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通"是实现"两岸共同市场"的突破口

现在应该是"两岸共同市场"从"坐而言"进入"起而行"的时机,变革与创新两岸经济体之间的交往与合作方式,首先必须破除两地往来的障碍与壁垒,其关键就是两岸直接、双向、全面"三通"的完全实现.两岸贸易链的建构、台商在大陆布局、台湾融入区域经济整合等方面显示"三通"是实现"两岸共同市场"的突破口.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区的通邮——以华北之晋绥边区为例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随着抗日战争局势的变化,为了适应抗日战争形势的需要,使各战区邮政能够互相畅通,在中华邮政协助抗日的前提下,为了更有效地保证国统区与根据地之间的信息畅通,更好地合作抗日,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国共两区正式通邮的号召.晋绥边区为切实贯彻通邮号召精神,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保障了国共两化信息畅通,为更好地合作抗日做出了贡献.     

论扩大闽台两岸海上直航效应助推两岸全面"三通"

随着两岸党际交流的不断深化,两岸经贸关系正朝着紧密化方向加快发展,而两岸"三通"则步履维艰,成为继续深化发展两岸经贸关系的重大障碍.福建沿海与台湾金、马、澎地区的海上直航取得很大成效,当前应进一步扩大闽台两岸海上直航效应,助推两岸"三通"进程.     

苏区有关中华邮政政策述论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区中华邮局实行保护政策,也接收改造了根据地内的一部分中华邮局,建立了自己的赤色邮政.为了打破国民党的通信封锁及维护根据地民众的通信权利与自由,苏区亦保留了一部分中华邮局,并以之为中介与国统区通邮.基于获取敌方情报及避免通邮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之需要,苏区对往来于国统区的邮件进行检查.对苏区中华邮局的保护及与国统区的通邮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也为后来的国共通邮提供了历史经验.     

封邮与通邮: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东北邮政的两难抉择

九一八事变后，中华邮政仍屹立东北达十个月之久。受日伪胁迫，国民政府被迫封锁东北邮政，以孤立伪满。但令人始料未及的是，东北封邮反而使日本“客邮”收入猛涨，中华邮政出现巨额亏损。在此困境中，国民政府迫于日方压力和民众需求，与日本签订通邮协议，商办的“汇通转递局”产生，封邮转化为通邮。封邮与通邮政策的实施，是国民政府受日军威胁而被迫做出的艰难应对，反映出国民政府对日外交的无奈与妥协。     

改革开放30年闽台区域经济互补与合作研究

区域经济互补与合作对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闽台经贸合作日益深化,互补性不断增强.改革开放30年闽台两地经济合作取得了积极成效,当前"两岸三通"的新形势必将为闽台产业合作与分工注入新的活力,并出现新的发展趋势和合作举措.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区的通邮 ——以华北之晋绥边区为例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随着抗日战争局势的变化，为了适应抗日战争形势的需要，使各战区邮政 能够互相畅通，在中华邮政协助抗日的前提下，为了更有效地保证国统区与根据地之间的信息畅通，更好地合 作抗日，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国共两区正式通邮的号召。晋绥边区为切实贯彻通邮号召精神，采取了一系列有 力措施，保障了国共两化信息畅通，为更好地合作抗日做出了贡献。     

民进党两岸政策摇摆不定

马英九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后，海峡两岸各阶层的往来更趋密切。随着胡吴会、陈江会的相继举行，两岸三通的实现，台湾开放大陆民众赴台游以及大陆各项惠台措施的出台，两岸关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然而，民进党并未与时俱进调整其大陆政策，为两岸关系未来的发展投下了变量。     

两岸民意异同与两岸和平发展——从民意比较角度探讨两岸和平发展框架

当前和平发展已经成为了两岸关系的主题.本文试图通过对两岸民众两岸关系问题态度倾向的比较分析,揭示两岸民众在两岸现状、两岸交流、两岸和平以及两岸关系价值取向等四个方面态度倾向的异同,并借此探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相关问题.     

"交叉压力"与两岸关系和谐发展

两岸关系中的冲突或分歧或将长期存在于和平发展进程中,冲突本身所具有的整合性功能却可能使其成为两岸关系正向发展的积极力量.随着两岸民众、团体、政府间互动的深化,两岸多元化的社会逐步形成,相应的冲突或分歧也逐步增加,作用于两岸主体和社会的各种冲突或分歧的交错产生了"交叉压力",而高度"交叉压力"有助于消解两岸分歧的两极化危机,两岸间多维的角色、组织、利益、认同联结,最终影响两岸主体的行为模式,作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践,将两岸连缀为一个和谐的共同体.两岸关系由和平发展过渡到和谐发展,"交叉压力"是一种基本路径和作用机制.     

2008台湾“大选”后的两岸关系走向蠡测

在2008年的台湾"大选"中,马英九、萧万长当选台湾地区新的领导人.陈水扁当局即将下台,国民党人再次上台,两岸关系的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马英九等在两岸关系上,承认"九二共识",将两岸明确定位在"一国两区",并主张两岸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分歧,积极推动两岸"三通",使得两岸关系的发展出现了转折和良好的势头.大陆应该抓住历史机遇,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与对岸建立互信,求同存异,处理好两岸关系,致力于将"遏制台独"向"促进统一"的战略转变,共创两岸关系的新局面.     

发展两岸经贸、实现两岸“三通”有利于祖国统一

发展两岸经贸、实现两岸“三通”有利于祖国统一,对两岸经贸交流中存在的弊端与负面影响也不能忽视。     

“解严”以来台湾非政府组织的建设与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解严令的颁布以及人民团体组织法的修订使得台湾非政府组织的数量快速增长,服务内容日臻全面,国际化视野更为凸显。2000年民进党执政后实施了"社会带动国家进步战略"推动了台湾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加上民众需求的变化、财政压力的增加推动着非政府组织的转型与创生,非政府组织着力关注民生,增进民众福祉,注重自主发展,坚持身份独立,崇尚国际视野,承担两岸交流的历史使命。但总体上看,台湾非政府组织规模较小且分布不均,它们的资源较为匮乏,意识形态浓厚。为此,要加强非政府组织自身建设,增进台湾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拓展非政府组织的生存空间,扩大两岸非政府组织的交流合作,促进两岸非政府组织的项目整合与制度整合,促进台湾非政府组织持续发展。     

两岸“三通”对香港经贸中介地位的影响分析

香港长期是两岸经贸关系发展的中介和桥梁。随着台湾当局落实“入世议定书”中关于直接贸易和直接投资承诺日期的临近和两岸航空业界谈判的进展,两岸“三通”已势在必行。“三通”虽对两岸经港转口贸易产生一定影响,但我认为对作为两岸经港贸易主体的两岸经港离岸贸易影响不大,“三通”后香港作为大陆台商投资服务基地的作用还将进一步加强,香港作为大陆台商的资金运作基地和资金调度中心的作用仍将不可代替。     

台湾民众认同问题的历史与现实——以大陆台商社会认同的实证研究为例

两岸关系研究语境下台湾民众的"认同"有其特定的内涵,对台湾民众认同的研究要运用多种学科视角进行观察分析,其中从社会学角度对台湾民众"社会认同"的研究有助于较为客观地把握当前两岸关系及民众心理变化的脉动。基于此认识,首先从纵向角度梳理了台湾民众认同问题的产生及其"国家认同"意识的变迁;接着着重分析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台湾民众认同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然后从横向角度,以对2008年以来福建台商社会认同的实证研究为例,描述台湾民众复杂的社会认同现象及正在发生的微妙变化;最后提出"在绵密的两岸双向交流中夯实台湾民众认同的社会基础",构建两岸共同认同,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提供新的动力源。     

两岸“三通”的可能性评估

两岸加入WTO后，“三通”面临关键的转折点。对影响两岸“三通”的主要因素作客观分析，不难看出：巨大的经济利益是两岸从封闭走向开放、从间接“三通”走向“小三通”的主要推动力，特殊的政治关系对于两岸经贸的制约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但经济关系对政治关系具有一定的反制作用。客观的民意认同在两岸“三通”问题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支持“三通”已成为台湾的主流民意。     

ECFA与两岸产业合作研究

ECFA是两岸签订的具有自由贸易协定性质的框架协议,它开启了两岸区域经济合作不断深化发展的进程。协议中的,尤其是第六条"经济合作"议题中的适应了大陆经济影响力的变化对两岸产业合作的影响,改变了之前的合作状况,开创了两岸产业全面深化合作的新局面,并提供了深化两岸产业合作的可能路径——形成若干个有利于两岸产业提高竞争力的产业联盟,在此基础上"扩溢效应"进一步发挥,两岸经济合作逐渐深化。     

“三通”后福建对台经贸工作对策研究

在两岸直接"三通"与全国区域经济竞争加剧的格局下,福建加强对台经贸合作要"立足海西、联结两岸",从发挥对台的区位优势、营造良好的对台经贸软环境和推动闽台产业对接与因区载体建设三方面提高闽台经贸合作水平,从而使闽台之间形成更紧密的经贸联系.     

“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机制”之历史性考察

自1980年代以来,学术界关于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讨论一直持续着,提出了相当多的构想.1992年后,关于两岸经贸合作机制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中华经济圈、中华经济体、两岸自由贸易区(FTA)、两岸共同市场、两岸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及其类似安排、综合性经济合作协议(CECA)、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等模式上.同时期,两岸经济一体化趋势加速度性的前进,则使得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越发突出.     

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合作:趋势、共识与思路

随着两岸经贸文化关系的日益紧密,建立两岸文化"共同体"的观念在海峡两岸逐渐形成深刻共识,,探讨两岸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制度化、机制化发展成为后ECFA时代两岸社会的重要课题。现阶段的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在合作模式的探索和对话机制的完善上积累一定成就,但也存在诸多局限与难点。未来两岸更需凝聚共识,以中华文化作为两岸文化创意产业最大的"公约数"与合作利基,正视现实,积极对话,推动两岸文化创意产业的对话合作机制,努力实现两岸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发展、共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