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伦理学概念溯源——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概念的实存论阐释

在亚里士多德的学科体系中,伦理学首先从实践哲学得到规定,而他的“实践”作为个体内在合目的性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的“行为”,是Dasein意义上的超越性本真实存活动,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与“理论”对立的“实践”。当亚里士多德把他的作为实践哲学的伦理学从属于“政治学”时,他揭示出我们“常人”实存的本性就是城邦中的共存。但伦理的共存先于个体的实存,共存的伦理———公正———不是“德性”的一种,而是德性的整体,个体的德性只是附在这一“整体”上的“皮毛”。无论是个体的本真实存还是城邦的伦理共存,最终都是为了人之为人的卓越性(德性)的实现,伦理学本质上成为“人学”,其核心的问题结构是个体的本真实存和城邦的伦理共存的关系。     

萨特实存论马克思主义的致思取向与理论后果

在系统论证了以实存主义补充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必要性与可行性之后，萨特展开了一种“实存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话语；从实存主义到实存论马克思主义，虽然出现了两个萨特的形象，但萨特“把握具体”的致思取向并没有发生改变；而从萨特实存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后果来看，他以实存主义补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努力并不成功，其实质还是一种意识哲学的历史构图。     

论马克思的本体论重建及其意义

西方哲学的历史演变表明,本体论经历了一个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其实质在于本质主义的建构原则被实存主义所代替.马克思所从事的本体论重建工作,不仅超越了本质主义路径,也超越了实存主义路径.其实践本体论作为人的存在的现象学,从哲学的原初基础角度给出了本质与实存之矛盾赖以展现的内在理由,并把这一矛盾的解决诉诸历史的展开及其完成.哲学因此由思辨的建构变成了历史的展现问题.这正是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最深刻意义所在.     

“实存”观念及其批判

自觉地批判传统西方哲学的实存观是进入生存论理解的直接前提。实存观具体表现为超验实存观和自然主义实存观两种形式 :超验实存观契合于西方的神学文化传统 ,其实质是用无限性的先知先觉意识直接替代了人们对生存有限性的自我意识 ;自然主义实存观契合于人基于经验意识的无神论精神 ,它看到了人生存的客观自然属性 ,但却同时把人的生存完全还原为一般生命物的存在。两种实存观的根本症结都在于实体性地看待“生存” ,难以上升到对人生存的意义理解     

论加达默解释学的实存主义倾向

哲学的中心问题是存在(Being)问题,或者说存在的意义问题.就实存与本质的关系问题发生的争论,即在实存主义与本质主义之间发生的争论,是最根本的哲学争论. 自柏拉图以降的西方哲学史,特别是近代西方哲学史,基本上都是本质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历史.在黑格尔那里,这种本质主义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把实存完全看作是由本质决定的,是本质的一个环节、是本质的一种外化.一个事物的全部发展变化,都已由其隐藏的本质预先内在地决定了. 整个当代西方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黑格尔本质主义的反动.其中,当代哲学解释学,特别是德国哲学家加达默的解释学,无疑是一支重要的生力军.     

伦理觉悟之艰难与伦理学通史之必要

伦理觉悟之难,难在伦理是道义高地,是一个人或一种文化的面子,因而谁都想拔高自己的伦理信念;同时伦理也是制度和行为的规范性要求,这种要求可以检验某种伦理信念的真伪,因为真信念以规范的有效性证明自身之实存,而假信念仅仅是高喊的价值,不具有规范有效性。伦理学思想做不到“道德中立”,它要立文明之基,行共存之道,守实存之义,但“道”与“义”具有“存在论差异”,形上之道只有落实为实存之义,才具有善恶之属性,才由价值转化为规范。因而伦理学研究只有伴随着道义实存的历史谱系学考察,才能让人觉悟到伦理之为形而上学之道与作为实存之义相生相克的文明进程,道德哲学通史研究正是在道义实存的文明进程中,考察一种价值论思维的规范有效性路径,让道德哲学史本身成为一种哲学并成为一面镜子,既防止单纯主观思维因追求超世俗之道的高度而陷入空洞幻相,也防止特殊主义思维因过度追求义之实,而让道义失去普遍性根据。     

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种低沉的情绪?--海德格尔对哲学基本情绪的存在历史分析

海德格尔从未满足于对“情绪”作一种心理学的规定。在前期哲学中,海德格尔对情绪现象作了现象学的分析,把情绪规定为此在之实存论环节;在后期思想中,海德格尔从“存在历史”意义上对我们时代作了一种“基调”分析。海德格尔认为,希腊哲学的基本情绪是“惊奇”,一种让存在者之存在自行开启的“倾向”,一种“调音”。进而在近代哲学中,存在者是什么之问演变成“确定之物”的追问,“怀疑”成为哲学的基调。存在历史的“另一个开端”的基本情绪则被规定为“既惊恐又畏惧的压抑”。如果说“惊奇”是开启性的、扩张性的,那么“压抑”就是持守性的、收缩性的。“惊奇”趋于创造,而“压抑”则归于守成。作为我们时代的基调,“压抑”并非全然消极,而是指示着思想之重量,呼吁着实存之定力。     

超越论现象学的边界——论胡塞尔的原事实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的最终课题，被胡塞尔指认为“绝对存在的事实”或“原事实”(Urtatsachen)。与个别性的、相对性的实存者的事实性不同，超越论自我之存在的事实性是绝对的事实性，而非本质必然性的偶然的现实化，相反，在为一切本质必然性及现实性奠基的意义上，超越论自我的绝对事实还是“原必然性”“原事实”。原事实自身“裂解”为世界之拥有、交互主体性、历史与神等诸原构件，这种多方展开的辐式结构乃原事实自身关涉的方式，一切本质必然性都蕴含其中。原事实先行于本质与实存、可能性与现实性等传统形而上学的核心范畴，因而同时也构成了超越论现象学的边界。这种形而上学仍然得名现象学形而上学，是因为原事实唯有方法论地奠基于现象学的直观明见性才得以被建构。     

法国现象学或实存与知识的张力

现象学在法国的引进与发展包含了主体哲学和概念哲学的共同努力。在主体哲学和概念哲学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联,这意味着实存论与知识论之间巨大的张力。现象学在20世纪法国哲学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但现象学有着复杂多样的形态,出现了从意识现象学到身体现象学再到物质现象学的演变。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萨特的理论路向

萨特批评历史唯物主义没有对理论的根据与界限进行前提性反思,因此陷入了一个不能自圆其说的“悖论”之中。他自己则通过将实存主义补充马克思主义,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可理解性基础。但是,他用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实存主义并没有摆脱意识哲学的窠臼,他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承诺能否实现,尚是一个未许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