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中的诉讼实施权配置问题研究

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群体性纠纷可以通过共同诉讼、代表人诉讼和公益诉讼机制得到解决,但共同诉讼解决群体性纠纷的功能十分有限,代表人诉讼的适用效果欠佳,公益诉讼只能在群体性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竞合的范围内有限度地解决部分群体性纠纷。群体性纠纷涉及多数人利益,为了合理利用司法审判资源、提高纠纷解决实效、保障公民裁判请求权并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只有在实体权利主体严重缺乏诉讼动力和诉讼能力,非实体权利主体对诉讼结果具有更大的合理期待利益的情形下,对诉讼实施权作非常态配置才具有正当性。     

群体性纠纷相关问题心思考

群体性纠纷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冲突的典型形态,并将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安全与发展的主要问题,认识群体性纠纷的内在要素和外在原因,增强实务部门应对和处置群体性纠纷的能力已经成为当下中国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所以,对群体性纠纷的研究的问题框架主要包含群体性纠纷的构成要素、生成原因和解决机制三个部分.     

认真看待和处理群体性事件

在公法学视野中，群体性事件的有效化解是一项长期的社会系统工程，但又是当前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点、难点和突破121。在公法学视野下寻求善治之策主要包括：科学权力观是消解群体性事件的思想基础，公共决策民主是预防群体性事件的制度保障，信息公开是化解群体性事件的关键之策，创新基层经常性社会管理是防范群体性事件的长效机制，社会预警机制是预防群体性事件的必建机制，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化解群体性事件的有效举措，培育和谐法治文化是遏制群体性事件的基础工程。此外，成功解决群体性事件痼疾还涉及多部法律的制定和修改问题。     

公共诉讼视角下我国群体性纠纷的现实解决路径

当前我国群体性纠纷的制度化解决方案——代表人诉讼几乎被束之高阁,而公共诉讼机制在群体性纠纷的解决中因其能够有效减轻当事人的诉累,避免了代表人诉讼中人数众多的纠纷主体涌入法院带来的现实压力等诸多优势,应当成为我国当前解决群体性纷争的现实选择。就具体的制度构建而言,可以从具有实践经验的实体部门——环境保护法及产品责任法领域率先起步,同时应当有效的结合行政机关的诉权以及行政执法权以节省司法资源与社会资源。     

我国征地补偿纠纷的法律思考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因农村征地问题而引发了不少社会矛盾,一些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因征地补偿纠纷引发的上访和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成为影响农村稳定与社会安定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究其原因,主要是由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虚位,土地征用补偿程序不规范,相关法律规定不够完善,可操作性不强,失地农民维权困难,法律救济渠道不畅等原因造成的.对此,应制订土地征收法,完善相关司法解释,规范操作程序和监督机制,健全征地补偿纠纷的解决机制.     

行政谈判化解群体性纠纷的价值及其效力

一个行政法治完善的国家应当制定相关法律实现行政谈判的法治化,推进行政法治文明的进步,这有利于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是促进社会稳定的内在机制,也是整个民族进步的标志.行政谈判作为一种化解群体性行政纠纷“管道”,是由我国社会矛盾的新特点、非诉讼多元化解决纠纷理论以及其具有诉讼解决纠纷不可比拟的优点所决定的,也是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推动行政民主化与柔性化的有效途径.行政谈判与其他行政行为一样,也是国家意志的表现,一旦行政主体与相对人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就应当具有法律效力,但必须以实现其程序的正式化为前提.     

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之法理探究

民事纠纷解决机制是人类和睦相处、持续发展的内在需要.在纠纷主体的个性与共性、纠纷解决的自治性与规则性及纠纷客体的特殊性与一般性等矛盾因素的相互作用下,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呈现出多元化.和解、调解与审判既是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的反映,也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三者在解决纠纷的功能与效果方面各有优势与不足.和解、调解与审判三者相互配合,形成纠纷解决机制的有机体系,是妥善解决民事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的理性选择.     

司法的闲置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前没有经历一个司法控制的过程，是当前的一个普遍现象。这种司法闲置现象的产生，既在于法院难以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的目标而功利地拒绝受理复杂的群体性纠纷，也在于群体行动者对司法公正失去信任而理性地选择放弃司法。消解司法闲置、阻止一般纠纷向群体性事件发展，需要支持司法的自主性运作、完善群体性诉讼和公益诉讼制度、强化司法终结纠纷的能力。     

论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扩张

我国现行的诉讼立法和传统的当事人适格理论都将适格原告的范围限定于直接利害关系人,这种限定难以有效解决现实中不断涌现的新型群体性纠纷,需要对适格原告的范围进行必要的扩张.公益诉讼中原告资格的扩张具有坚实的法理基础和强烈的现实需求,可以赋予检察机关、相关社会团体及公民个人在特定务件下作为适格原告提起公益诉讼的资格.     

群体性事件的宪政思考

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引发了各种群体性事件,成为当前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一个突出矛盾.群体性事件展现出来的社会各方面宪政意识的缺失,表明了作为社会秩序构成部分的我国宪政制度依然十分不完善.当前的群体性事件基本上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党和政府应当转变思维从宪政的角度去分析和解决群体性事件,并在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逐渐学会接受监督和制约,从而构建符合宪政要求的真正民主、法治和文明的和谐社会.只有将群体性事件纳入宪政视角,切实解决社会不公问题,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才是预防和治理群体性事件的治本之策.     

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问题解析

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是指在一个社会中,多种多样的纠纷解决方式以其特定的功能和运作方式相互协调地共同存在,所结成的一种互补的、满足社会主体的多样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调整系统.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方式主要包括协商、调解、裁决构成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公力救济、社会救济和私力救济构成的多元化体系;纠纷解决规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程序的多元化等.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对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基层暴力与纠纷解决过程的法社会学分析

在追求社会稳定的大背景下,基层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有效性成为重中之重。研究发现,传统上被视为文化因素的消极行动——"忍",常常伴随着积极寻求纠纷解决的行动,反映出被忽略的"实体性需求"。随着基层纠纷解决过程向后推移,当特定的纠纷解决机制出现失效情形时,往往会激发产生针对纠纷解决第三方的"伦理性需求",个体性怨恨跃迁为对解决机制及背后权威的怨恨,而纠纷解决机制失效的渐进过程,也正是新的怨恨加强的过程。这构成了当前不稳定因素的重要来源。刑罚可以压制实体性需求,但伦理性需求并未随着国家强制力的到来而疏解。丧失对所有经历过的纠纷解决机制和第三方的信任,人们可能退缩回个体独立面对强力社会的世界里,而寄希望于忍耐、权威的保护或者依赖强力,从而导致信访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因此,现实利益冲突引发的实体性需求必须得到妥善解决,才能阻止个体化的怨恨跃迁为对各种体制的怨恨,从而阻绝人们理性地选择看似非理性的解决方式。     

论现代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与完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改革和发展的目标。社会要稳步发展,就必须高效地、公正地解决社会纠纷。在司法资源相对不足的状况下,审视当前社会纠纷的新特征及民众对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对于探索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社会契约理论模型下的纠纷解决观

人类社会的纠纷解决可以分为自治型和他治型两类.现代社会发展导致法律的增多以及对他治型纠纷解决方式依赖程度的加深,但同时也为自治型纠纷解决方式的转型发展带来新的契机.按照社会契约理论,诉讼程序之中的裁判者同时拥有对纠纷解决程序的控制权以及对纠纷解决结果的决定权,其义务为在保障当事人程序权利的前提下发现唯一正确的结果.而调解员只能通过对程序的合理掌控促进自治的纠纷解决,因而必须排除强制以及欺骗等因素对合意形成的干扰.调解正当化的首要原理在于自治的实现.     

中国农村群体性事件探析

当前农村群体性事件是我国农村社会内部矛盾经过长期积淀而成,具有群体性、利益性、维权性、积累性、突发性、组织性、非理性和过渡性等特点.群体性事件一方面影响农村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反映了农民维权意识和能力的不断提升.对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特点及其成因进行认真分析和总结,努力探索解决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对策,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重要意义.     

纠纷解决的法社会学研究:问题及范式

法社会学视野中的纠纷不仅包括行动层面的分歧和矛盾,而且也涵盖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遭遇的所有冤屈.纠纷金字塔理论将纠纷解决方式分为忍忍算了、双方协商私了、双方申诉并请第三方仲裁、司法诉讼等几个主要层级,如果纠纷在基层解决得越多,上诉到司法程序的纠纷就越少.工具主义范式则关注人们在纠纷解决中是如何动员法律工具,而建构论者强调人们动用法律解决纠纷是一个社会建构过程,法律权力论关心的不是纠纷及其解决方式本身,而是由此所反映出的人们权威认同结构和社会秩序的基础.不同范式的差异为纠纷解决的法社会学研究提出了有待进一步考察和研究的问题,其中法律何以能真正有效地解决纠纷、何以能预防纠纷,就是值得关注的问题之一.     

风险社会中的集群行为——法社会学视阈中的群体性事件及其解决机制

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转型社会的过渡性、阶段性和不稳定性特征导致了群体性事件的频频发生。从法社会学的视角来看,群体性事件的本质是发生在风险社会中的一种集群行为。风险社会是群体性事件的社会根源,集群行为是群体性事件的本质特征。我们应当明确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和特点,从而确定群体性事件的应对原则和解决机制。     

群体性事件成因中的传统文化因素

群体性事件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已经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造成群体性事件的原因很多,本文拟就群体性事件中所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分析,主要侧重于儒家文化的权力观念,道统和法统的选择,以期形成对群体性事件的更加客观和全面的看法,为群体性事件的预防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中国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有效治理的理性路径论析——一种基于公共理性的研究视角

近年来一系列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频发,暴露了我国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尤其是基层治理模式存在着较严重的问题.我们应在深刻反思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基础上,把各地有效应对群体性事件的个案经验汇聚成制度化成果,从地方治理体制、机制上积极探索有效预防和减少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理性路径.走向现代公共治理是有效应对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构建区域和谐社会的公共理性之路.在各级政府主导下,多元社会主体制度化参与公共治理过程,并在完善公共治理的基础上,构建"地方公共治理、跨区域的府际合作治理、官民合作治理、社区公民治理"四者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的"大治理"模式,是有效预防和减少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公共理性诉求.     

群体诉讼的困境与出路:示范诉讼制度的建构

近年来,我国群体性案件频发,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在解决群体性纠纷中的作用极其有限.示范诉讼通过个案审理明确具有共通性的事实或法律问题,一次性解决具有共同争点的大量诉讼请求,在缓解审判压力的同时,有助于"和谐诉讼"的司法改革目标的实现.我国应通过立法完善积极引进这一制度,同时在法院系统内部建立处理群体诉讼案件的协调机制,避免重复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