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道德自律学说的困难及其出路

牟宗三借助康德道德自律理论研究儒学 ,大大提高了儒学研究的理论层面 ,但这种做法在情感问题上遇到了困难 ,并因此而成为牟宗三思想研究中的一个热点 ,长年争论不休。本文认为 ,牟宗三道德自律学说之所以遇到困难 ,与其坚持西方哲学感性、理性两分方法 ,从而未能将康德在儒家心性之学中准确定位有关。只有打破这种两分方法 ,运用儒家欲性、智性、仁性的三分方法 ,区分智性道德自律和仁性道德自律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其道德自律学说在情感问题上遇到的困难。     

“道德即自然”新证——儒家生生伦理学对道德与自然关系的思考

道德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魏晋玄学的核心问题,虽然历史上人们做出了诸多努力,但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儒家生生伦理学从两个层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新的证明,一是道德根据的证明,二是道德境界的证明。所谓道德根据的证明是说,无论是生长倾向还是伦理心境,都源于自然,以此为基础的道德行为也是自然的。所谓道德境界的证明是说,道德达到一定境界后,完全可以祛除执着,在自然而然中成德成善。"道德即自然"不代表道德不会出问题,但借助仁性和智性的辩证关系,可以纠正这些问题,重回自然。重新讨论道德与自然的关系,对于在更高层面上审视儒家与道家的关系,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     

“道德动力学”视域下的“知行合一”

“道德动力学”是我在建构儒家生生伦理学过程中提出的一个概念，意在说明一门道德学说能够由知变为行，必须有充足的动能。这个概念对于解读阳明的知行合一有直接帮助。阳明提倡知行合一，缘于真切体会到朱子学说没有活力，孟子学说则含有强大动能。以“道德动力学”来判断，朱子学说没有活力，因其基础是智性；孟子学说有动能，因其基础是仁性。仁性是建基于生长倾向之上的伦理心境，这一特点决定了人是一个先在的道德存在，原本就有道德的要求，就有向善而趋的倾向。阳明真切探测到了个中奥秘，但限于历史条件，未能从上述高度将有关道理解说明白，某些表述也有欠准确。从阳明思想整体发展来看，知行合一实为一种有欠成熟的理论形态。     

识仁与致知：理学中的两种工夫路径辨析

针对胡宏于善端发见时察识以识仁的说法，朱子表示了质疑，通过对心之认知功能的辨析，他否认了心体反观自体的可能，从而翻转了程颢所提出的“学者须先识仁”之于心上识取自身完整结构而上达仁体的简易、顿达之工夫路径。但在朱子，道德活动的依据依然是仁体、性体之发动而呈现于心体之道德意识，心体之知可以片段、分立地呈现此仁体流行之义理。在朱子之敬义加持、即物推明的致知过程以及力行不懈的道德实践中，朱子之心体亦在实然上与仁体流行贯通为一。朱子将程颢、胡宏之识仁工夫翻转为渐进、积累之致知，遭到了陆、王心学的驳斥。究其实，在于朱子认为心只能在内容上发见仁体之流行，而非能够即机制即内容地肯认心体即是仁体之于穆不已之流行，以达到即本体即工夫而消解掉主观之工夫努力。经过朱子与陆、王在工夫上的两次翻转，理学工夫上的识仁与致知经历了二者的统一到割裂并再次统一起来的过程。理学文化中两种工夫路径的辨析、争论，实则显示了理学中合理地存在着奠基工夫与成就工夫之完整的下学上达的为学之方。     

牟宗三的逆觉体证工夫论

逆觉体证作为操存工夫,要求在道德本心呈露时当下肯定,从感性的沉渣中跃起,为道德行为提供推动力与兴发力。但在具体实践中,道德行为之引发与完成仅有逆觉体证显然是不够的。对于道德情境的审视与判断,对于完成道德目标的方案与手段的抉择与评估,肯定离不开外向性的智性学习与经验积累。在牟宗三视逆觉体证为成就道德的本质工夫并将其作为儒家工夫论的正宗时,外向性学习对于成就道德的重要性即便不是被完全取消了,也被大大贬低了。     

“道德践行之呈现”的传承——论牟宗三对熊十力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之二

“道德践行之呈现”是熊十力的重要思想。牟宗三很好地继承了其师的思想,对其多有阐发,由此接上了传统心学的血脉,这也是牟宗三在现代新儒家中占有重要地位、影响巨大的原因之一。但同其师一样,牟宗三对这种意义的呈现缺少透彻的说明,令人难免有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感。另外,牟宗三受传统心学立场的局限,过于看重了这种呈现,将其视为成德成善的唯一途径,未能重视智性的作用,延续了宋明儒学门庭狭窄化的弊病。儒学下一步发展要取得好的成绩,必须解决这两个问题。     

王阳明心学的知觉观点

王阳明心学是儒学与佛学交融的杰出代表。阳明心学中“物”的概念很大程度汲取于唯识论“境”的思想,而心学中“心”的含义与佛教中“识”的观念亦有一定渊源。本文结合佛教唯识的思想,以阳明心学中“知觉”观点来探讨“心外无物”、“南镇观花”、“知行合一”等命题,将阳明心学中“物”与“理”统一于知觉观点。在此基础上,对良知学说偏重道德方面的传统解释提出自己的看法,良知本体作用不仅体现在“尊德性”,也体现在“道问学”方面。     

从以天论德看儒家道德的宗教作用

现在很多学者均认同这样一个观点:儒学不是典型的宗教,却有着宗教的作用。儒学之所以有如此奇特的现象,奥秘在于儒学有一个独特的天论传统。自西周初期统治者为寻求政治合法性而“以德论天”以来,春秋战国之际的天仍然具有伦理宗教的余韵,当儒家沿着思维的惯性“以天论德”即将道德的终极根源推给上天之后,其道德便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宗教的色彩。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宗教性是通过儒家心性之学中仁性一层实现的,将仁性的根源归给上天,仁性因为天的超越性而赋予了类似宗教的作用和力量,具有了强大的动能,进而保证理性自身就是实践的。     

陆九渊对理想社会的构思

陆九渊对理想社会的构思□范立舟张伟陆九渊是南宋时期著名思想家，宋明理学中“心学”一派的开创者，他的思想成就不仅在于确立和阐发了道德超验的心学本体论，而且以此为认识基点，在社会政治方面亦颇多创见。其政治哲学和历史学说倾向于在解释世界的同时向社会提供改变...     

从"心外无理"看阳明心学对儒学的革命意义及启示

阳明心学在历史上之所以能对社会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根本在于它根据当时社会的发展要求,以"心外无理"为立论根本,提出了"致良知"的道德学说,实现了儒学理论形态的转型,将道德教化的理念从"治世"到"治心"转变为从"治心"到"治世",从而使儒学文化在明代中叶以后为熔铸中华民族精神继续保持了凝聚人心的生命力.今天深入研讨王阳明从"治心"到"治世"的心学理论,可以使我们在如何加强道德建设、如何实施道德教化、如何弘扬圣贤道德等问题上获得诸多启示.     

阳明后学对理欲关系的新阐释

明中后期以来，为了消除心学末流耽空蹈寂、任情恣肆的思想流弊，部分阳明后学通过论证本心“生生不容已”的自然发用，强调人之本性是道德理性与自然欲求的统一，主张立根于本心，通过即体即用的诚意工夫达致寂感合一的良知本体并依心体发用。在现实层面，部分阳明后学为了维护民众的普遍性利益，限制统治者的私欲膨胀，将絜矩之道阐释为协调统治者个人欲望与民众社会性欲望的道德规范，赋予公私关系以新的内涵，进而发展了王阳明的亲民思想。     

论情感因素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

情 感在 认 识中 起着 重 要的 作用 。其 三种 最 基本 的作 用是 :情 感 激发 人的 认 识活 动,是人 探求 真 理的 动力之一 ;情 感发 挥 着 选 择作 用 ,直 接 影 响 认识 对 象 的 选择 ;情 感参 与 认 识 主体 对 客 体 的创 造 性 加 工,引 导认 识 发 展 的 方向.     

天理·仁性与程颢的修身之道*

“天理”是二程思想中的最高范畴,与程颐不同,程颢之“天理”则是与个人的生命感悟密切相关,由自然之道见当然之理。程颢继承《周易》“生生之化”的思想,紧扣生命之“生”来看天理与仁性,强调天人一体,在天理论的基础之上对人之本性---仁性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识仁定性、持敬涵养、由理善而证性善、由性善而达理善的修身之道,从而在形而上之天理与形而下之个人之间的贯通方面构建了一座动态的桥梁,并为宋明理学尤其是陆王心学奠定了基础,产生了深远影响。     

仁性伦理与理性伦理的分野

受现代新儒家重要代表牟宗三的影响,台港学人往往以康德的思路研究孟子,认为康德和孟子异代同心,其伦理思想相差无几,甚至孟子在许多地方还超过了康德。这种学风近年来在大陆学者中间也日渐盛行。我们认为,孟子与康德之间虽有不少相似之处,但也存有相当大的差距,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伦理思想。康德代表的是西方传统的理性伦理,孟子代表的则是儒家的心学伦理,根据孔孟思想的内在联系,我们称之为仁性伦理,这二者决非同类。本文仅对孟子仁性伦理与康德理性伦理的不同特点,作一个初步的分疏。     

回归真实的世界:15世纪心学史的内在理路

15世纪心学史表现为理学与心学的冲突与交锋,尤其是陈白沙和胡敬斋之间的学术分歧.在同门之间的学术分歧背后,隐藏着心学涌动的新潮流.白沙和敬斋分别从"终贯系统"和"横摄系统"发展康斋学,体现为高明心学与实在心学的不同诠释路径.从"心与理一",到"理与心一",从主敬到主静,表现出崭新心学形态的出现只是时间问题.而阳明心学的出场标志着程朱理学的暂时性终结.阳明心学由于海纳百川,直指心体和性体,体现出较为完备的心学形态.     

论陆九渊心学的思想史地位

中国思想史的启蒙时代应定位于宋明理学。启蒙是个外来概念,评判中国社会的启蒙须确立本土标志。以"睁开眼睛看世界"确定启蒙是以西方思想为判据;以本位立场看,中国思想的启蒙在于确立"凡事都须讲道理",因而宋儒树立天理概念当确认为启蒙标志。陆九渊心学是启蒙思潮重要一支。宋明理学释天命之性为天理,把先儒认定的天命之性贬低为气质之性,在理论上是有毛病的;然而其思想史意义很重要。其一,这个说法确认人与生俱来具备高贵性,从而为论证人的尊严奠定理论基础;其二,这个说法主张仁义礼智是人的存在组成部分,可解读为确认人之存在中有文化存在一维,这一发现在思想史上领先于西方思想。同为启蒙思想的理学、心学,心学独特贡献为良知返照。心体返照相当于西方哲学自身意识。"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是对《中庸》"未发之中"之主宰义的证成。参照德国古典哲学遂知,主宰,即道德主体,相当于抽象人格。陆九渊心学的历史意义在于开启了自身意识觉醒之路。     

胡宏与朱熹“察识”“涵养”先后之争的原因检论

对察识涵养工夫的考察,关系到对宋明理学工夫论的理解。胡宏确立"先察识后存养"的工夫进路,朱熹认为缺少一段未发涵养工夫。两派论争的原因可作四个方面分析:首先,湖湘学派视性为未发、心为已发,故只需在已发上做工夫;朱熹将心视为有未发和已发两段,故未发时也需做工夫。其次,胡宏认为仁体是心体,做工夫是针对仁体;朱熹认为仁体是性体,未发涵养不是针对仁体,而是作用在心道上。如此朱熹才能规避两个"心"的矛盾,因为涵养工夫没有对象,只在心道上清除仁性开显的障碍。再次,湖湘学派主张从已发到未发的工夫进路,朱熹主张从未发到已发的工夫进路。最后,湖湘学派与程颢的识仁理论较为接近,朱熹所承之道南学派则倾向于程颐的重视未发。     

程颢“识仁”思想及其与陆王心学的关系

陆王心学之所以自宋明理学中产生，有着历史的和逻辑的必然性。但就思想根源上看，程颢的“识仁”思想，直开心学一派源流。他从天人一体的人生境界及心理合一的道德修养工夫上体认“理”，开辟了理学中心性合一的本休论和直觉体认方法论的先河。它依据孔子之“仁”，上承先秦《易传》的“生生之化”，及《中庸》的性理合一思想，吸收了张载《西铭》万物一体的伦理本体意境，与“大心”说为学方法的直觉倾向，将理学之“理”看作人性与物性、知觉与性理贯通的伦理本体，并由本体而推及方法，论述了伦理本体与实践道德的统一关系。而这正是陆王心学所始终要解决的问题。     

从王船山对宋明理学的批评看船山学之精神

王船山对程朱、陆王之学的批评与修正，同时亦是其克服与超越宋明理学之处。船山对陆王心学杂于佛老、单证心性本体而忽略道德实践的学问倾向表达出强烈的不满，并反对朱子分理气、心性为二，而强调理即是气之理，心与性为一，显示出船山治学的重点已从体证道德本体走向成己成物的道德实践，从一己之成德走向儒家之人文化成，此亦即是船山学的精神所在。     

论杨简心学易的建构性特征

杨简师事陆象山,申述心学之义,为南宋心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杨简精于易学,其解易乃是以心学为路径完成的。杨简心学的特征在于将天地万物归于一心,外在世界不过是人之本心的呈现形式,世界不过是人心建构的结果,从而阐明世界的建构性;他以心学之视野诠释《周易》,以《周易》之架构证成其心学,这是心学思想与经学体系的结合,后世称之为心学易;杨简心学易的建构性特征,与魏晋义理易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对于本源的连接上,二者却具有本质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