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以诗取士对“诗唐”形成的促进作用

谈到"诗唐",人们常意指"诗歌的"唐朝,实际上,"诗唐"更指"诗性的"唐朝。从表层看,以诗取士促进了唐人学习、创作诗歌风气的普及,使诗歌从宫廷走向民间,促进了"诗歌的"唐朝的到来。从深层次看,以诗取士促进了唐人诗化人格、诗性思维的发展,使其普遍地表现出思想上的轻视礼教,行为上的不拘小节,气质上的桀傲难驯,人生设计充满理想色彩,但处理问题常带书生意气,促进了"诗性的"唐朝的形成。     

历史视阈中的"诗言志"文化意象

作为一个具有悠久文明史的诗的国度,诗论亦是中华民族诗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神性沐浴的早期文化中,诗所言之志是指其担荷的弥合天地神人的神圣职责;伴随人文文化的日渐觉醒,赵文子们借助《诗经》营造了一种诗意的生活,而研读诗论的嬗变,则可以触摸中华民族在诗性文化中传达的浓郁的历史信息,体会诗缘情这一国人对自己诗性文化的清醒反思和理性定位。     

论中国古代诗教的宗教性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像中国一样,对诗或曰文学赋予了如此之多的责任,让文学(诗)承担如此沉重的化育民众心灵、提升民众精神世界的功能,是谓"诗教"。在西方国家及许多其他民族中,这个任务主要都是由宗教承担的。在中国,为什么会以"诗教"来替代宗教呢?本文从四个方面探讨了这个问题:因为中国伦理社会早熟,本土宗教没有充分发育的条件,外来宗教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已经丧失了大部分其本来的精神力量;孔子在匡复周礼无望的情况下,确立了"诗教观",汉代世俗王权接受了孔子的"诗教观",事实也证明了"诗教"的有效性;"诗教"之所以可以替代宗教,是因为诗与宗教在许多方面有相通之处,如思维方式和客观作用方面;"诗教"与宗教一样,都有一种隐性权力存在,这种权力保证了其"教"得以实现。     

论王勇男石油题材的诗歌

王勇男的石油题材诗歌脱去了旧有的格式套路,不再是一种英雄赞歌式的政治抒情诗,而是采取一种诗性思考的方式表现新时代下的油田以及石油人的生产生活以及对新形势下油田命运的深切观照。以《我们的油田》为首的众多石油诗,通过核心意象＂风＂和＂吼声＂体现了石油人的＂生命意识＂和＂坚守意识＂。     

从王夫之看“温柔敦厚”的诗教观

王夫之生逢乱世，有感于诗教与世道人心的因应关系，试图振兴业已衰落的诗教。他以博古通令的方式继承了温柔敦厚的诗教观。较充分地吸取历代审美诗学的理论成果和艺术精神，赋予诗教以丰富的审美意义。     

论春秋诗用的方式与诗教

春秋诗用的方式,按照<左传> <国语>诗用的惯用素语可以分为:言语引诗、礼仪赋;诗、交际解诗、典礼歌诗和评论用诗.春秋的诗用方式对于"诗教"的发展都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关系直接的是言语引诗和交际解诗,这种诗用是以<诗>为品德优劣、行事对错、政治是非、社会治乱的判断参照的,是把<诗>对人物、事物的褒贬当作衡量一切的依据,当作论辩说理的理论依据,其实际就等于是"诗教",是西周礼仪"诗教"和教学"诗教"的外展,是西周"诗教"理论的社会实践.关系颇为间接的是礼仪赋诗和典礼歌诗,这种诗用是以<诗>为一种特殊的交际工具,藉此表达思想情感和交往意图.     

黄节诗教观的学术文化渊源

诗教之要,在于培育高尚的气质,诗教置于六艺之首,更是因为它与人性的觉醒保持密切的关系.儒家诗教观从孔子开始一直影响后世,也使岭南学派具有了浓厚的世俗性、人间性的特点,从而形成了岭南地域一种共同的群体价值取向.黄节以岭南诗教文化为手段,以良知和责任为地基,以道德践履为砖瓦,以唤醒全体国民的纯粹良知和道德心为目标,重建人的精神信仰,树人伦之式,促进人性的自我完善、自我提升,主体意识的自我觉醒,从而对国家存亡有一种自觉的担当.     

试论诗教的汉代儒学特质

诗教被汉儒视为最新最畅的审美规范,是先秦政教文学观念承变的结果,更与汉之时代、文化思潮息息相关,极具汉代的儒学特色.本文试剖析诗教与汉之社会结构的关系,展示汉之诗学主体的表现形式,以阐明诗教的本质精神,并进一步论述了诗教的理论特征,以示其在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发展中的地位.     

诗与在 --对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几点分析

从诗性的角度切人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探讨"存在"的意义,海氏哲学思想具备悲剧气质及其人道主义精神的实质.     

“《诗》亡然后《春秋》作”的文化解读及其诗学批评

“《诗》亡”不是《诗三百》的消亡,也不是诗歌创作的消亡,而是因“采诗”制度废止而形成的诗教风尚的消亡.诗具史笔是“《诗》亡”与“《春秋》作”在诗教功能上构成因果关系的逻辑前提,也是对诗的社会功能的高度概括.诗具史笔的诗学价值在于对诗歌社会教化作用的重视,对“诗史”范畴的提出和对“以诗证史”批评方法的建立.其理论缺失在于注重诗教,轻视诗美;以诗为史,诗史混淆;依诗订史,苛责诗艺.诗具史笔最大限度地彰显了诗的社会功能,其诗学价值和理论缺失均在于此.     

南唐词抒情模式的位移

在词从唐到宋的发展进程中,南唐词可谓词运转折的一个关捩.其于词的外部形态的突破之一,便是抒情模式的位移,这主要表现为:抒情主体由第三人称向第一人称的转换,词的主观抒情性特征的突显,抒情的对象化特征的凸现,以及张弛有度的整体性章法结撰排比等.这一成就的取得得益于李煜父子及冯延已等人对于词这一新的抒情体式的自觉创新,得益于南唐词人对于意象以及词句章的独特理解和运用.     

唐代边塞乐舞诗综论

在唐代姹紫嫣红的诗坛中 ,边塞诗历来备受推崇 ,而边塞特有的地域文化形成的边塞乐舞诗更具有特殊的韵味和魅力。这与唐代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 ,无拘无束的自由精神和宽容博大的审美意识息息相关。     

网络诗歌抒情语言的特色

网络诗歌的抒情语言跟传统诗歌语言一样,有着相同的抒情特征和言说方式,但也有自己的一些特点。主要体现为：个人化抒情;超文本抒情;口语化抒情;叙事式抒情。     

海昏侯刘贺读什么《诗》

南昌海昏侯墓出土《诗经》,学界一般认为属于《鲁诗》。通过对海昏侯墓出土《诗经》中的传、故训、文字以及《齐论语》等其他竹简,结合传世文献记载,海昏侯墓《诗经》属于《韩诗》的可能性更大,可能与昌邑国《韩诗》学者王吉有关。通过海昏侯出土诸多简牍文献可知,刘贺其人虽缺少政治谋略,但也非冥顽不灵之徒。相较于汉代其他诸侯王,刘贺亦称得上是好学之人。     

从郭茂倩《乐府诗集》初探汉唐乐府与楚辞的关系

楚辞《九歌》本是源于沅湘之间的民间歌谣,民间歌谣与祭神祀曲的歌乐特质,影响及于汉唐乐府。郭茂倩《乐府诗集》编集了从陶唐到五代乐府诗一百卷,共分十二类,其中保留楚声、楚调的有《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杂歌谣辞》、《近代曲辞》、《新乐府辞》十类。考察这十类乐府诗的形式、曲调、篇名、题材可以发现,汉唐五代乐府诗与楚辞楚声存在密切的关联,楚辞楚声是汉唐五代乐府诗的重要资源,汉唐五代乐府诗是对楚辞楚声的接受与转化。     

论孙奇逢诗作及其对清初中州诗歌的影响

作为明清易代之际的理学大儒,孙奇逢的诗作不仅明确地体现出理学家之诗的鲜明特色,而且深刻地表现了鼎革之时知识分子阶层的心态变化.因此,其诗作对于研究理学家的诗歌和探讨明末清初知识分子心态都极具认知价值.孙奇逢与清初中州诗坛渊源颇深,许多中州诗人在其门下执贽受业,他对中州诗人的理学教化,对清初中州诗歌趋向于雅正深醇实际上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论梁代宫体诗的人生镜象与审美范式

从梁代诗歌中我们不难发现,该时代是一个充满诗性精神和赏美慧眼的时代。宫体诗则是梁代诗歌的典型代表,更是齐梁新变时期宫体新变的标志性产物。对于宫体诗,传统认识往往习惯于在诗歌艺术的形式表现方面对其加以肯定,同时还要指出其因题材限于宫闱之间、闺阁之内而具有题材狭窄、笔力纤弱的不足。但事实上,宫体诗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梁代宫体诗与陈代宫体诗更有本质的不同。     

论清代毗陵诗派诗人的文化人格

毗陵诗派是由清初的“毗陵四家”、“毗陵六逸”，及清中叶的“毗陵七子”等常州诗人群体组成的地域性诗歌流派。毗陵诗派十分看重人品，诗人有较高的品格修养，他们的文化人格突出表现为三个方面：立身以忠孝为大；狂狷人格明显；传承东林精神。     

唐代咏陵诗及其史学价值

唐咏陵诗以抒情主旨而言,有抒发人生虚无感怀者,有议论陵主生前政治活动、评价其政治功过者,亦有以咏陵而刺求仙、戒厚葬者。唐咏陵诗不仅为读者了解秦汉诸帝陵在唐代的保护情况提供了重要线索,同时,也为今人了解唐代帝王丧葬礼仪,陵园守护、祭拜制度等,提供了珍贵资料。     

西晋故事体歌诗与后代说唱文学之关系考论

我国表演艺术的发展,在汉代就已产生了以音乐伴唱演述故事的相和曲、横吹曲和杂曲歌,同时还出现了以讲说和唱诵故事为主的俗赋,以及将歌、乐、舞等多种艺术形式融为一体、表演故事的歌舞艺术雏形。西晋时期出现的一批故事体歌诗,正是汉代表演艺术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这些歌诗或歌咏正史中史实,或敷衍民间故事,或为前代表现历史题材的歌诗的改写,均为历史题材,具有一定的情节,并与音乐或歌舞密切相关。其所歌咏的历史故事和人物,成为后来说唱文学的常见题材;其集故事性与表演性为一体的特点,也被后者所继承。因此,西晋故事体歌诗不仅对说唱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是说唱文学的重要源头。对它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有必要进行重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