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论意志

阿伦特认为哲学家出于对普遍性和必然性的偏爱而几乎一致地怀疑和否认意志。意志作为一种内心经验并不为古希腊罗马人察觉，随着城邦政治的衰落和基督教的直线时间观取代古代的循环时间观，意志才开始被发现。我能与我愿意之间的冲突的发现使自由从一个政治的概念变成了内心的意志自由概念。     

现代公共理性观念的溯源——康德的公共理性观念及意义

公共理性是当代英美政治哲学一个核心观念,它关涉着现代西方社会多元化导致的冲突之解决。西方近代哲学史上,公共理性概念可以追溯到康德哲学。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主张给予人们以不同方式运用理性的自由,通过理性的批判产生公意,"批判"就象"公共意志",根据全体有理性的人的同意来进行裁决。在《历史理性批判》和《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中,康德明确了"公共理性"是法治社会所给予个人的自由权利,以及解决冲突的基本态度。康德对"公共理性"的这种理解,深刻地影响了现代政治哲学,特别是其与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观念之间的有意义的联系和意味深长的区别。     

奥古斯丁自由意志概念的辨正

“自由意志”是奥古斯丁思想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人们一般以善恶的选择来理解奥古斯丁自由意志概念，并得出奥古斯丁自由意志概念具有内在矛盾的结论。其实，奥古斯丁自由意志概念的本质内涵不是‘选择”，而是“自愿”。自愿是理解奥古斯丁自由意志概念的基石。     

自由的价值及其界限和责任——公民伦理的基本属性

自由是公民伦理的核心概念。无论是政治意义的或道德意义的自由,它都是公民伦理的内在蕴涵,也都是公民自由的组成部分。不管是在私人领域,还是在公共领域,自由的价值对于人类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自由的界限,也在预示着个人自律与自我责任。自由的另一面是责任,是公民处于人际关系之中的社会义务。以责任为归属的自由,自由明确责任,责任完善自由。公民自由与公民责任密不可分,公民自由只有在公民政治自主的形式中才能得以阐明。与此相关,公民伦理也在于把公民自由的原则贯彻到与公共生活有关的一切关系上,使公民自由与社会秩序求得平衡。     

城市主体意识的觉醒——基于神权、教会与资本的权力变迁视角

从历史的维度看,城市的发展伴随着政治权力重构的过程。在古典时期,城市依附神的旨意而存在;在中世纪,城市为教会所有;而在近现代,资本试图控制城市。但作为人类自由聚居地的城市,从古典城邦到现代城市,冰冷的建筑背后是人性的光辉,城市的成长伴随着城市主体意识的觉醒。而这种觉醒的背后正是城市社会力量的崛起,正是这种力量在国家、宗教与资本权力之中的成长,才使城市始终保持着中世纪以来的自由意志与独立精神。     

超越自在:论阿伦特的自由观

阿伦特的自由观是阿伦特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最重要特色或许就是对政治自由的强调。在阿伦特看来,自由并非是人天然存在的某种本质,而是、也只能是政治自由,离开政治以及政治实践得以展开的公共空间,自由就不可能存在,而离开自由的政治也不是真正的政治。从生活必需品和物质必然性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过程只是解放,而非自由。自由作为政治概念不仅不能停留在物质解放的层次,而且必须以实践的方式进入公共空间;也就是说,自由只存在于行动和言说领域,而不存在于思想王国或哲学王国,所谓主观自由、内在自由等等,都不是真正的自由。自由也并不意味着安全、舒适、富足,恰恰相反,它需要付出勇气、代价,收获的则是尊严和光荣。     

公共哲学与自由主义

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家致力建立公共哲学的时候,自由主义似乎是作为公共哲学的对立面出现的。其实,自由主义有着自己的公共哲学。自由主义的公共哲学区分为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平等主义、哈耶克为代表的自由至上主义以及罗蒂为代表的最低纲领的自由主义三种论述。三者的主要关注点是不同的:平等主义关注的是作为公平的正义原则,自由至上主义关注的是国家与社会对自由的尊重,最低纲领的自由主义关注的则是自由民主价值及其偶然性。三者之间容有分歧。但三者对于"公共"抱持着较为一致的立场:一是公私领域的划界,二是宪政民主制度的保障,三是国家、社会与市场彼此相对独立的三元建制。自由主义的公共哲学是论证政治上何为"公共"的最为系统的理论形式,它紧贴现代社会而建构,是现代公共哲学的主流派别。     

自由儒学何以可能——基于罗尔斯的“合理性”概念与“仁”的对勘

在政治哲学的层面,自由儒学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用传统的儒家思想来为现代的政治自由奠基。罗尔斯的后期哲学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契机,因为它超越了对主体性自我的依赖,诉诸人们与其他社会成员共同生活的合理性(reasonableness)能力来确立现代的政治自由。不过,合理性是一种只关注涉及他人的事务,不关注涉及自我事务的概念,因此面临着不对称难题的困扰。儒家学说中的"仁"既指向人们公共交往的能力,又规定了行动者涉及自我的事务,能够克服合理性的不对称难题。自由儒学可以通过对"仁"的概念进行现代性转化来获得新的发展前景。     

政治自由理念的近代转向及批判反思

古典政治哲学中的政治自由通过求善原则体现出来,城邦的公民只要服从善的原则,他们就是自由的.进入中世纪基督教时期,这种求善的原则被拯救概念所取代,人们通过获得上帝的恩典而获得自由.然而,随着文艺复兴的兴起,对古典政治哲学和基督教神学的批判反思,马基雅维里开启了现代政治哲学,以"无支配自由"的概念为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政治自由奠定了基础.     

论阿伦特的行动概念及其困境

行动概念被阿伦特赋予了独有的政治内涵，属于其理论的核心范畴。行动是一种前哲学的政治，是对传统哲学生活的反叛，它力图回到苏格拉底式的政治生活,通过共和主义的政治自由,重建现代社会的公共领域。但事实上，行动的政治概念面临一系列困境，成为阿伦特行动概念获得实现的桎梏，这是我们在反思其行动概念时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自由意志·自由选择·自由劳动

人何以在生存？不同的哲学流派有着不同的回答。意志主义认为是“自由意志”，存在主义认为是人的“自由选择”。他们都是把人存在的根据归结为个人内在情感体验，在论证的过程中都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困境。唯有马克思从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相关联的“自由劳动”出发，才真正科学地解答了这个难题。     

公共领域:一种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解读

公共领域作为公共利益的来源和民主表达的公共空间,先后经历了古代雅典的城邦国家、城市共和国、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以及现代公民社会四种典型的历史形态和发展阶段,并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中体现出不同的民主特征.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形成各种不同类型公共领域的根源,而公共领域也随着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变化呈现出不断完善的独立性和时代性的特征.     

黑格尔和康德对待法哲学的两种态度

康德和黑格尔都把法哲学的基点置于人生而具有的自由之上,并认为自由意志的自律是内在的自由,法哲学则处理自由意志之间、“我的”与“你的”之间的外在自由的普遍性关系。不同的是,康德致力于从法的现实形态中揭示出底下的自由意志的理念,黑格尔则描述了主观内在的自由意志实现为客观法权的现实过程。康德以经验的现象为“模型”而对彼岸的自由法则提供类比,这种类比不是科学认知,而只是道德理想的展示;黑格尔则从自然状态中将“第二自然”的法权状态发展出来,形成精神哲学的科学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最终则在历史主义的客观进程中将国家神化,鼓吹以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充当“历史法庭”的裁判者。因此,康德的“永久和平”的“目的王国”虽然不具现实有效的可操作性,但作为永恒的人类理想而提供了人际关系以及国家间关系的公平正义的评判标准,对现实具有批判意义;黑格尔历史观中的道德虚无主义则取消了一切正义标准,最终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和国家神学。     

论自由

自由问题是伴随着人类历史长期存在的问题,历史上的许多思想家都试图揭示自由的科学含义,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就自由概念的含义而言,一般来说,自由总是指从被束缚状态中解放出来,这是自由之为自由的本质规定。自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具有多种层次和结构的集合体,在不同领域,就有不同的自由。自由主要表现为哲学自由、政治自由、伦理自由、审美自由等。     

西方公共领域的发展与审美经验的变迁

作为一种自由表达观点、平等交换意见的社会场所,一个时代的"公共领域"对于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起着积极的塑造作用,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审美经验"的形成。在古希腊城邦制度中,以广场为核心的"公共领域"起着集合公民意见、统一城邦意志的作用,这种政治上的民主博弈与当时悲剧和雕塑艺术中个人与群体、感性与理性的矛盾统一是一致的。在中世纪政教合一的文化环境下,以教堂为中心的"公共领域"受到了严重的异化和扭曲,这种信仰上的约束、钳制与当时音乐和建筑艺术中的神秘主义和禁欲主义情绪是一致的。在现代民主社会的环境下,以议会为核心的"公共领域"起着平衡左右政党、稳定社会局势的作用,这种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相互制衡与当时文学艺术上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相互对峙是一致的。在后现代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信息一体化的环境下,"公共领域"也出现了多层、多样、多元的复杂局面,这种无中心、无边界的状态也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们的"审美经验"。     

个人权利与公共自由的和解——现代性视域中的黑格尔法哲学

《法哲学原理》长期以来被视为黑格尔晚年保守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但近年来,该著作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不论是对现代性的诊断、对自由主义的批判还是对社会正义规范的重建来说,该著作都显示出不可缺少的价值。德国哲学家霍耐特认为,黑格尔法哲学是可以理解为一种相互承认诸领域的规范理论纲要,其目的是克服主观自由的非确定性。在现代性视域中,黑格尔的法哲学不仅是对主观自由引发的生存论和社会学困境的诊断,同时也是对个人自由与公共自由的张力和复杂性的系统思考。黑格尔成功地解释了个人主义自由观及其制度化的局限性,并解释了从私人自由向公共自由过渡的必要性,但他没有成功地把自己在伦理概念中阐发的交往自由原则贯彻到理性国家概念之中,因而错过了从民主方向解释公共自由的机会。     

多元化的自由理想及其实现

伯林关于两种自由概念的论说 ,强调了不受干涉的个人领域的极限范围 ,继承了自洛克以来的自由主义传统。但是 ,无论是“积极的自由概念”,或者是“消极的自由概念”,作为思想遗产和理论成果 ,它们都受到现实生活的审视和调正。事实证明 ,自由理念在理论领域里所遭遇到的麻烦 ,往往是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来解决的。在自由理论日趋多元化的现代社会 ,实践更是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因此提出了“实践的自由概念”,论述了这一概念的涵义和理论依据 ,并进而考察了中国传统文化 (主要是儒学 )为现代自由理想所提供的部分资     

政治的距离——社会团结的空间政治学

政治距离是政治人的关系状态描述,意指每个参与政治活动的人之间必然存在一种互相联系的关系结构,这一结构内含着空间的要素,即政治距离.政治距离可以从物理学和哲学心理学层面来认识,物理层面的距离是指可见的空间关系,而心理层面的距离则是指互相的认同、信任关系.在人类历史上两种最典型的政治模式古代希腊城邦和现代民族-国家都可以用这一理论来解释,希腊城邦的共在性公共空间表现了一种高度团结的政治状态,而现代民族-国家则表现了一种距离悖论.     

产生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公共生活

国家的现代化是领域分化与具有自主意识的社会领域出现的结果,表现为一个由神权国家到绝对国家再到宪政国家的连续过程。绝对国家对神权国家的替代消除了教权对国家治理的影响,宪政国家对绝对国家的替代则把自由的概念植入了国家的灵魂。宪政国家奉自由为宗旨。于是,现代公共生活被定型为个人自由的工具,是通向私人生活之幸福的手段。这样的定位使公共生活陷入困境,面临转型的挑战。     

马克思自由论体系中的政治自由思想

论文认为，马克思主义自由论是从哲学层面对人与对象世界多重规定的综合反映，是认识论自由、价值论自由与社会自由的内在统一。而政治自由则是社会自由在人的政治经济领域中的具体化。全面地揭示政治自由的内涵，准确把握和积极创造政治自由生长与发展的条件，对于促进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价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