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与眺望--50至60年代台湾现代主义新诗发展状况及诗人转型择要

从现代性新诗的历史性情境入手,分析新诗创作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极为相似的社会心理背景.现代主义成为新诗写作的时髦样式,在与本土诗人群及其创作观发生分歧的同时,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还从地缘角度,即岛国混杂性文化的角度揭示台湾新诗创作显示出的本土方面的现代性,进而探讨目前诗学研究存在的理论空隙.肯定台湾现代主义新诗有其独到敏锐眼光的同时,借助张默的理论揭示其中存在的疏漏之处.结合台湾本土诗人余光中的诗作个案说明现代新诗对台湾诗人的冲击.最后,提出小说和诗共同开发认识世界的观点.     

失落的女神——《女神》及其新诗“现代性”问题

在郭沫若研究与当代学术界接轨的过程中 ,与《女神》相关话题的新诗现代性问题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焦点。如何理解《女神》创作的现代性问题 ,也是解决新诗现代性乃至五四新文学现代性问题的一个关键环节。中国现代新诗从其产生之始就呈现出鲜明的平民化特征 ,《女神》以及现代诗直露的抒情方式及其相应的平民意识成为现代诗人情感爆发的先河。     

上海—台北—海外:中国新诗现代化的一种路径——百年中国新诗史中的百岁诗人纪弦

纪弦半个多世纪上海—台北—海外的创作构成了中国新诗现代化的一种路径,也开启中国新诗史的一种流动性叙述。上海沦陷时期,他以"诗领土社"的活动聚合起南北诗坛,突破"京""海"对峙,使现代主义诗脉得以延续,而殖民政治的高压强化了他的现代主义诗艺探索。1950年代,纪弦在台湾发起中国新诗史上成就最大的现代诗运动,会合了中国大陆和台湾本土的现代主义诗歌传统,各诗社的论争推进了诗人们在"中国传统"和"善性西化"的文学空间中各有个性的探索,在追求思想自由中对现代和传统的沟通,突破了官方政治意识形态的宰制,延续、丰富了"五四"后中国新诗的传统。而他的海外生涯,使其现代诗主张在冷静的回顾和反省中更为开放,其现代诗创作的生命力也得以全面展现。     

论穆旦青春期写作的现代性意义

穆旦的新诗写作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汉诗写作，具有重要的现代性意义。他在新诗现代性建设上的贡献主要在“现代主义”和“颓废”上。穆旦的“爱国”和“苦难”写作具有较多启蒙功能和宣传价值。他的青春期“快感”甚至“肉感”写作，即“颓废写作”和“情色写作”具有较大的抒情功能和治疗价值。穆旦研究存在道德化和意识形态化现象，有必要还原一个真实的“诗人穆旦”。他的现代性远远多于现实性，他的西方性完全大于中国性。     

传统的重铸与再造——台湾1970年代现代诗诗潮的精神走向

1970年代是台湾现代诗的一个转捩点.前行代诗人戮力开拓,继而新世代诗人以“团体”姿态崛起；同时外省诗人与本省诗人交相辉映,并行互动,精彩纷呈.他们的创作既承续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歌的艺术精神,又促成了1980年代现代诗多元化的展开；不仅融会了现代与传统、西方与本土的诗歌理念,还扭转了现代诗晦涩冷僻的诗风,实现了对传统重铸与再造的精神转向.     

从跨文化角度看台湾现代诗的语言策略

西方现代艺术对语言本体化、自由化的确认使现代诗歌创作第一次获得了独立的地位而不必再附庸于自然的外观和规律。这对中国新诗的创作和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中国新诗创作过分强调语言秩序与现实外观的吻合 ,始终没有脱离语言的逻辑性和经验的明彻性。台湾五六十年代的现代诗人是中国新文学创作中第一批自觉地探索语言的非逻辑形式、意象指涉的丰富性、审美诗境与客观实境之区别的开拓者。他们的诗歌创作从“超现实主义”出发创造一个不受自然律拘禁的“精神世界” ,使中国新诗产生了超越前人创作的审美冲击力。在理论上对“可解”与“可感”的区分表明台湾现代诗人已真正获得了现代意识 ;在创作中以“语境”印证“实境”则帮助我们更深切地认识现实的真理。台湾现代诗人较之前辈新诗人更重视诗歌的美学性 ,这是中国新诗观念发展成熟的体现     

略论文学史视野中的罗门现代诗创作

罗门是台湾现代诗坛及整个当代华语诗坛的重要诗人。罗门的现代诗创作经历了早期的浪漫主义诗风模仿期、中期的现代主义诗风形成与固化期、晚期的试图超越现代主义诗风的"综合性创造期"三个阶段。罗门的诗在台湾及大陆诗坛产生了日益广泛的影响,真正确立罗门在台湾现代诗坛乃至整个当代华语诗坛独特的文学史地位的,还归功于他在现代都市诗与战争诗创作领域的突出建树。     

袁可嘉:中国新诗审美规范的探索者

本文立足于现代性的视野,探讨了袁可嘉有关新诗现代化的理论主张及其价值。面对40年代中国新诗的“感伤”困境,袁可嘉从新诗创作的实际出发,提出了“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传统”和“新诗戏剧化”的拯救方案,这无疑对当时的诗坛具有纠偏化弊的作用。同时,作者还从文化的角度,对新诗的现代性问题予以深刻的反思,从而坚持了文学的本身价值和独立传统。这种对审美现代性的执着追求,无论对当今主流意识形态给予文学的压抑,还是大众文化给予文学的冲击,都具有某种反抗和颠覆作用。     

都市文化与中国现代诗歌的语体建构

现代诗人通过抒写都市及都市人的生存意识,拓展了诗歌的象征系统和精神空间;同时,诗人对都市空间、运动和变化的反映,也为新诗语体的生成与建构起到了"塑形"的作用。在都市文明的影响下,一部分新诗人率先建立起和现代都市风貌、速度、节奏相对应的语体结构,成为新诗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质。     

20世纪中国新诗话语研究

本文从反思中国新诗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和对一种新的现代汉语诗学的吁求出发 ,提出从“话语”的角度进入新诗研究。本文将中国新诗话语界定为现代中国诗人如何运用现代汉语 ,将其置身在“现代性”境遇中的经验付诸诗的表达 ,对其中包含的两个基本因素———语言和语境———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 ,在2 0世纪汉语言和语境发生根本变化后 ,由于语言自身的限制和历史时代环境的催逼 ,新诗话语最终展示为诗人对语言和语境双重制约作出一定应答的结果     

新诗的现代品格

“现代性”是个内涵复杂的西方概念,它首先是一种时间观念,其次成为一个价值观念。表现在文学上,就是文学品格上的现代性,即审美现代性,可以称为“现代品格”。中国新诗运动初期,主张同旧诗划清界限,体现了时间观念上的现代性标准。到20年代中期后,诗人们开始注意新诗的现代品格问题。新诗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时期是30年代前中期、40年代中后期和80年代。新诗的现代品格是个混合体,大体概括就是现代情绪(涉及新诗的内质)、现代思维(涉及新诗的技巧)和现代语言(涉及表达的工具)。     

台港诗论研究的拓荒之作——简评邹建军著《台港现代诗论十二家》

我国宝岛台湾和香港,历来享有“诗窝子”的美称,是海外的诗魂翔集的所在。半个多世纪以来,台港涌现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诗人,也诞生了众多有独特理论建树的诗论家。台湾诗人、诗论家的辛勤的创作和严肃的诗论探索,与大陆诗人、诗论家一起创造了一部瑰丽多采的中国现代新诗史和新诗理论批评史。 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大陆诗坛与台港诗坛隔绝了几十年,人们对台港诗坛的     

论台湾现代主义诗歌的时空意识

台湾现代主义诗歌是在独特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和生存时空下产生的现代艺术。诗人们也因此形成了独特的时空意识。透过台湾现代主义诗歌的生成和其中表现出来的时空意识,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台湾现代主义诗人的审美经验和艺术追求。     

中国现代诗歌的多维观照与整体考察

罗振亚的近作《中国新诗的历史与文化透视》和《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无论是在研究方法、研究视角方面,还是在学术主张、理论观点方面,都较同类作品有所突破和创新,是两部具有重要学术理论价值的力作。《中国新诗的历史与文化透视》是罗振亚的一部诗歌批评自选文集,可以说是作者从事诗歌批评十多年来所取得的成绩的一次集中展示。全书分为三部分,即诗学篇、诗派篇、诗人篇。分别从诗歌现象、诗歌流派和创作主体的角度对中国新诗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审视。作者对中国新诗的历史与文化进行了深刻反思,得出了许多富有创造性和启迪性的见解,敏…     

时代精神与美学追求的和谐统一——论“九叶”诗人的艺术创造

一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中期,在西方文学艺术养分和中国古代诗歌艺术传统的双重影响下,以戴望舒为代表的新诗现代主义艺术潮流,既迎来了一个丰收的季节,同时也走过了由极盛的颠峰到衰微的历程。但是,三十年代新诗现代主义潮流的衰微,并不等于新诗现代艺术方法的消逝。到了四十年代,曾一度衰微的现代主义诗歌潮流,又由于时代精神与美学追求的逐步和谐统一,终于产生了由个别诗人的探求,发展为群体崛起的景观。这就是从冯至的《十四行集》到“九叶”诗派为代表的新现代主义诗歌的诞生和创造。1947至1948年前后,一批有影响的青年诗人围绕、聚集在上海的《诗创造》和《中国新诗》杂志周围。这支队伍包括西南联大的学院诗人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以及先后     

诗神远游：普希金对中国新诗的影响

普希金作为中国文学介绍、评论最多的俄国诗人，在中国新诗理论建设、创作实践，以及诗人的审美经验、精神品格等方面都留下深刻印痕。从左翼作家联盟直接领导下的中国诗歌会理论主张，到后期广场诗歌朗诵运动，都潜隐着他的内质精神。在新诗生成层面，他促进着中国本土写作者现代精神体验和审美经验的形成，对诗歌文本的内部元素，如意象、体式等都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百余年间，普希金诗人形象也在“他者”的社会不断被重塑，在文学新秩序的创建中留下多重身影。     

现代主义视域下的创伤小说

现代小说产生的一个重要契机，是表现日常的、普通存在的创伤，现代主义小说中的写作手法不仅具有单纯的美学性，同时也被理解为现代时期的创伤后遗症。通过追溯创伤的理论渊源、早期创伤小说的发展和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创伤的概念在现代时期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同时，现代社会经济、科技的发展和人际关系的变化使得创伤与现代性之间建立了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创伤作为对现代性回应的基本要素，在现代主义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弗吉尼亚·伍尔夫、詹姆斯·乔伊斯和D·H·劳伦斯的作品中，以不同方式得到了展演，使现代主义创伤小说成为见证痛苦、审视暴力、反思伦理的有效途径；而超越现代主义创伤小说的写作范式，则成为当代创伤小说的挑战和任务。     

禾杆盖住的珍珠——现代性视阈下的鸥外鸥诗歌

鸥外鸥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一位被悬搁的现代主义诗人，其在30、40年代创造了许多反映现代都市、现代人生存状况的诗歌，特别是两组分别描写香港和桂林的系列作品《港照相册》和《桂林裸体画》。这些诗作角度独特大胆，从日常之中揭示诗人对现代都市和现代文明的感悟、观照和思索，深刻反映着诗人对现代物质文明的批判和警惕，以及他对于现代人精神生活失落的关注。     

《论诗》与郭沫若新诗理论的建构

郭沫若的《论诗》是新诗理论的重要文献,对认识新诗文体建构时期的理论观念具有重要意义,是郭沫若从诗的觉醒到作诗,从作诗再到论诗的感性到理性的发展过程的集中体现。《论诗》首先涉及到新诗创作中新诗人的诞生的问题,认为诗人应当是那种天才式的人物,诗人能够成为真正的"人"才能有作诗的资格。郭沫若从诗人的精神世界的探求中寻找新诗文体的韵律,将诗人的心境与新诗文体联系起来,从诗人的情感与心理世界的变化中探寻新诗韵律,从宇宙万物的自然现象中寻找诗的韵律,并最后完成新诗哲学的美学建构。     

传播与新诗现代性的发生

方长安指出,传播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维度,改变了诗人们的创作心理、主题想象、诗性体认与言说方式,参与了新诗生产,赋予新诗诸多现代性品格；然而新诗内部由是存在着传媒化这一负面因子,抑制着新诗诗性的生成。李怡、苏雪莲强调,现代大众传媒是新诗生成的诸种合力中的一种,它不仅为诗歌提供了新的表现空间,使诗歌具有了不同于古典时代的功能,而且还塑造了新诗的表意方式和美学特征,带来了新诗阅读方式的变化。鲍焕然认为,新诗的媒介类型主要有日记、私人书信、杂志、报纸副刊、诗集、沙龙、社团、课堂,以及街头、农村和战场为平台的社会环境媒介等等,它们凭借不同的文化特征在白话新诗的建构中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和影响。陶丽萍从传播角度考察了新诗经典化现象,认为新诗经典的确立,既与文本诗性相关,更是报刊发表、出版、公共阅读、批评、文学史叙事、公共教育以及评奖等多重传播机制共同言说与历史扩张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