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荀子的“公正”思想

荀子的公正思想集中体现于他的"差等原则"与"民本原则"中,"差等原则"强调社会权力、财富的分配必须严格与个体的德性、才能相匹配,即"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民本原则"强调统治的合法性应该奠定在为人民服务的基础之上,政权的存在是为了人民不是为了统治者。这两个原则构成一个有机统一体,共同体现了荀子政治哲学中的"公正"考量。     

“隆礼至法”还是“隆礼”“重法”——荀子政治哲学观探讨

"隆礼""重法"或"隆礼重法"是对荀子观点的不恰当表述."隆礼"在苟子思想体系中具有崇高地位,而"重法"则被他看作低于"王道"的"霸道"."隆礼至法"才是荀子真正的主张,它符合儒家一贯的"王道"理想."隆礼至法"是对"明德慎罚"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荀子成为先秦政治哲学集大成者的关键.     

李泽厚的“两种道德论”述评

李泽厚有关伦理学的思想,是以"两种道德德论"的区分为中心、为主体的。李泽厚"两种道德论"的主题是受到了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一书的牵动而发展出的一个结果。这就从一开始决定了,"两德论"要解决的不是伦理学和个人道德问题,而是政治哲学和政治价值的问题。他的"两德论"在概念上区别了"宗教性道德"和"社会性道德",他所关注的是,现代的社会性道德如何确立,其基本思想是中国古代儒家把两种道德合二为一,现代社会必须把两者拆分,使现代社会性道德独立发展。由于他讲的现代社会性道德主要包含的是政治社会价值,所以两德论的趋向最后指向的是政治哲学的讨论,而不是真正的道德论。     

对儒家重德治亦不排斥法治观点的一些论证

重德治、轻法治,这是儒家的根本思想。但儒家只是轻视法治,而不是排斥法治。从荀子开始,"德主刑辅"的思想就成为当时的"新"儒家的一种重要观点。西汉以后,从贾谊到董仲舒,儒家的思想家们更是使"德主刑辅"的思想为统治阶级所采纳,并成为一种基本治国方略。从总体来说:儒家轻视法治,但并不排斥法治,而且在德治的基础上,还很重视刑罚的作用;西汉以来,德主刑辅的思想,无论是在治国的理论上,还是在治国的实践上,都是儒家的主流思想。     

试论荀子礼治思想对孔孟德治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荀子建立在天人观人性论哲学基石上的以礼为本、"隆礼重法"的礼治思想是对孔孟德治思想的继承与超越.他的天人相分、化性起伪的唯物主义礼治思想是对孔孟德治思想唯心主义的超越,他的明分使群、以义制利的智性主义礼治思想是对孔孟德治思想德性主义的超越,他的"隆礼重法"、德主刑辅的现实主义礼治思想是对孔孟德治思想理想主义的超越.剔除其封建糟粕,它对我们今天建设和谐小康社会仍可提供有益的启示.     

“德”“法”互补:一个儒家—康德式的反思(上)

对于儒学而言,德与法同等重要,它体现在由孔子的德性说到孟子的仁政说再到荀子的隐含着法精神的"礼"制说的发展过程之中。我们应当以一种审慎的态度修正我们对于儒家哲学的某些成见与偏见,即,通过认同孟子和荀子对孔子经典思想所指向的一致性,来认识儒家德性与法律间的统一。通过批判-综合的研究方法,分析概念在各种语境及文脉中的蕴涵,哲学地反思西方道德、政治或法律学说以汲取某些概念和理论资源,探讨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对道德与政治理论关系问题思考的转变,将能够使我们以开阔的视野和新的思路理解从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对于儒家德、法理论的发展,从而赋予现当代语境中德治与法治结合以新的涵义。     

古代德行伦理与早期儒家伦理学的特点--兼论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异同

前孔子的春秋时代的道德思想属于“德性的时代” ,德目表很多 ,德性体系是大家关注的对象。而孔子的思想则强调君子的整体人格 ,德性伦理只是孔子道德思想和人生哲学的一部分。孔子伦理学虽然包含了承继传统而来的德行论面向 ,但其整个思想已经超越了德性伦理的形态。孔子与春秋以及前人最大的不同之处 ,是孔子特别突出“仁”这一德。对于孔子 ,“仁”不只是“德” ,而且也是“道” ,就是说 ,仁不仅是德性 ,而且是原则。由金律和忠恕一贯之道来看 ,孔子的伦理思想不能全部归结为“德性伦理”(virtueethics) ,孔子所说的一以贯之的“道”不是那些单方面的德性 ,而是社会道德生活的根本原则和定律。     

“德”“法”互补:一个儒家—康德式的反思(下)

对于儒学而言,德与法同等重要,它体现在由孔子的德性说到孟子的仁政说再到荀子的隐含着法精神的"礼"制说的发展过程之中。我们应当以一种审慎的态度修正我们对于儒家哲学的某些成见与偏见,即,通过认同孟子和荀子对孔子经典思想所指向的一致性,来认识儒家德性与法律间的统一。通过批判——综合的研究方法,分析概念在各种语境及文脉中的蕴涵,哲学地反思西方道德、政治或法律学说以汲取某些概念和理论资源,探讨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对道德与政治理论关系问题思考的转变,将能够使我们以开阔的视野和新的思路理解从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对于儒家德、法理论的发展,从而赋予现当代语境中德治与法治结合以新的涵义。     

“天人相分”的人生幸福何以内在超越——论荀子的幸福境界

在荀子"天人相分"的思想范型中,人间幸福逐步摆脱西周以来的神秘性天命的主宰,人类自身的主体地位被提升到"与天地参"的高度。由于更加重视作为主体的人在治理万物、实现幸福的过程中本质力量的发挥,荀子幸福观的内在性获得了更为具体和现实的展开。它不仅表现为"制天命"的人类主体精神,以及对功利幸福在宇宙论层面的论证,同时也表现为道德个体在德性完善和人格塑造中的意志、精神和力量。与孟子先验的性善论有所区别,荀子的德性幸福在"性恶"的理论基点上,经由礼乐、为学和"积善"等后天的教育修养,最终也实现了"与日月同光、与天地相参"的理想境界,从而延续甚至提升了儒家德性幸福的超越性境界。     

德与法:荀子的德治思想及其对孔孟的发展

在很多人看来,主张"人之性恶"的荀子在治国理念上似乎应该是与法家一样,是一味"务法"而不"务德"的。其实不然,在荀子眼里,法与礼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道德的;法与礼不是对立的,而是礼的一个延伸。德与法之间的间隔被打通了,于是乎,一方面,荀子的思想因此而与法家表现出了本质的不同;另一方面,也使荀子的德治理论较之孔、孟而有了更加丰富而完备的内涵。     

荀子“礼乐政治”刍议

荀子主张通过一种礼乐政治来建构一种德性生活秩序,从而实现"明分使群"的社会生活。按照"原先王"与"法后王"的致思理路,荀子展开了礼乐政治之"道"和"政"的基本架构。在这一基本架构上,荀子探讨了"有位之人如何实现有其德"和"有德之人如何实现正其位"两个基本问题。     

中国传统“义”观念的现代伦理学价值

古人在对"义"阐释中潜在地认识到了义相较于仪的道德性含义、相较于利的正当性含义、相较于仁的理性特点和自觉自律性特点。在对"义"的现代阐释中,我们发现"义"有正义性、合理性和适当性含义。"仁"所关照的往往是个体的人,"义"所关照的则是社会全体,"义"更具有现代公德性含义。在现代社会状况下提倡"义"更具有现时代的积极意义。     

论先秦儒家的教化思想

教化是儒家思想中的重要问题。教化概念所关注的是人之德性的成就,即自我德性的成就以及他人德性的成就,这两方面所对应的正是《大学》之＂明明德＂与＂新民＂。在孔子和孟子的教化思想中,二人都坚持为政者之德性的成就在教化过程中具有关键作用。孔孟认为成就民众之德性的关键不在于行政制度的安排,而在于为政者自身德性的表现。只有成就社会全体成员的德性,一个有德的理想社会才得以可能。     

荀子“明于天人之分”的双层意蕴

在对荀子天人关系的解读中,多数学者认为荀子是主张天人分途的,这种观点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荀子"明于天人之分"有它的双层意蕴:在道德层面上,天德即人德,是天人合一的;在治理的层面上,治乱的根本在人不在天,又是天人相分的。荀子的天人合一是天道和人道的合一。荀子为天赋与道德的属性,一方面是为他的人德建立一个形上的基础,另一方面为他的道德修养方法提供依据;荀子的天人观已经摆脱了"天尊人卑"和"君命天授"的传统观念,建立了天人相分的自然天人观。天人相分使天失去了赏善罚恶的决定权,天有天职,人有人职。国家的治乱从根本上说,并非取决于天而是取决人,天和人在国家治理中的角色必须是分开的。     

从德性义务理解"人是目的"的道德律令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提出了"人是目的"这一道德绝对命令.在这里,每个理性存在者都是自在地作为目的而存在,不是他人随意使用的工具.这条道德律令被誉为道德形而上学最崇高的论断.然而,如何理解这一道德律令的意义,至今仍是争讼不已.批评者认为,在康德现象与本体二元论中,作为目的的人不可能是现实的、具体的人,只是抽象的先验的意志或理性主体.从这样的人的概念出发,"人是目的"命令与可普遍化绝对命令一样都会陷入"实然"与"应然"的二元对峙.这种批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康德同样也提供了超越这种对立的可能性,这就是他的德性义务理论.康德强调,以人为目的就是以人性为自在目的,而德性义务就是丰富和完善自己的人性.德性义务论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康德伦理学二元论和形式主义局限性.因为"人是目的"不仅包含着对人格独立性的尊重,而且也意味着必须为每一个人的自由发挥创造条件,让每个人都能过一种自主、充实和完满的生活.这一思想已经蕴含着马克思后来阐发的人的全面发展和自我实现思想的萌芽.     

“德性的法治”如何可能?——以荀子为基点之历史与逻辑的考察

长期以来，学者或从二元对立的视角看待德与法的关系问题，或以“法即是刑”的观点认识中国古代法的性质。在先秦儒家德与法相互补充、相互协调主张的基础上，现当代学者亦提出德与法有机融合及“德性的法治”观念。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法是适应社会复杂化进程及富国强兵的现实需要而采取的治国方法；从政治思想发展的逻辑看，法是为实现“公”、反对“私”而施行的政治主张，具有普遍性、客观性与公正性的精神实质。在荀子那里，法是以公正与理性为根据和精神实质的爱的制度；礼法、礼义既具有社会规范作用，更具有道德教化作用；法是君子所立、所论、所行之义法，其所欲实现的是一个礼乐平治、上下和乐的王道社会。在荀子的政治哲学中，“德性的法治”最终得以实现。     

苏格拉底对德性定义的寻求

苏格拉底的哲学活动是一种探索:想要找到雅典人关于德性的常识观念背后的一般共性,即寻求关于德性的定义.定义对于苏格拉底的探索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因为如果没有对一个主题本质的认识,就不可能知道关于它的任何属性.但从苏格拉底对对话者所给定义的不断引导和修正来看,他并不是随便什么定义都接受,而寻求的是关于事物本质的普遍定义.这种定义不是阐明事物名称含义的定义,而是揭示事物本质的真正定义,它能够解释并由之指导事物(德性)的存在.     

关于荀子思想特征与地位的再认识

荀子是中国文化史、哲学史与儒学史上的大家,贡献卓著,影响深远。但是,对于荀子的评价和定位,历史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宋儒及现代新儒家将荀子视为"不醇之儒",也有学者将荀子与思孟学派作为儒家的两极对立起来。为此,很有必要重新认识荀子的思想特征及其在儒家乃至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地位与意义。我们认为,荀子是先秦学术思想史的集大成者,他针对时代提出的问题,较为全面地丰富和发展了儒学与中国哲学。荀子是现实主义儒学传统的奠定者,在外王学,即统一中国及其制度文明的理论设计方面发挥了较为重大的作用;在方法论上,发展了分疏、析别的思想传统。其超迈前人的学术贡献表现在天人关系、人性学说、社会理论与礼治建构、认识论与逻辑学等多个方面。荀子同时开启了几道思想闸门,后世对他的不同评价说明他有着巨大的思想张力,对荀子的批评史也将成为荀学思想发展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论荀子的“群居和一之道”

与处于基础层面的性恶论和在逻辑上内涵相对较大的礼论相比,抽象的内涵较小的"群居和一之道"更宜视为荀子的思想核心,且它根本上是一种政治哲学的表达。荀子那里,划分社会等级的礼是"群居和一之道"在现实层面的具体落实。与孟子把性善设置为政治的道德基础不同,荀子以性恶为政治的理性基础。对他来说,性不是生,也不是心,而是"生之所以然"的形上之性,然而,此形上之性又生发于形下层面,展现为情性;其所谓善恶也不是道德判断,而是事实描述,性恶指对生发于形下层面的情性不加以适当节制而导致的"偏险悖乱"的非秩序状态,礼则是为了避免陷入此种混乱境况而对政治的理性设计。不止于此,荀子还延续孔孟传统,为政治建立道德基础,但他却把道德基础安置于为政者身上,认为为政者必须同时是道德的楷模。在荀子,"心"是认识和肯认"礼"以"化性起伪"进而达到"群居和一"的枢纽。     

论颜回道德人格及其德性智慧

儒家思想的典型传承人物颜回,是最受孔子喜爱的弟子,被列为孔门德行科榜首。作为"颜氏之儒"的师宗,他被后人尊称为"复圣"并视为"立德"楷模,颜回道德人格和德性智慧无疑是剖析儒家思想的重要锁匙。从记载颜回思想最为丰富的《论语》出发,探析颜回道德人格及其德性智慧的多重内蕴———勤学聪慧、以学为乐;修德行仁、安贫乐道;仁德治邦、和谐家国,发掘中华优秀文化中丰富的伦理道德资源,对正解儒家德育思想和改进现代德育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