心展开的,而界限问题又可以归结为先验主体问题,它可以通过"我能(知道)什么?"这一形式展示出来。维特根斯坦对康德哲学的改造是通过界限的语言化和主体的界限化进行的,即把康德哲学的理性界限改造成为逻辑语言界限,并通过主体的界限化使主体成为世界的界限,由此形成一种特殊的语言主体——界限主体。由于界限主体具有"零位"特性(类似于数学中的零),于是,康德关于主体能力和理性界限的提问"我能……?"相应地就转变为一种基于"零位"主体的逻辑语言的意义标准的提问"人们怎么能……?"哲学问题也就转移到了以探讨"怎样"为特色的"Canbe"问题上来了,康德的哲学问题也就从理性的平面转移到了语言逻辑平面。     

中国协商民主的三个辩证认识

近年来,中国的协商民主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在如何对待协商民主的传统政治文化资源、中西方协商民主的本质区别及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的关系等问题上,认识并不怎么清晰,必须辩证地厘清这些问题,才能更好地把握并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健康发展。     

中华文化传承创新的四个基本问题

"中华文化"的概念在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后,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认可。这种认可,是人们在经历了"打倒孔家店""破四旧"后对传统文化深刻反思的一种理性回归,代表着人们从整体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肯定。但是,应该如何对待和传承中华文化,在学界却未完全达成一致意见。从文化传承的方法论视角来看,在当代中国,要弘扬和复兴中华文化,就必须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使其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与世界发展相同步,与文化自身发展规律相一致,不断地实现文化的自我发展和自我更新。     

惯习与理性的张力——布迪厄社会本体论的“模糊逻辑”

在以“场域”和“惯习”概念为核心的实践理论以及符号资本和符号权力理论中，布迪厄似乎将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重新引入了社会学，在这一点上，称布迪厄为新马克思主义者是有道理的。但是，在反思社会学中，布迪厄倡导和实践的批判态度却表明了他对社会的另一种想象，即认为社会是在“理性”的掌控之下。这种“理性”并非他自己所说的“历史主义的理性”，而是无条件的反思和批判精神。由此，布迪厄的社会本体论体现为惯习与理性之间的张力，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本体论上的辩证性是其理论优势所在。     

“启蒙”概念及其张力

启蒙运动是一个始于观念更新而及于自由实践的漫长过程,它唯一可以允诺的东西就是理性的自由。但它只是为现代人提供了选择的可能性,而无法决定他们如何作出选择。启蒙并非自绝于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而是这种传统中的异质因素的全面展开。"启蒙"的概念史表明,理性缺位的启蒙不叫启蒙。启蒙史乃是理性自我理解、自我裂变的历史。然而,理性本身只是一个流动的概念,它的内在矛盾与张力也造成了启蒙自身的张力。正是理性的误用造成了启蒙的偏颇。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启蒙,而在于怎样进行启蒙。启蒙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为了重续这一崇高的事业,我们需要汲取法国启蒙运动的成功经验,更要汲取它的失败教训。我们需要合理地对待传统,合理地对待信仰,合理地对待科学技术,合理地对待自然;同时,我们也需要合理地对待理性自身。     

麦克道尔“第二自然”概念论析

科学主义的自然观将自发性观念从自然中剥离出去,科学对自然的过度祛魅又使其成为一种缺乏意义、价值与规范的领域,由此我们失去了理性思维与独立实在之间的某种联系,理性与自然的关系也无法得到有效证明。麦克道尔继承并创新了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等人关于第二自然的思想,将第二自然理解为人们在语言文化共同体的生活实践中通过适当的训练和教化而习得的理性-概念能力,即对理由和意义作出回应的能力。他一方面坚持理由空间的自律性与独特性,另一方面又主张概念能力的自然性与客观性,以此走出彻底的自然主义与膨胀的柏拉图主义在理性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摆荡,消解思想与世界、理性与自然之间的二元化的鸿沟,既合理地维护了自然的统一性,使自然能够对我们的思想产生一种理性的制约作用,又科学解释了人类独特的生存方式而没有威胁到人类与动物的连续性。     

合理性哲学的凸显及其当代价值——对传统理性主义的批判

合理性哲学的凸显既是对中西方哲学史上占统治地位的传统理性主义的一种历史性批判,也是对理性的发展历史和作用功能的批判性反思.合理性问题的凸显标志着哲学研究对象的转移,哲学提问方式从"是什么"到"应如何"的变换,以及哲学研究向度从永恒理性的追求到历史理性的探究的改变.     

苏联文学的批评及其反思

如何评价20世纪苏联文学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主要存在两种思想倾向,一是全面否定,二是有意识的遗忘。历史上的非主流文学有必要进行价值回归,但是,由此对主流文学进行排斥,无疑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有失偏颇。历史地、理性地审视苏联文学当是一种正确的指导思想。     

黑格尔理性概念的自我否定性

黑格尔的"理性"内涵有两层含义:一是与"精神现象"或"意识形态"是同义语的"理性";二是结合历史发展,涉及许多道德伦理问题的"理性".因而在黑格尔那里,"理性"既与意识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同时又表现为一种方法,即历史的、辩证的方法.黑格尔的理性概念具有特殊的批判性即自我否定性.理性的这种"自我否定性"表现为概念的运动原则,在黑格尔那里,这个原则被叫做概念辩证法.     

解放思想 科学发展——谈如何解决束缚人们思想解放的现实问题

历史实践证明,人类社会的发展、经济的繁荣、科技的创新、文化的进步和政治的文明,都离不开思想的解放。我们今天要推进国家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着力解决障碍和束缚人们思想解放的现实问题就成为紧迫要求。思想解放就是要不唯古,辩证认识传统文化;不唯洋,辩证看待市场经济;不唯权,辩证落实上级指示;不唯钱,辩证对待物质利益;不唯书,辩证学习古今经典;不唯名,辩证对待名人权威,这对于我们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科学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何必"必于信":"君子贞而不谅"思想发微

理智地对待诚信是孔子诚信思想的一个鲜明特色.他倡导正确、合理而辩证的"好信",反对不问事理、不计是非而唯信是守的"必于信".在孔子看来,"必于信"会隐伏、滋生诸如"忠君"、甚至"死君"的社会危害,还会酿成一种褊狭、短视和浅陋的心态,曲解事实、遮蔽真相,妨碍正确的历史认知.为破除"必于信"的偏执,孔子提出"好信必好学",以期培植理性与辩证的诚信观.     

关于行政复议调节制度的理性思考

我国行政复议调解制度经历了一个从否定到肯定的转变。复议调解作为对社会实践的需求与发展的回应,不仅在法律上得以确立,而且已成为趋势。然而,我们应理性对待复议调解制度,既不能基于传统理论怀疑其正当合理性,亦不能过分夸大其作用和功能,而必须将其严格控制在法律框架之内。     

康德对理性和悟性的区分及其意义

康德对理性和悟性的区分在哲学史上得到很高的评价,但也遭到了许多的误解和批评。如何准确地估价其在哲学史上的意义,科学地分析其理论上的得失,仍然是康德哲学中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从考察康德这—区分的理论动机和具体内容入手,着重分析了它在哲学史上的意义以及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影响。一作为伟大的哲学家,康德对形而上学的前途和命运极为关心,在《导论》中他明确指出,批判哲学之所以要对数学、自然科学如何可能作出说明,并不是为了这些科学本身,而是为了另一门学科——形而上学。康德意识到人类理性在这门学科里有一种奇特的命运或困境;限于经验,理性永远得不到满足,因为理性的     

我国乡土文化的特征及其转型

文化的复杂性决定了对文化进行类型学研究的必要,在界域层面上,乡土文化和城市文化两种文化类型的二元对立,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我国当下所进行的文化改革,其本质包含了乡土文化从传统形态向现代转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乡土文化所固有的空间特征、人际关系特征、个体理性特征以及伦理本位特征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个转型过程表现为从封闭同质到开放异质、从"生存理性"到"经济理性"以及从伦理本位到利益本位的转变。     

荀子的宗教向度及其价值探析

荀子注重理性与实证而不信鬼神,其宗教向度易被忽视;在先秦精英阶层理性高涨与儒家宗教性一直有争议的情况下,荀子的宗教态度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从荀子理性思想中分析梳理其宗教向度,可以更好地把握其理智思维背后的矛盾与张力。荀子在"天"观念中对宗教性是一种排斥态度,在"命"观念中则对宗教进行了一定的保留,到"圣人"观念中宗教性有了显性的体现,而在"礼"观念中更是对宗教性加以利用。荀子作为知识精英对待原始宗教思想的理解,已经与低层的民众有了较大差异,但又不能完全摆脱传统知识背景的束缚。荀子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来解决宗教问题,这对当代处理宗教问题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