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城市安全风险治理体系建设:风险研判与治理转型

推动城市高水平安全建设，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保障。当前城市面临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社会安全、居住安全、能源安全、金融经济及网络安全等八类风险，受到来自生态、空间、社会、技术、全球化、治理等六个方面脆弱性因素的复合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城市安全治理方面逐渐形成了安全与发展并重的治理理念，以完善“城市公共安全体系”为目标，建构了“党委主责、多元协同”的治理机制，并且开展了“韧性治理”“数字治理”等治理实践。面对城市的多元化风险和治理问题，还须着重处理好风险分类处置、责任共担、治理多主体联动三个关键问题，区分“可应对的风险”和“要面对的风险”,明确治理主体的风险责任归属，推动多元主体参与风险治理，建构因类施策、分级管理、政商社一体的城市安全治理体系。     

城市灾害系统性风险的治理框架及现实路径

随着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持续影响，城市灾害呈现出链状、群状、多灾叠加的新特点，现有城市灾害风险的治理往往存在多灾种风险认识不清、单一治理模式失效、过程衔接不畅、现代化手段应用不足等诸多问题。从系统性风险认知视角，诠释了城市灾害系统性风险定义、内涵及特征；借鉴元治理理论和数字治理理论，构建了城市灾害系统性风险的“元治+数治”治理框架，从共治平台、制度基础、服务机制三方面提出了数治时代城市灾害系统性风险治理的现实路径。城市灾害风险的治理应该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城市单一灾种片面治理向多灾种系统性风险治理转变；二是从科层、市场、网络多元模式独立并存到“元治+数治”理念下科层、市场、网络多元模式整合协同的转变；三是从经验判断的灾害风险治理向大数据驱动的灾害系统性风险治理转变。     

中国非常态制度的形成与转换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体国家安全观成为国家制度建设和治理实践的圭臬。在这一背景下的中国非常态制度形成和发展,亦成为中国防范和应对重大风险的重要制度创新。“平战结合”“专常兼备”等均被视为国家进行非常态治理的宝贵制度资源,但少有研究解释这些制度的形成、转换以及背后的功能机制。基于应急管理、突发公共卫生管理的案例发现,中国针对重大风险的制度实践多起源于临时性的事项应对,并遵循了事件应急、组织嵌套再到制度嵌入的变革脉络。这一过程包含三种稳定而重复的功能机制：首先是灵活衔接机制,国家将与新风险相关的含糊不清,以及为控制风险而采取的措施转化为运营和战略;其次是风险转译机制,即将各类风险组织化来重新分配责任;最后为制度嵌入机制,将风险相关主体和资源常态化的分配职责,嵌入在常规的组织运行体系中。以上述机制为核心的非常态制度蕴含着中国特色理论创新的路径,超越了西方“风险事件回应—行政体系应对—个人风险转化”的传统范式。     

技术赋能嵌入重大风险治理的逻辑与挑战

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健康码"治理为分析样本,从结构、功能、价值三个层面揭示技术赋能嵌入重大风险治理的内在逻辑与挑战。结构层面,应急管理体系为技术赋能嵌入重大风险治理破除了制度性障碍,但同时也加深了权责失衡的风险。功能层面,技术赋能在资源整合、模式维持、目标实现、系统适应等方面迎合了重大风险治理的客观需要,但技术工具适用范围有限且不能解决技术相关问题。价值层面,技术赋能的理性追求与风险治理的善治导向具有一致性,然而效益至上的工具理性难以突破理性吊诡的困境。为此,应建立健全技术赋能制度体系,在制度理性规范下更好地发挥技术赋能的功效。     

全球风险治理透视下的百年大变局及中国方案

对全球风险治理中国际竞争与合作的阐释,是习近平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要论述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全球重大疫情风险严重冲击下的风险应对,是各国制度效能和治理能力的集中体现,展示了一场全媒体时代“全球现场直播”的治理竞赛,并已成为人们感知和验证世界正发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依据.而全球风险治理中各国命运的休戚与共,使得全球风险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成为共识.随着中国在应对全球风险中作用的凸显以及中国制度所表现出的定力和能力,中国方案固有的平等、尊重和宽容的内涵也得到世界更广泛的认同.     

新时代我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理路

食品安全是民生问题，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团结。当前，受违法成本低廉、部门监管联动不足等因素影响，食品安全治理中存在着日益增长的食品质量安全需求与安全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食品安全问题不断，直接影响到人民生活健康。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亟需引起高度重视。从食品安全法规的强治、道德规约的善治、城乡基层自治“三治”入手，融“三治”为根本，消除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减少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是新时代我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根本之策。     

基于股权结构与董事会治理视角的上市公司治理风险预警

在界定公司治理风险内涵的基础上,利用AltmanZ指数作为公司治理风险的代理变量,构建治理风险预警模型,并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风险进行预警.结果显示,纳入治理特征指标的上市公司治理风险预警系统具有良好的预警效果,准确率达到87.4％;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着较大的治理风险;董事会“自主性”治理尚待完善;董事激励、董事会行为对公司治理风险有显著的影响.     

从“脆弱性”到“韧性”:全球公共卫生合作治理的风险与应对

新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着更为复杂多样的灾害风险。在公共卫生合作领域，多重复合致因的卫生安全风险考验着羸弱不堪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当前全球公共卫生合作治理凸显脆弱性风险，表现为治理共识的“离心性”、治理主体的“分散性”、治理体系的“粗放性”以及治理举措的“被动性”。跳出以西方为中心的治理所带来的理念、体系和技术等羁绊，克服传统“碎片化”治理的短板，构建全球公共卫生合作韧性治理体制机制，是有效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合作治理风险的内在要求。为此需要融贯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筑牢与多元主体合作、健全国内国际双循环机制、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为纾解困境、提升全球公共卫生合作能力提供切实可行的路径。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层理论建构与风险管理机制探析

社区是社会的类型学概念,社区治理既是“创新社会管理”宏观政策的基层具体实践,也是“微型社会学”的前沿论题.本文将理论建构的层次定位在中观层面,初次展示了围绕“社区治理绩效”的中层理论生成路径;同时利用“关系社会学”中“关系的”本体论,在中层理论的可控范围内尝试构建一个“风险权责共担三角机制”,旨在预见和规避制度转轨中的新风险、使现代化基层治理制度创建的过程更具“风险预测性”和“风险代偿性”.     

突发重大疫情网络舆论的生成逻辑､演进特征与治理机制

新形势下突发重大疫情网络舆论不仅给疫情防控带来了严峻挑战，而且给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较大压力。厘清网络舆论的生成逻辑，把握网络舆论发展的演进特征，对做好网络舆论引导与谣言治理意义重大。在现代网络社会，随着交往实践的普遍进行，从现实逻辑、实践逻辑与理论逻辑来看，突发重大疫情网络舆论的生成，是网络议题、网络交往和网络传播相互作用的结果。受网络社会交往实践主体、客体、环体和介体等多种因素影响，突发重大疫情网络舆论又呈现为非线性的发展演进趋势，极易引发“蝴蝶效应”造成舆论秩序失范，甚至导致“塔西佗陷阱”的舆论信任危机，给疫情防控带来复杂变数。必须建立健全网络舆论治理机制，有效管控舆情，提高疫情防控治理水平。     

我国矿山安全生产法律规制的完善探析

矿山安全生产是整个社会安全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矿山企业安全生产,是国家和社会予以高度重视的重大社会问题.为了有效控制矿山事故的发生,国家在法律法规层面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在法律制度上较为明确了矿山安全生产的义务与责任.矿山企业安全生产法律风险控制的前提,即是将企业的安全生产与相关法律法规相衔接,进一步完善我国矿山安全法律制度是有效防控与治理矿难事故频发的首要举措.     

复杂性网络治理理论研究

治理是各种个人和机构、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网络治理是以企业或组织间的制度安排为核心的参与者间的关系安排,复杂适应性系统理论为网络治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原则与思路。     

ChatGPT视域下人工智能安全风险治理探析

人工智能技术在更新换代的过程中诞生了ChatGPT,在增进人类福祉的同时也产生了追责困难与伦理失范风险、价值失衡不断增大、技术高度异化等诸多安全风险。因此,本论文试图以ChatGPT为视角,对ChatGPT所带来的优势和弊端进行全面分析,并结合人工智能安全风险进行描述,探索协同治理人工智能安全风险的途径。要推动人工智能安全风险的协同治理,必须建立一个以国家为主体,由技术专家、社会组织、科研机构和社会大众组成的“自我治理体系”。然后,进一步强化协同治理条件,增强协同治理参数,提高其治理效率,从而推动人工智能安全风险治理的整体化,以更好的姿态迎接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我国公共风险治理模式的制度困境与路径优化

传统的公共风险管理模式面临着一系列制度供给的困境,主要表现为法律法规需要健全、公共风险应对体制有待进一步优化、运行机制亟待提升、风险治理主体能力需要进一步加强。面对多样化的公共风险,应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完善我国公共风险治理的法律法规保障体系;健全相关体制机制,建立全过程和全方位的治理机制。同时,政府以外各治理主体也应不断提升应对公共风险的能力。     

基层治理中农村社会组织的机制创新研究--以广东云浮乡贤理事会为例

广东云浮的基层治理特色是以乡贤理事会为机制创新点。通过案例分析发现其对提升公共服务供给能力、重塑乡村社会共同体和推动基层民主发展发挥很大实效，但也存在着群众被动参与、缺乏绩效考核机制和可持续发展危机等治理困境，需要加以改进。其“传统资源＋现代管理”的机制创新、为新政提供制度保障的完善制度供给、以乡贤为代表的精英民主带动基层民主发展，对我国乡村治理具有重大借鉴价值。     

企业境外上市数据安全风险的预防性治理

企业境外上市场域中存在国家权力与企业权力、一国主权与他国主权、经济私益与社会公益之间的三重非传统利益冲突,也产生了跨境数据安全风险。而现行治理则面临着依据有失科学、体系尚不健全、层次结构失衡的困境。中国急需摆脱对“违法—规制”的救济性监管模式的路径依赖,以“守法—激励”的预防性治理作为风险应对新路。通过明确数据分类和风险分级制度,构建内部协调和外部协同的多元治理体系,塑造政府高效监测预警、企业规范自我管理的合作博弈生态,强化正当和差异的包容性事前审查,变单向度提高违法成本的惩罚机制为降低企业守法成本、提高企业守法收益的双向激励机制,实现数据安全风险的预防性治理,为企业境外上市提供有力保障。     

区域治理创新的制度分析：府际治理视角

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处理和协调作为区域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自然无关联机制、市场机制、科层制和府际治理机制等是协调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四种基本制度。自然无关联机制早已过时，必须摒弃；市场机制和科层制在协调政府间关系时具有积极效应，但却存在着“市场失灵”和“科层制失灵”的治理困境。府际治理机制是解决上述困境的正确选择，也是当前区域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和基本发展方向。     

试点治理的逻辑：一个分析框架及其应用

试点是探索治理模式创新的重要路径，具有试验、扩散等多重治理逻辑，且因内嵌于国家行政体制而呈现出多层级治理结构的制度特征。试点制的试验逻辑体现在因地制宜、探索经验的试验阶段；扩散逻辑则在总结经验、复制应用的推广阶段。试点治理具有“机制—制度”的双重特征，多层级—分阶段治理模型旨在凸显试点中“中央—地方—基层”的多层级治理结构及其具体运作机制，其中，纵向呈现治理结构，横向隐含治理逻辑，互动过程由各类运作机制构成。凉山“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试点可以作为验证该分析框架的案例。作为少数民族地区“推普脱贫”的典型，凉山“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拥有“试点中试点”的完整治理过程，展现了试点治理背后的多重治理逻辑及相应的治理机制。试点治理也存在失败的风险，推广试点成功经验的有效性以非试点区的治理情景和治理资源为前提条件。     

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的意识形态风险：命题由来、生成机制与治理进路

相较于西方的“非意识形态论”与“技术统治论”,马克思对于机器应用“异化”的观点更适于用来诠释由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所产生的意识形态风险命题。基于应用场景与因果关系的不同，可将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的意识形态风险划分为原发性风险、继发性风险和并发性风险。原发性风险是基础应用场景下的风险，发端于“算法钢印”风险因素，会在社会意识生产领域引发“逆向驯化”的风险事故，最终将导致“认知茧房”的风险损失，对此应以“技术规驯”为核心开展治理。继发性风险是恶意应用场景下的风险，以“智能仿真”风险因素为技术条件，会导致“把关失效”的风险事故，最终将发生“价值失衡”的风险损失，对此应以“全链监管”为核心加以治理。并发性风险是技术应用的附随风险，生成于危及人类地位的“主客异位”风险因素，其以“解构传统”的风险事故瓦解人类价值观，最终将导致“信仰迁移”的风险损失，对此应以“价值巩固”为核心进行治理。     

中国之治：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主题

“治理”是中国历史上的固有词汇，大体指管理国家政务的方式方法，并非为西方学术界所发明，中国学术界在理解与使用西方“治理”概念时需谨慎辨别其中的政治底色。理解“中国之治”,须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特质和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扎根中国本土实践和原生概念，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的演变与具体实践，从而理解实现“中国之治”的关键在于形成“中国之制”,核心是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两个确立”作为新时代重大政治成果，镶嵌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整体性制度安排之中，必将有力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