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和集体行动的困境

在回顾我国20世纪两次农业合作组织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作为完善家庭承包责任制,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措施,农业合作组织能在市场经济中发挥巨大作用。同时本文以奥尔森的理论为参考,探讨农业合作组织作为自发的集体组织,如何避免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     

当奥尔森遇上奥斯特罗姆:集体行动理论的演化与发展

奥尔森将公共选择理论运用于集体行动领域,构建了集体行动和利益集团研究的经济路径.后来的集体行动理论基本上建立在对奥尔森观点的批评、拥护或者延伸基础上.以奥斯特罗姆等人为代表的印第安纳学派对于奥尔森理论修正的最大特点是将制度分析融入到集体行动研究中.首先,它更新了奥尔森的产品分类标准,更加全面地探究了产品属性与集体行动间的关联;其次,学派将理性选择模型改造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强调制度在改善人类理性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再次,奥尔森将集体行动困境的解决办法寄托于精英式的“选择性激励”上,学派的研究则表明,自主治理有望成为另一种可能选择.然而,两种理论也存在明显的呼应与互补.     

社会资本对业主集体抗争的影响

作为集体行动的原因和机制研究的探索,社会资本被视为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方案之一。本文从奥尔森命题——集体行动的困境出发,以业主集体抗争为例,通过文献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是业主集体抗争的重要影响因素,并进一步指出社会资本中的组织、社会网络和文化价值规范对业主集体抗争的成败起到关键性作用。     

集体行动理论的困境与出路——读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

《集体行动的逻辑》是一部有关人类行为理论的经典巨著,它对个人在具有集体利益的组织中为何引发行动困境这一问题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然而,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的缺陷在于它把这个理论简单地建立在＂经济人＂假设、集团成员数量是集团规模大小唯一变量假设、集团利益具有竞争性假设这三大假设之上,从而导致该理论在解释现实的过程中有很大局限性。在很多情况下不难发现自利的个人能够打破行动困境达成合作的共识,而这正是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所无法解释的。     

草地资源共管中的集体行动困境——基于青海牧区调查的实证分析

随着草地资源的商品化,实施共管模式的集体草场中出现了抢占牧场、过度利用、违规放牧等“公地悲剧”情形,其根源在于牧民之间难以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基于“认知—意愿—行为”分析框架,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提炼牧民之间产生集体行动困境的主要影响因素——村庄规模、贫富差距、社会资本、利用规则。同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村庄规模扩大、贫富差距拉大和利用规则缺失对牧民的集体行动意愿和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社会资本流失则通过意愿来抑制牧民的集体行动行为。在此基础上,通过揭示草地资源共管中牧民之间产生集体行动困境的行为逻辑,为我国草原牧区推广草地资源共管模式提供政策和管理启示。     

从奥尔森学说看孔孟消极革命观的积极意义

孔孟的消极革命观具有积极的意义，这在奥尔森对集体行动的逻辑分析中得到了最新 的说明，但孔孟消极革命观的缺陷也是相当明显的。     

协同惰性：集体行动困境分析的新视角

集体行动作为“人类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解决共同的难题的基本措施之一。但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中来看，集体行动并不必然获得成功，失败和困境反而成为常态。诸多关于集体行动的理论研究，往往醉心于某个单一角度或是微观层面上的分析，割裂了要素之间的结构逻辑。因此，这就需要形成一种更为宏观和系统的理论框架，能够涵盖集体行动困境产生的多重因素。以协同惰性为重要内容的协同优势理论以其多元而开放的题域，从目标、权力、信任、成员结构和领导力五个维度构筑了集体行动困境分析的主体结构，不仅为理论发展开辟了新的渠道，也为揭示我国当下的协同治理困境提供了更为可靠的理论工具。     

集体行动的逻辑与转型时期政党组织行为的激励

发挥党员的先进性作用,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组织行为的一个显著特征。但是,正如奥尔森所指出的,由于大型集团中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容易引起组织成员的搭便车行为,从而导致集体行动的困境。作为一个拥有几近八千万党员的特大型执政党组织,在某种意义上也程度不等地受着＂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的影响,并可能出现少数党员搭便车的现象。这是不可讳言的。在市场经济日趋发展,社会的去魅化、世俗化特征更趋明显的情况下,采取切实的激励措施,努力激发党员的先进性作用,以遏制这种少数党员搭便车行为,乃是社会转型时期党的建设所面临的重要任务。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逻辑

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集中体现在他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国家的兴衰》和《权力与繁荣》三部著作中。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三部曲"以个人理性为逻辑假设,以搭便车和分利行为作为逻辑依据,选择性激励是集体行动的思考重点,因为选择性激励会带来分利集团,分利行为会导致国家经济衰退。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旨在阐明,国家经济繁荣需要建立强化市场型政府以构建共容利益集团;结论是:权力先于繁荣、权力保障繁荣。     

社区卫生服务发展困境及其破解——集体行动理论的视角

城市社区卫生服务面临着“叫好不叫座”的发展困境。笔者借用集体行动逻辑对此作出合理解释，并从政治、经济、社会等不同角度讨论分析走出集体行动困境的相关理论对策。以此为基础，本文进一步探索有助于破解我国社区卫生服务发展困境的若干举措，如加强社区卫生机构内涵建设、完善社区卫生服务政策形成机制、借力社区社会资本培育等。     

业主委员会的集体行动逻辑及其善治路径

业主委员会是中国社会刺度变迁的产物，作为一个自治组织，在治理过程中产生了“集体行动的困境”。只有从经济学的视角运用公共产品理论来分析物业管理的属性．才能找出业主委员会治理过程中“集体行动困境”的原因，并通过对物业管理这一准公共产品供给的生产过程与提供过程相区分，指出多元协作治理是业主委员会善治的路径选择。     

非洲集体安全机制的创新与困境

作为冷战后区域集体安全的典型案例,旨在通过集体行动预防、管理和解决内部冲突的非洲集体安全机制建设具有重要的创新之处,主要包括:它突破联合国框架内的"中心化的集体安全"而形成一种"非中心化的集体安全";它将以和平强制行动为核心,使人道主义干预法律化、规范化;它通过启用早期预警与反应系统和非洲待命部队构建起冲突预防的运行机制等.但非洲集体安全机制在运行中亦面临合法性不足及组织能力和资源能力受限等现实困境.这些困境可以通过强化区域一体化培育更大的自主性和完善已有的"合作维和"机制予以破解.     

超越集体行动的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

面对集体行动的困境和公共事物的悲剧,新制度主义者提出了自主组织理论,即个体与个体之间能够为维护公共利益而自愿组织起来,采取集体行动,进行自主治理。以信任、互惠规范和参与网络等形式存在的社会资本把微观层次的个体行为与宏观层次的集体选择结合在一起,以合作互利为分析前提,达到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和谐、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能够很好地解决集体行动所面临的问题,即搭便车、承诺的兑现以及对个人遵守规则的监督等。     

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动力机制构建及路径——破解"奥尔森困境"的视角

当前我国社区治理面临着"奥尔森困境",具体表现为:社区成员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不高,"搭便车"现象普遍存在等,而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是破解"奥尔森困境"的重要途径.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有利于整合协调社区资源、凝聚社区成员共识、激发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为社区治理共建共治共享提供方案.从融合集体行动理论的建构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视角看,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包含三大元素:制度环境元素、治理能力元素和成员理性元素,这三大元素共同作用形成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动力逻辑.可通过以党建引领多元共治为"一体",技术治理和微治理双重推进,采用隐性激励和选择性激励扩充社区社会资本方式来驱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     

浅析社会困境

社会困境是指那些使得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的环境。文章介绍了社会困境在两人和多人环境下的具体含义,详细说明了解决社会困境的可能途径,即动机性、策略性和结构性解决方法。     

危机事件与集体行动逻辑

本文关注危机事件冲击下所引发的集体行动 ,试图以嵌入性的角度分析这一特定情况下所形成的集体行动的共意性、阶段性和边界性 ,探讨在什么时候和为什么人们不会援用搭便车的逻辑 ,从一个侧面回答奥尔森的集体行动逻辑之问     

集体行动中的“准组织化”及策略应对

本文讨论对象是当前中国集体行动中较为普遍的一种组织形态—“准组织”,试图在对经验观察与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归纳出关于“准组织化”集体行动的组织形态、行动策略以及由这些策略互动所型构的行动轨迹的具有理论分析意义的一组命题.而且,在同中国集体行动研究以及西方社会运动研究中的组织理论展开对话的同时,也为引导集体行动走出“组织化”与“制度化”的双重困境提供了一种组织类型学的知识基础.     

善与恶的计算:为什么要做好人

“为什么要做好人？”在道德哲学中可转化为“为什么要遵守道德规则？”本文将是否要遵守道德规则置于囚徒困境模型之下，籍此，可应用博弈论尤其是进化博弈论的成熟研究深化对道德规则的理解。在既有的囚徒困境研究中，应用计算机模拟的方法，科学家们发现了多种有效的、个人博弈策略。同时，由于集体竞争的存在，每个集体都有采用更成功策略的压力，这可以解释道德规则的来源。做好人、遵守道德规则是个人与集体共同追求其最大预期收益的结果。     

论区域生态治理中的集体行动

区域生态治理是对抗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一种有效形式,政府、公民社会、市场应组成共同的治理集体采取集体行动,但它面临着主体缺失、行动无序、治理滞后和盲目等困境。导致这一困境既有理论匮乏原因,也有制度缺失原因。随着理论范式的转变和可选择性激励措施的采取,集体行动成为可能。在利益表达与调谐中,可寻找到生态危机解决路径,政府应该发挥主导作用,公民社会应积极参与,同时市场也要突出其应有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区域生态治理中集体行动的困境。     

从身份到股份: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的共同体困境

中国农村集体产权正在经历向股份化方向的改革,这与过往模糊产权的制度安排有很大不同,对明确个人的财产权给予了合法性依据,也希望通过市场化激发集体经济活力,但却忽视了其中福利权的重要性。在改革的过渡阶段,我们观察到集体经济的责任目标从过去为村民提供社区福利转变成减少公共支出、维护股民利益,导致社区出现公共服务空白的治理难题。通过提出“集体产权改革—村庄共同体变化—福利权困境”的解释框架,认为村庄在改革过程中从原社会共同体里分化出新经济共同体,两者目标不一致导致福利权缺失。中国集体产权的历史发展反映了凸显个体化扩张的经济权(私有产权)与注重社群化发展的福利权(公共产权)之间内在张力的“共同体困境”。最后,本文认为,若想摆脱这种“共同体困境”,应该在集体产权改革过程中尽量避免形成成员分化,从而保持集体成员利益的高度统一,最终实现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