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御史纪行诗的认识价值

唐代御史台作为朝廷“纪纲之司”，职责广泛而重大，唐代御史由于职事活动的需要，经常巡查州县、巡边查访、知南选、出使各国。唐代御史行使其职事活动的过程，也是文学创作的过程。因监军、使边、巡边、带宪职入幕等多种原因，唐代御史出入边塞，“得江山之助”，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边塞诗，御史出行成为唐代边塞诗繁荣的推动因素之一。御史文学家在其职使行程中，还描写了特定地域的自然风光、民风民俗，这些诗歌不仅拓展了唐代文学的地理空间，也为唐代山水诗的兴盛带来契机。唐代御史纪行诗，是了解唐代地域文化风貌的宝贵资料，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独特的认识价值。     

唐代御史活动与判文文体的成熟

御史活动对唐代判文文体的成熟具有促进之功：（一）御史在唐代判文写作中具有引领作用。一些御史本来工文,又有司法实践,他们倾力于判文写作,这类“how to”类著作对一般士子学习判文制作实际上起到了引领作用,张鷟《龙筋凤髓判》是典型代表。（二）唐代司法审判程序对判文结构的影响。御史的司法实践,有助于他们提高营构判文叙事结构的能力。（三）御史的“法律思维”对判文修辞的影响。唐代判文写作中的情感取向、注重修辞、伦理感染等,是传统法律思维模式在判文制作中具体而生动的体现。     

《洛阳造像记》的文学价值

<洛阳造像记>在文学史上具有标志性作用,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和史学价值,同时也是佛学、史学、地学研究的珍贵资料.它创新了石窟文体模式,成为元魏石窟文的新模范;体现了地记文之过渡特征,开启了时代地记文学之先声;开创了<洛阳伽蓝记>文法结构之先河.     

唐代御史任职资格中的文学因素

唐代御史制度是一个注重文学的职官体系,《文苑英华》《全唐文》中收录的御史授职制诰达百多篇,显示出唐王朝对御史任职资格中文学的基本要求.唐代御史的任职制诰中主要包含好儒、尚文、吏能、重德四个方面的标准:儒求经济、文尚词藻、才重吏能、行崇正直,它全方位考察文人在文、儒、吏、行、法诸方面的综合素质,赋予了唐代文学和文学家御史重大的政治使命和责任.唐代御史任职资格中强调的“文学”,并非单纯意义上的文学艺术,而是对传统士人知识结构的全面要求,是唐代文人人格修养的综合体现和行政能力的具体实践.它不仅引导唐代文人的为学、做人的方向,确立文人的政治奋斗目标,而且还使其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更契合于现实人生而大放光彩.     

记人叙事散文写作“四步训练法”

记人叙事散文是以记叙人物或事件为主要内容的散文体式.它要“抒情”、“论理”,更要“绘形”(描绘人物或事件的形象).“绘形”是基础,“抒情”、“论理”是目的;“形”要显露,“情”、“理”要渗透其中.“形”、“情”、“理”构成了记人叙事散文的三个基本要素.抓住了这些要素,也就抓住了记人叙事散文写作训练的关键.对这些基本要素的捕捉、发掘、拓展和表达,便基本上体现了记人叙事散文写作的主要过程,这也就是本文所说的记人叙事散文写作的“四步训练法”.捕捉 主要指对人物或事件的形象的捕捉.下笔之前,对形象的捕捉比较复杂,有时是     

荒服之善部 炎裔之凉地——论唐代粤北地区的经济与文化

唐元和十年,大诗人刘禹锡在著名的《连州剌史厅壁记》中写道:“信荒服之善部,而炎裔之凉地”。①这是对唐代连州的赞美之辞。其实,这个评价也适合于整个粤北。由于地处五岭南北交通要冲,粤北历来是北方移民进入岭南的主要通道,人口相对密集;加上地理上和军事上的特殊地位,促使历代中央政府重视这一地区的统治,建立强有力的行政管理机构,培植封建文化,因而粤北是岭南开发较早的地区,经济文化长期处于广东的领先地位。唐代粤北继续保持这一势头,经济发达,人文鼎盛,举世瞩目。一、北人南迁与户口增长唐代人口迁移一般分为二种类型,一是官府组织…     

唐代御史台对官吏的弹劾

在中国封建社会法制史上,唐代的御史制度颇具特色。“御史为风霜之任,弹纠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唐代御史台的主要职能就是弹劾百官,亦即行使现代监察机构的所谓弹劾权和纠举权。研究唐代御史台弹劾官吏的提出、对象、依据、程序、仪式及效果和作用,不仅为深入研究中国法制史之所必需,而且对今天建立和完善新的监察制度也具有“以史为鉴”的重要现实意义。     

贬谪文学中“地景书写”的文化解读

贬谪是中国古代一种很常见的政治现象,由此形成的贬谪文学则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特有的文学现象.自唐代起,众多贬谪士人的文学创作就已具有“画师眼光”“禅道境界”的追求,并在此基础上有了“诗情”“画意”的进一步交融,由是形成了贬谪文学中“地景书写”的博大与精深.贬谪文学中的“地景书写”是贬谪诗人以其独有的目光审视流寓之地的风物人情,客观上也是对某些特定景观所进行的一次审美观照,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地理再发现,意味着空间的再生产,通常都具有不同于本土作家的地域经验,表现出相当深厚的民间情结与地缘意识,因此具有独特的文史价值,以及对某些地域性知识进行重建和表现的功能.     

论经济应用写作

党的十四大和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框架.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物质资料的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社会科学特别是应用学科产生了强大的冲击波.经济应用写作接受商品经济大潮的洗礼,在市场经济的摇篮里茁壮成长起来.对于经济应用写作这个写作学的新兴学科,必须进行理论上的研究和文体上的规范.本文对经济应用写作的起源、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作用和特点,提出了作者的见解.一、经济应用写作的地位(一)经济应用写作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经济应用写作伴随着经济活动而产生,是人类最早的一种写作活动.文章作为客观事物的反映,首先是人类谋求生存的经济活动的物质生活的反映.在人类幼年时代的生产劳动中,经济应用写作的萌芽应运而生.三千多年前的《周易·系辞》描写了当时的市场交易景象:“日中为市,集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古代经济应用写作是统治者管理国家、制定政策、颂布政令的工具.先秦时期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荀子提出顺应事物客观规律的观点,主张“强本而节用”、“养备而动时”、“修道而不贰”,提出了     

试论司马迁的写作意识

司马迁是在有意识地写作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作品。他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详细地总结了自己的写作过程和理论。《太史公自序》则从各方面记载了司马迁作为创作主体的详细情况，这不论在文学史上还是在文论史上都是不可忽视的珍贵资料。在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史家眼里的文学还主要是为人们提供一种道德规范、宇宙哲理，以及历史经验的学术写作活动，但这种观念构成了中国古代对于文学写作认识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中或可窥见文学自觉的前奏。     

“燕许大手笔”与唐代文风演变

唐文三变,已成为唐代文学研究中的学术共识,但"三变"之一的"燕许大手笔"张说、苏颋在文章写作中所使用的革新策略及其对唐代文风演变所产生的文学效应,尚未得到学界的深入关注。张说、苏颋之文,虽未跳出初盛唐之际以骈为宗的主流,但在文学内质上有所提升,在风格气势上也有所突破,革华靡,除富艳,质实朴素,景象浑厚。张、苏对文体文风变革的探索与尝试,对中唐以后的散文革新提供了有益启示。     

论唐宋古文体系中“文道观”的传承与转关

在唐宋古文理论中,文道观居于核心地位,对于道之含义的理解,一方面以儒家的圣人之道为基础,另一方面对儒、释、道各家的态度明显不同。两宋时,唐代文道观的基本思想显现出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回归,使唐宋古文运动成为一个整体并取得了最后的成功;但由于接受语境的变化,历经演进,原有的文道观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和转折。     

唐人选唐诗第一人孙季良生平事迹考

孙季良,盛唐时期河南洛阳偃师人。他是名儒尹知章的门生,又与著名诗人张说、贺知章等人同列“开元十八学士”。孙季良的传世诗文作品极少,在整个唐代文学史上湮没无闻,但在唐诗选本史上作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他编选的《正声集》是第一个唐人选唐诗的诗歌选本,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他还擅长书法,并且参与了唐代大型官修类书《唐六典》和《初学记》的修撰。     

胡姓士族文学群体与中唐文学格局之形成

盛唐时期胡姓士人的文学活动对于胡姓士族文学群体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安史之乱后,大历时期是胡姓士人的成长期,贞元、元和时期,胡姓士族文学群体已经形成并举足轻重。胡姓士人群体堪称是中唐政事与文学空间的中流砥柱,与山东士族、关中士族、江南士族鼎足而立且毫无愧色。贞元、元和时期的文学活动场域与德行、政事、言语建立不可分割的联系,胡姓文学家族从地方进入台阁,从边缘到核心,进入文学活动的中心地带。唐人选唐诗选本采摭胡姓士人诗作入集发挥了保存文本的文化传承功能,突出了中唐胡姓士人的创作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史意义。胡姓与其他家族联姻是民族融合的组成部分,基于此产生的文学活动便具有了特殊的文学史意义。     

“文学的自觉时代”论理

鲁迅先生首先提出了魏晋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后来的文学史界采信并发展之。考查中外各种文学史著。“文学的自觉”都是经过许多次。中国文学史在魏晋前后,至少还有四次“文学的自觉时代”,即先秦“摆脱巫文化束缚的时代”,中唐至宋金“摆脱文人垄断的时代”,明清之际“注入市民意识和市民精神的时代”,“五四”运动开启的“新文学时代”。中国古代文学据此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     

张扬个性，因旧布新——谈元代初期古文家姚燧

姚燧是元代前期最重要的古文派作家。他继承唐宋古文运动的余绪,以丰富的社会生活阅历为题材,在写作中渗透着个人刚毅、直言不讳甚至有些强鲠的个性,形成与众不同的风格。他在实用的散文体裁创作领域诸体兼长,为后人留下丰厚的文化遗产。同时,他还训育出张养浩、孛术鲁翀这样优秀的古文家弟子,虽然终未形成大的流派,但毕竟为元代文化增添了亮色,为古文创作的延续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周密的家世与交游对其笔记撰述之影响

周密是宋末元初的笔记撰述大家，他的笔记真实反映了当时社会各层面的生活，有着重要的文学、历史价值。周密的家学传统影响着其笔记撰述的原则和理念，父祖辈岁编日记的“家乘”、“日录”，为周密本人的笔记撰述提供了资料来源与撰述典范。而周密丰富的阅历和广泛的交游，对其笔记撰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学识养成和资料积累上。     

论元代文坛对欧阳修古文风格的接受

欧阳修的古文风格经由南宋与金,嬗递到元代文坛,成为对元代散文影响最大的文风传统。元代初年,活跃于文坛的北方作家群虽很重视对欧阳修文风的学习,但不同于欧文,雄奇文风仍是主导倾向。到了元代中期,在江西作家群的倡导和浙东作家群的呼应下,欧文温醇和雅的风格成为一代文风的底色。到元末,文坛形成欧、苏并尊、唐宋并重的格局,开明代唐宋派之先声。     

两汉赋论基本特征略探

汉赋是两汉文学主流，创作的繁荣带动了汉赋批评的兴起。汉人赋论尽管只是汉赋研究的起步，却已具备比较鲜明的特征：依经立义的批评标准；全面细致的批评内容；准确精到的批评结论。两汉赋论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有价值的理论收获之一，对后世的汉赋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潞公集》版本考略

文彦博是北宋与富弼、司马光齐名的政治家,其诗文书法俱佳,在北宋政坛与文坛举足轻重。镜考《文潞公集》版本源流和比勘现存的版本,有助于分析研究文彦博的创作特色和思想理念,从而更好地去了解北宋中后期的文学发展脉络和社会政治文化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