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东廓本体戒惧思想探析

邹东廓以戒惧工夫统摄格物、致知、静修、自然等其他工夫,以本体戒惧为致良知的基本方法,将王阳明的良知之学发展为本体戒惧的学问。本体戒惧思想一方面强调"从心体上点检",保任良知本体不受外染;另一方面又强调良知本体存在于发用流行之中,应在人伦日用上作工夫。它主张工夫无分于动静,戒惧即是自然,突出了阳明学即本体即工夫的学术传统。在阳明逝后门人思想各出歧路的学术背景下,这种用功方法成为传承阳明思想精神的一条正途和救治阳明后学学术流弊的一剂良药。     

作为工夫论的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兴起

宋明理学家的生命历程往往伴随着以工夫验本体的体验过程，朱子的“中和之悟”就含有自身修养工夫对本体、心性理论的修正。在朱子的工夫论中，强调“心是做工夫处”,要在心上实现“心与理一”。当朱子学被官学化、权威化后，元明朱子学者依照朱子所讲做切己工夫，以期达到“心与理一”,这一时期的朱子学具有“工夫论化”的特征。但并非所有学者都能像薛瑄、吴与弼那样用客观的理检验主观的心，陈白沙、王阳明都在做工夫时感受到心与理难以合一，最终放弃以客观的理作为标准，而转回主观的心。正是由于朱子学对于阳明来说首先是工夫问题，才促成了阳明学对朱子学的转向。     

论阳明之“意”的含义及其意义

“意”之学说在阳明学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学界对这一问题也有许多争论。文章惟一通过分析流行的关于“意”之含义的观点，指出应该把阳明之“意”理解为“意念”。同时，文章也论证了“意”在阳明哲学体系中所起到的桥梁作用，指出“意”是把阳明“心即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这三大命题贯通起来的重要因素。     

试论阳明后学中的心性连黏

心性之辩是宋明理学发展中的核心内容,在心即理与性即理之间,存在多种连黏胶着状态,阳明后学李材、胡直、许孚远关于心性问题的六封论学书对此有充分展示:李材依附性体,胡直坚守心体,许孚远则于心体中寻求性体,偏向折中。三人在阳明学背景下的心性之辩虽然倾斜于心体,但亦反映了阳明后学诉诸性体平衡心体,纠正张扬心体而导致的自肆、张狂之流弊;同时亦显示出阳明后学对于良知学内在资源的深入挖掘。     

阳明"理障"说的提出及其问题

本文试图从阳明"理障"说的提出入手,探究阳明学术自"龙场悟道"之后如何从"格物穷理"的为学工夫中突破出来、创立"致良知"说的内在逻辑进路.在此基础之上.深入揭示阳明"理障"说对"理"本体的破除、"良知"本体的挺立所带来的问题.     

学宗孔孟的阳明心学

孔子创立仁学是为了把流于形式的周礼安置在人心,他的仁是情和礼的统一,是儒家的道德总汇和境界的至极。王阳明创心学为的也是把朱熹的外在天理植根于心,他的心体是情和理的统一,是道德的汇总和儒佛道境界的融合。孟子提出本心说、尽心之道和良知说等,王阳明心体的一种含义便是心之本然意,王阳明也主张尽心,强调良知的主宰和评判作用。他还承袭了孔孟所倡的内圣外王的工夫论。     

从“力行”到“实行”的重大转折——王阳明“实行”哲学的新辨析

孔子曰“力行近乎仁”,还不即是“仁”。明代王阳明倡“致良知”“知行合一”之“实行”,“实行”即是“仁”。阳明从“力行”推至“实行”,这一“实行”思想贯穿于阳明的立身行事、为官讲学，是其一以贯之之道。致良知在于致，知行合一在于行，事上磨炼即格物。格物是格事，非格心，也非格理。格物工夫就是下学的工夫，知行合一落实于行。格物是致知工夫，知得致知，致知即致良知。致良知要突出“着实”之工夫，致良知在于致。知行合一即是致良知之工夫，知行合一之“知”即“良知”,知行合一即行良知。阳明之学，无论致良知还是知行合一，都落实在“必有事焉”,事上磨炼，即是行。     

龙场悟良知 养性在践履——论阳明学的核心与性质

学术界普遍认为:龙场悟道是悟到了"心即理","心即理"是阳明学的核心,这是理论思维的结果.深入考察龙场悟道这一史实,龙场悟道既不是理论思维的结果,也不是悟到了"心即理",而是悟到了良知.在此基础上,可以说阳明学的性质是德性之学,而非如西方哲学一样的智性之学.     

阳明“理障”说的提出及其问题

本文试图从阳明“理障”说的提出入手，探究阳明学术自“龙场悟道”之后如何从“格物穷理”的为学工夫中突破出来、创立“致良知”说的内在逻辑进路。在此基础之上，深入揭示阳明“理障”说对“理”本体的破除、“良知”本体的挺立所带来的问题。     

从“知行合一”难题看阳明心学的根本困境

"知行合一"具有贯通阳明心学整个体系的地位和意义,以此命题所遭遇的难题入手方能洞悉阳明心学根本困境。"知行合一"难题根源在于阳明浑然合一的心学体系一味强调同一,而缺乏对知与行对立面之间差异性的分析,因而不能解释现实中知行分离的情况。这正是阳明心学的根本困境,贯穿其理论始终。在作为其理论前提的"心即理"这一阳明早期提出的命题中便开始孕育,更是对作为其统帅和根本依据的"致良知"思想本身之困境的暴露:漠视知与行、求知对象(客观知识)与求知行为、道德之理与万事万物之理、道德法则的社会与个体维度、知识形成的先天与后天因素等诸多对立面的差异性,在不加以分析澄清各种关系的前提下,通通归置于"良知"旗下,以自我心灵作为判断是非道德的唯一标准,这并非真正的浑然合一,在更多的情况下只是一种混淆。最终结果是导致知与行在现实中的终极断裂,良知之"致"亦无所依托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