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的国际传导对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与应对

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基于2005年7月到2014年6月的月度数据样本,文章用广义矩方法回归分析了货币政策国际传导对中国价格与数量两类货币政策工具调控有效性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央行的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对总产出的调控效果好于价格型。美国利率政策的国际传导强化了中国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对产出调控有效性,而美国的量化政策总体上提高了利率提高对产出的抑制效应。美国利率政策通过国际传导增强了中国提高利率缓解通胀压力的有效性。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政府投资的宏观效率研究——基于VEC模型的经验实证

本文通过建立VEC模型，分别采用1980～2010年度数据和1998～2010年的季度数据，从产出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两个角度检验了中国政府投资的宏观效率。结果表明：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其产出弹性小于私人投资，即政府投资的产出效率低于私人投资；在国际金融危机的短期中，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大于私人投资，但持续时间较短。政府投资对私人投资的动态影响显示：短期具有挤入效应，长期挤出效应显现并呈增强趋势，过度扩张的政府投资存在效率损失。根据实证分析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收入差距、房价及利率政策对消费行为的影响

选择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财富效应进行检验，并分析收入差距、利率政策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可以得出如下基本结论：收入仍然是决定消费的最主要因素，且收入差距导致了消费行为的差异；对各收入阶层而言，房地产市场价格的不断攀升并未对消费行为产生任何促进作用，占20％的高收入人群也未表现出一定的财富效应，表明我国房地产市场的主导因素仍为自住需求，投资需求较少；不断紧缩的长期贷款利率政策严重制约了中等收入人群的生活质量，应对利率政策进行结构性调整。     

旅游产业的牛鞭效应及解决方案

牛鞭效应是市场活动中普遍存在的高风险现象,从旅游服务供应链角度来看,旅游产业中也存在着牛鞭效应.这种供应链中需求放大的现象会对整个供应链的运作水平造成严重影响.本文从牛鞭效应存在的普遍性出发,分析了牛鞭效应产生的六个主要原因；采用计量模型方法分别从需求信号处理、短缺博弈和价格波动三个方面,着重分析了导致旅游产业中产生牛鞭效应的机理；给出了优化旅游服务供应链的结构、强化旅游者知情权和建立契约形成联盟等削弱牛鞭效应的解决方案.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城镇就业影响的动态效应与区域差异——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广义矩(GMM)分析方法

根据1996-2011年我国的省际面板数据,利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广义矩(GMM)分析方法,对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城镇就业影响的动态效应与区域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FDI对东部地区当年城镇就业具有较强的创造效应,而滞后期FDI对东部地区当年城镇就业的影响均不显著;上一年度FDI对中部地区城镇就业具有挤出效应,而其他时期的FDI对中部地区城镇就业的影响均不显著;FDI对西部地区城镇就业不产生挤出效应,而且滞后2期FDI对西部地区当年城镇就业的创造效应显著.     

我国利率政策房地产价格传导的有效性研究

货币政策利率调控的房地产价格渠道包括两个基本环节:第一,利率调控影响房地产价格;第二,房地产价格影响居民消费和投资,进而影响产出.文章分析了我国货币政策利率调控房地产价格渠道的有效性,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我国利率政策的房地产传导是存在的,但存在着阻滞,并提出多种政策配合控制房地产价格的过快增长、加大中低档住房的供给、规范其他投资渠道以及构建和完善房地产金融体系等政策建议以提高利率调控房地产价格渠道的有效性.     

县域经济发展：中心城市的虹吸或溢出效应——兼论广东县域经济发展滞后的原因

振兴县域经济是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一直以来，关于大城市会如何影响县域经济发展存在诸多争论。本文利用2000—2020年中国县域和主要大城市数据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1）中心城市的经济增长能够显著促进县域经济增长，中心城市对县域经济总体上表现为溢出效应。（2）中心城市对县域经济的溢出效应随空间距离的拉大而减弱，当空间距离超过一定程度时，中心城市对县域经济则表现为虹吸效应。（3）中心城市对县域经济的溢出效应随着两者初始经济差距的拉大而不断减弱。（4）在发展初期，中心城市更可能对周边县域产生虹吸效应，而当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中心城市对周边县域转变为溢出效应，对边远县域则产生虹吸效应。上述研究结论对于广东县域经济发展的滞后现象具有良好的解释力。因此，大城市发展和县域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必然存在冲突关系，关键取决于大城市及城市体系是否合理布局。     

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收敛性研究——基于产出和收入双维度和多时段的SPDM模型检验

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SPDM)理论与方法,从经济产出与居民收入两个维度,分别对1978-2013年及1978-1992年和1992-2013年三个时段中国西部12省区的经济增长收敛性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人均产出在各研究时段上均不存在绝对β收敛,城镇居民收入较农村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具有更强的发散性;不论人均产出还是人均收入,在1992-2013年期间均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发散性,经济差距呈现出持续扩大趋势;经济产出与居民收入均具有显著的空间示范效应与空间传递效应,地区经济发展和经济冲击对邻近地区影响显著.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在提升西部地区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缩小东西部差距的同时,也应不断缩小西部地区内部省区间的经济差距,加快城镇化进程和促进地区经济合作有利于西部地区经济差距的缩小.     

要素流动与区域间人均GDP差距的变化

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区域之间由于生产要素的流动，先进地区的经济增长对后进地区具有扩散效应与回荡效应两种可能，它取决于要素在两区增长的相对比较，技术进步在两区的相对比较，产出结构在两区的差异，规模报酬的性质在两区的差异等。有不同生产函数的两区域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存在一个均衡的人均ＧＤＰ差距，为缩小地区均衡差距的政府干预的代价将可能是减少总产出的增长     

经济适用房挤占与分流效应对房价的影响--来自中国31个省（区、市）1999-2013年的证据

基于中国1999-2013年省际面板数据，应用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方法，实证研究经济适用房供给的挤占与分流效应对于普通商品住宅价格的影响。结果表明：全国平均来看，经济适用房对普通商品住宅价格具有显著的长期影响，挤占效应大于需求的分流效应，从而推高普通商品住宅价格；分地区来看，经济适用房对经济发达地区的普通商品住宅价格影响更为显著，表现为挤占效应大于分流效应。由此得出相关政策建议：政府应将经济适用房建设回归到提供保障性住房的本质，制定房地产调控政策时，不应将其作为平抑房价的工具。     

农民收入对农业投入产出关系的门槛效应研究--以新疆地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为门限变量的实证分析

基于门槛效应估计模型，采取 Hansen 提出的门限回归法，利用2004—2013年新疆14地州市的面板数据，以农牧民年人均纯收入作为门限变量，实证分析农民收入对农业投入产出关系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对新疆农业投入产出弹性有显著影响，并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当农牧民年人均纯收入跨过8050元门限值时，农作物播种面积、农业用电量、有效灌溉面积的产出弹性明显增加；当农牧民年人均纯收入跨过9650元门限值时，农业机械总动力的产出弹性明显增加。可见，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的提升有利于增加新疆农业的产出，而南疆地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离门限值有一定距离，抑制了其农业产出弹性的提升。因此，应努力提升新疆农牧民的收入水平，并重点扶持南疆地区。     

房价上升促进还是抑制了居民消费——基于我国172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房产价格可以通过"财富效应"、"抵押信贷效应"以及"购房支出压力效应"三大机制对居民消费行为产生促进或者抑制的作用.本文利用我国172个地级城市2002年到2006年的面板数据,对房产价格对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房价上升抑制了居民消费.我们还发现,造成这一影响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我国潜在购房者群体比重较高、房地产金融发展滞后.文章最后提出了控制房价和促进消费的政策建议.     

中国进口与进口来源国的产出波动——基于行业层面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00—2014年中国41个进口来源国的制造业行业数据,研究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产出波动的影响机制与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进口能够显著抑制进口来源国的行业产出波动,且该结论在进行内生性处理以及稳健性检验之后依旧成立。从影响机制来看,提高进口来源国的行业专业化水平能够显著增强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行业产出波动的抑制效应,但进口来源国嵌入中国价值链程度的调节效应却不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中国进口能够显著抑制进口来源国低技术水平、中技术水平、高贸易开放度等行业的产出波动,对高技术水平、低贸易开放度等行业的产出波动则没有显著影响;与中国进口不同,美国进口会显著加剧进口来源国的行业产出波动。本文揭示了中国进口是世界经济的“稳定器”,为世界各国制定对华贸易政策提供参考。     

数字经济与劳动力的行业流动——是溢出效应还是挤出效应

本文重点关注数字经济对行业就业结构的影响这一问题。利用财新传媒2017—2019年的中国数字经济指数,从技能水平和性别两个维度探讨数字经济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并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研究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升了行业内的高技能岗位比例,数字经济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同时存在行业挤出效应以及对上下游的溢出效应;数字经济的发展降低了行业内女性正规就业的比例,对女性正规就业存在挤出效应。     

产业结构政策的宏观效应

产业政策有收益、有成本。只有当其收益大于成本时,产业政策才会具有生产效应。产业政策可以通过财政方式贯彻,也可以通过信贷方式贯彻。产业政策是否具有生产效应,受到以下诸因素的影响:(1)初始产业结构;(2)产业政策力度;(3)产业政策对产出的影响程度。产业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区分为两个分影响,即由分配效应导致的影响和由优化结构效应导致的影响。     

城市经济韧性能否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2011—2019年22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系统分析了城市经济韧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城市经济韧性发展可以直接提升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城市经济韧性对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存在中介效应,其可以通过促进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和产业结构升级,间接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城市经济韧性发展有助于邻近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邻近城市有空间溢出作用;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时间累积效应;城市经济韧性对本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备的时间累积效应在不同城市特征下存在显著差异。最后依据实证结论提出了对策建议。     

贸易开放是否影响了流动人口健康?——来自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证据

探讨贸易开放如何影响流动人口健康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话题。利用2016—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研究贸易开放对流动人口健康的影响作用。结论显示：贸易开放显著提升了流动人口的健康水平，具体表现为贸易开放显著提高了流动人口“自评健康状况为健康”的概率，并显著地降低了流动人口“最近一年患病或身体不适”的概率。其潜在的影响机制在于：贸易开放度通过影响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水平、当地污染物排放和当地污染治理能力三个路径影响其健康水平。异质性分析显示，贸易开放度对流动人口健康水平的影响作用会由于流动人口就业身份、接受健康教育状况、家庭成员同住人数和健康基础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建议着力引导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精准开展流动人口健康教育和逐步取消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壁垒，以进一步发挥贸易开放对流动人口健康水平的提升作用。     

市场化改革、对外开放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

将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思想与内生增长模型有机结合,把制度作为一种内生、可变的决定性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之中,在对制度变迁的指标测度进行借鉴与修正的基础上,尝试基于扩展的Barro型回归方程、采用动态面板回归方法实证考察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在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效应。研究发现:在其它变量加以控制的前提下,人均GDP增长率与人均GDP的初始规模呈现负相关,中国经济增长表现出明显的条件收敛性,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经济开放度和人力资本的差异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市场化进程的经济增长促进效应存在递减趋势;经济开放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十分密切,特别是东部地区经济开放度的提升有效地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但也容易受到国际市场需求变化的影响;人力资本和交通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     

人口老龄化与人力资本提升在经济增长中的对冲效应研究

人口老龄化和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是人力资源发展的两大趋势.人口老龄化会减少劳动力的有效供给,进而抑制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则会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并可通过增加劳动力的有效供给来"对冲"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采用2000-2017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系统GMM模型的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不利于就业增长,对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具有抑制作用;而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有利于就业增长,对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可以弱化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产生"对冲效应";从区域异质性来看,该"对冲效应"在经济发展和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地区较强,表现为中部地区最强,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不显著.在人口老龄化程度趋于加深的背景下,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人力资本水平的持续提升来优化和提高劳动力供给结构和质量,进而弱化和抵消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西部地区农业信贷投入的经济效应研究

利用面板模型对西部地区1978—2009年农业信贷投入的经济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业信贷投入促进农业产出增长的作用比较明显,而在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方面则显得比较乏力;农业信贷资金的产出弹性逐渐得到改善,农业产出对信贷投入的响应更趋积极;农业产出和农村居民收入对农业信贷利率的变化不敏感,农村金融市场上信贷配给的现象依然普遍;农业信贷投入的经济效应存在省际差异。因此,应完善农业信贷的征信机制,增加农业信贷资金的有效供给并调整投入结构,调整西部地区农业生产结构,改善农民收入结构,以增强农业信贷投入的经济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