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立”之间：钱锺书的“世界主义”文学观——《管锥篇》读札

自2010年钱锺书第一次被评为“文学世界主义者”以来,国内关于钱锺书“世界性”的研究成果却仍然较为薄弱。本文拟聚焦于钱锺书的“世界主义”文学观,通过对《管锥篇》的重读,探究在社会主义文学造成“世界主义”断裂的特殊时期,钱锺书如何想象与重建20世纪“世界主义”中的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学中的“世界主义”。钱锺书在《管锥篇》中破除了“夷夏之防”“中西对立”,将国家认同建构为文化认同、将个人身份体认转化为“华心”有无。在“破”与“立”之间,以共同“文心”为基础,建立包蕴人类普遍性情感的“世界主义”文学观,并试图以著述实践为中国文学与中国思想提供一种中西会通的文学研究模式。     

“民族经典”的构建与传播及其当代启示--《阿诗玛》60年命运沉浮

《阿诗玛》从民间叙事走向民族经典是建国后一体化政治的结晶。从艺术传播学、文学社会学等跨学科的角度考察《阿诗玛》“经典化”的过程，我们发现，《阿诗玛》从民间走向经典的过程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整理”“改编”“翻译”过程，而是一个政治导向、“集体创作”和媒体参与下的文化塑形过程，其间“新的人民的文艺”是这一文化符号的制度性动力，而民族“元语言”叙事模式向多语言叙事模式的转变则是这一过程的关键命题，媒体则通过“议程设置”不断地加强和再现了一种文化的话语地位。     

文学论争与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兼及“京海之争”与“反差不多”论争的重审

1930年代，沈从文先后发起了“京海之争”“反差不多”等一系列文学论争。当我们重返论争所发生的历史现场，将两次论争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京海之争”并非“京派”与“海派”这两大文学流派之间的正面交锋，而是由沈从文独自代表北方作家群体（京派），与居于上海的作家群体（主要是左翼作家）展开的一场关于政治、商业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大讨论；“京海之争”的真正肇始也不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而是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海派”》；同时，沈从文发起“反差不多”论争的真正意图与“京海之争”一脉相承，都是旨在通过批判文坛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凸显以自己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之独特价值。藉由系列文学论争，“京派”这一“作家群体”正式浮出历史地表，而沈从文作为后期“京派”文学的代言人，其创作观念和文学理想也日益凸显，并逐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论争显然是沈从文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经典化”的媒介策略，无论是在“京海之争”中强烈批判“海派”作家“玩票白相”的创作态度和“商业竞卖”的恶劣风气，还是在“反差不多”论争中激烈指责以左翼文学阵营为代表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其背后潜藏的都是沈从文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他实际上是想要借助群体的力量，让自己代表和引领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脱颖而出，以完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场中的站位，进而为自己念兹在兹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指明创作方向。     

文学叙事的跨学科机遇与挑战——论小说的“多重叙事”

小说“多重叙事”是应“泛叙事”浪潮中文学叙事的机遇与挑战而提出的。小说以“多元化统一”的语言表意方式与“以小见大”的叙事审美特点,在建构方式上形成了以叙事主体与“个体—群体—国家”相关联的“多重叙事”结构。小说“多重叙事”理论的提出,在理论层面,推动了文学领域“双重叙事动力”的深入与细化;在实践层面,实现了小说文本内外真实性的多重解构与再建构。     

勘探“人民文学”的“现代人学内涵”

以工农兵为本位的“人民文学”形态是在历史曲折中形成的 ,创作主体与对象主体的角色意识经过错位与置换 ,导致“人民文学”的现代人学内涵的失落或潜隐 ,有必要重新勘探与阐释     

谢榛的“文随世变”论与格调“通变”论

谢榛的诗学思想以“声律”为中心。其历谈声律格调，以分正变，来规避旧格调论单纯崇“正”的缺陷；以“三要”与“一我”“一心”为立足点，建设以“悟”为核心的主体才能，来丰富格调论的内涵；以“走笔成诗，琢句入神”来改造旧格调论的琢句求工之弊；在格调论的范围内，力图让诗性分析从偏执两极走向融通，以改变格调论崇尚汉魏范式的不足；他以对“法”的具体讨论，落实了对格调论内容的梳理。这样，“法”、“悟”、“神”、“兴”、“走笔”与“出入（初盛唐十四家）”一起，构成谢臻格调论诗学的新鲜特色。     

英雄形象塑造与十七年《人民文学》的爱情叙事

作为建国后十七年时期的权威文学期刊,《人民文学》集中反映了那一时代的文学风貌。透过十七年间《人民文学》的英雄塑造和爱情描写,我们发现,通过“大众化”、“典型化”以及“两结合”等一系列叙事策略的转型,解放区文艺的创作原则和叙事范式得以确立,并在之后的文学实践中得到了彻底的贯彻和实施。     

钟嵘《诗品》晋黄门郎潘岳条疏证

钟嵘《诗品》推溯诗歌源流，论潘岳源出于王粲，今人大多或以为牵强，或以为该论的主要原因在于二人诗歌皆文辞华美。文章对钟嵘《诗品》晋黄门郎潘岳条作出疏证，认为潘岳与王粲的渊源关系在于：一、清且悲的诗歌风格；二、叙事如传的书写笔法；也正是这两点使潘岳诗歌“浅”于陆机。文章具体分析了“浅”与“深”之所指，阐释了钟嵘“陆海潘江”之评的意义。     

“现代性”视野下的苦难叙事——以“文革”后小说为考察对象

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以对整个民族的想象性建构和实现个体的自主性为诉求,苦难叙事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本文试以“文革”后小说的“苦难”叙事为考察对象,在“现代性”视野和社会转型的话语中,追溯苦难的本质与根源,探索苦难叙事的表达策略和价值取向。文学以何种方式讲述苦难?这样的讲述方式敞开了什么?背后又遮蔽了什么?     

“三个代表”与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定位

价值观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对于传统的、西方的和过去“左”的价值观,必须进行辩证的分析,以破除陈旧、落后的价值观。共产党人的价值观是人民主体论的价值观,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人民主体论价值观核心内容的集中体现。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是共产党人考虑和处理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共产党人切实解决好价值选择问题的一个根本原则。     

北宋三衙管军素质状况的动态考察

北宋三衙管军群体的素质状况,以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以及“庆历新政”和宋英宗、神宗的整军经武为界线,经历了一个动态变化过程。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后,管军素质开始呈现下降趋势,至仁宗初降至谷底。自“庆历新政”后,其素质开始有了初步的提高,至英宗、神宗朝,三衙管军的整体素质与北宋前期相比,更表现出了强烈的上升势头。北宋后期的哲宗、徽宗朝虽然略有反复,但同英宗、神宗朝基本上保持着相当的连续性,就整体素质而言在北宋仍然是比较高的,北宋靖康亡国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管军将帅。     

“江”“河”词源义试探

“江”“河”是两个常见的形声字，随着词义的发展和汉字的变形简化，声符“工”与“可”的表意性被忽略了，很多人认为其只起表音作用。实际上“江”“河”两词所表意义即源于其声符“工”与“可”，其声符具有示源的功能。     

《春秋》《左传》经传关系析论

关于《春秋》与《左传》经传关系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即《左传》是否《春秋》之传。虽然《左传》解经不同于《公羊传》和《谷梁传》,但《春秋》和《左传》不是两本独立的书,《左传》也不是一本伪书,更不单纯是一本史书。参照《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可知《左传》不仅”以义解经”、”以事解经”,还”以礼解经”。     

《易经》文学化品质的三维结构

《易经》是一部文学化的哲学著作。结构维域下其具有言、象、意等三个层面的成分构成，具有语音的韵律性音乐性、字词含义的精练性多义性、阐义释理的形象性生动性、载道寓理的蕴藉性丰富性等文学品质。对《易经》进行文学化结构成分分析，可以使人感受《易经》与后世文学的契合和交流关系，彰显其文学品质价值。可以拉近《易经》与读者之间的心理距离，使《易经》获得更多的文化观照。但目前相关方面的研究并不系统充分，对此有探讨研究的空间和必要。     

论自媒体时代的意识形态传播

自媒体时代信息传播具有主体广泛性、速度及时性、过程互动性、内容复杂性等特点，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工作的一元性、权威性、针对性和理论性形成了挑战。同时，自媒体时代也为提升意识形态传播工作的领导力、吸引力、渗透力和亲和力带来了机遇。加强和改进自媒体时代的意识形态传播工作需要实现传播模式由以“单位传播”为主转为与“社会传播”相结合，传播内容由以“理性传播”为主转为与“感性传播”相结合，传播主体由以“教育者”为主转为与“意见领袖”相结合，传播监管由以“技术删控”为主转为与“法德并用”相结合。     

正确看待“又快又好”与“又好又快”的发展理念

2006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理念从“又快又好”调整为“又好又快”。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调整，是一种发展理念的转变，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指导下实现的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治国理念更加成熟的体现。     

乾嘉朴学与乾嘉诗派的递变

任何诗歌流派的形成与发展，有其自身的渊源，但其契机的深沉因素无不源于特定时代的特定学术文化背景。乾嘉朴学形成的同时，正是清代诗学发生蜕变的时期。乾嘉朴学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受其影响，乾嘉诗坛的“格调”说、“肌理”说和“性灵”说，先后入主诗坛，它们随着乾嘉朴学的历史轨迹的演进而递变，体现出各自的独特追求和审美理想。学术研讨与文学流派的互动是这时期的一大文化景观。     

《文心雕龙》之“清绮”审美范畴考辨

刘勰以“清绮”一词概括魏文帝曹丕的文才,但是之后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对“清”“绮”进行溯源,考察两者的审美意义,并以《文心雕龙》中出现的以“清”“绮”为构成语素的范畴作为内证,将刘勰所论述的有关“魏文帝的文才”作为具体对象进行分析,明确了“清绮”独特而丰富的审美内涵:1.以“清”修饰“绮”,是为了淡化“绮”,消解“绮”的畸形膨胀;2.作者内在气质之“清”表现为作品外在之“绮”;3.作品具备“绮”内容与形式的同时又要以崇“清”(“雅”)尚“简”为原则。     

“走出疑古”的困惑——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失误谈起

当下古史年代学研究可行的路径,仍应是在古文献“文本”的基础上多方联络和考证,力求将已有的年代系统调整到能够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水平上。夏商周断代工程不由此途,而将主要精力放到非文字史料的调查和取证上,所得结果大都不可据。工程所提倡的多学科方法带有泛科学化的倾向,由此导致年代学论证上的一系列失误。这些失误表明,作为工程的指导理念,“走出疑古时代”的主张以及“超越疑古,走出迷茫”的提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不妥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