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家庭消费：机制探析与微观证据

为更好地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微观数据进行机制探究与经验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促进农村家庭消费水平的提升，在具体消费类型中呈现一定差异性；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支付方式、收入增加等渠道影响农村家庭消费；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提升农村多孩家庭的消费水平，对东部、中部农村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显著。建议继续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培育和挖掘农村市场消费增长点，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与数实融合发展，激发农村家庭消费潜力，推进农村融入现代流通体系。     

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数字经济直接驱动、金融支撑、技术投入驱动和要素禀赋驱动等.构建计量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存在促进作用,并表现出一定的区域异质性,即上游地区影响较为显著,中下游次之.要强化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需要协调区域发展共同推进产业数字化、鼓励科研创新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升要素禀赋增强产业升级活力.     

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提高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对于拉动农村经济增长、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取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实证方法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农村消费,其中,数字普惠金融对生存性消费的提高幅度更大,且这一影响在西部地区更显著;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农村居民收入、产业结构高级化、农村创业能力、金融可得性等机制间接促进农村消费;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     

数字新基建、区域创新与文化消费升级

数字新基建在文化产业领域的深度融合和应用,拓展了文化消费业态与模式,提供了文化消费升级的新动能。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新基建的发展可以显著推动居民文化消费升级,并且可以通过带动区域创新间接提振文化消费;数字新基建对文化消费的影响具有显著的“边际效应”非线性递增特征;数字新基建对文化消费的积极影响存在区域和城乡异质性。因此,应以顶层设计、金融支撑、人才培育为抓手,大力推进数字新基建发展,以平台建设优化区域文化科技资源配置,实施动态化、差异化的数字新基建发展战略,促进文化消费升级,助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数字经济赋能产业结构升级：需求牵引和供给优化

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升级,数字经济迅速崛起,已经成为新一轮产业竞争的制高点和实现中国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推动力。基于数字经济的影响因素,运用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科学方法,可从四个维度构建衡量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采用2013—2019年省级相关经济变量的面板数据,探讨了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2）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具有区域异质性,其对东部地区的影响效应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3）数字经济通过对生产端和需求端的双重赋能,提升了生产效率,转变了传统的消费模式,从而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研究结论为推进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为提高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何以赋能地方财政汲取能力——基于空间效应与门槛特征的实证分析

以2007—2020年我国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为分析对象,运用空间杜宾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地方财政汲取能力的空间效应、区位异质性以及门槛特征。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不仅能够有效提升本地政府财政汲取能力,更是能够对邻地政府财政汲取能力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区域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财政汲取能力的直接效应在东、中部显著,西部不显著,空间溢出效应仅在东部显著,中、西部不显著;门槛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财政汲取能力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非线性特征,其影响随数字经济水平、财政分权程度提升呈现边际效应递增趋势。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资产负债率的影响——基于家庭微观数据的实证估计

采用2012—2018年四轮CFPS数据,对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降低了家庭资产负债率,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均显著降低家庭资产负债率;使用Bartik工具变量和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收入负债比以及负债水平之后结果依然比较稳健;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降低金融排斥和提高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降低家庭资产负债率;当家庭收入水平或家庭净资产额较低时,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率的缓解作用更为明显;数字普惠金融对缓解农村家庭以及西部地区家庭的资产负债率有更显著作用。研究有助于理解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改善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率以及降低家庭过度负债风险中的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劳动力流动与县域经济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缓解金融排斥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并能够通过增强县域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和潜力促进劳动力的净流入,从而提高县域经济发展水平。采用2014—2020年1 754个县域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分别以人均GDP、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劳动力净流入率衡量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劳动力流动,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县域经济发展,且数字普惠金融3个维度的发展均具有县域经济发展促进效应,其中覆盖广度拓展、使用深度加深、数字化程度提高的促进作用依次递增;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地区县域和贫困县经济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普惠性和亲贫性,有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促进劳动力流动的路径来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应积极推进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尤其要加快欠发达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并统筹制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和劳动力流动引导政策,通过要素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共同富裕视域下数字普惠金融对文化消费差距的影响研究

本文在共同富裕视域下,采用收敛模型分析了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居民文化消费水平在省级层面的变动特征,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文化消费差距的影响效果。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文化消费在省级间的水平差值均在不断缩小。第二,无论是否控制了诸多影响变量的情况下,全国呈现出文化消费低水平地区以更高速度追赶文化消费高水平地区的态势,直至达到稳态。第三,数字普惠金融仅对中部地区各省级间文化消费增长率的收敛起到促进作用,对全国范围内文化消费增长率收敛的积极作用还未全面形成。因此,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向纵深发展、提升弱势群体数字金融素养、发挥财政政策引导数字普惠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功能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居民消费水平均衡提升了吗——基于消费相对剥夺缓解的视角

消费水平的均衡提升是共同富裕背景下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重要体现。文章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测算居民消费相对剥夺指数,从消费相对剥夺缓解这一视角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在居民消费水平均衡提升过程中的作用。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缓解居民消费相对剥夺,且主要缓解了衣着、食品类等生存型消费相对剥夺;（2）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提高支付便利性以及增强社会互动三个机制来缓解居民消费相对剥夺;（3）在充分考虑了人口经济特征以及数字普惠金融自身发展状况后,文章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中间收入群体,中、高金融素养,使用智能手机以及城镇居民的消费相对剥夺缓解效应更加显著。     

数字金融促进了居民就业吗？

通过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国居民就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升了家庭部门的就业率。其中,自雇佣就业率显著上升,非自雇佣就业率未受显著影响;创业型自雇佣是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就业率的重要原因;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镇家庭和中等金融素养家庭就业具有积极影响,对农村家庭和低金融素养家庭的就业促进效应有限。     

数字经济驱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机理与实证检验

文章在阐述数字经济驱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机理的基础上,采用双重差分法和合成控制法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促进了中国式现代化。数字经济提升了数字治理能力,有利于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数字经济促进了共同富裕,有利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数字经济促进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提升”,有利于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数字经济改善了空气质量,有利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数字经济促进了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实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第二,数字经济驱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机理在于供给侧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资源错配矫正效应及关键技术突破效应,需求侧的信息消费拉动效应、数字设施引致效应及就业需求带动效应。第三,针对数字经济驱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网络基础设施不完善、资源调配能力不强及数字鸿沟等问题,可通过适度超前进行“新基建”、增强资源调配能力以及加快形成国内大市场等举措为数字经济驱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条件。     

数字普惠金融、要素扭曲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金融市场效率改善要素配置扭曲状况,进而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采用2011—2017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引入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扭曲指数,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要素扭曲,而要素扭曲的改善会显著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于数字化程度,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相对于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型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要素扭曲改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效应在东部地区和大城市更显著.因此,在资源环境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硬性约束条件下,国家应大力推广数字普惠金融,促进资本和劳动要素的自由流动和有效整合,进而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协调发展.     

数字产业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分析——基于2010-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数字产业化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持续向传统产业渗透融合,对产业结构升级有着重要影响.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构建中国2010-2019年30个省份的数字产业化指数和产业结构升级指数,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产业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两者间的时空演化关系以及数字产业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产业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正向促进作用,且该促进作用具有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进一步来看,数字产业化不仅对本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有正向影响,而且对相邻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机制分析显示,数字产业化通过提高产业数字化水平,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研究结论表明,数字产业化能够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而且有利于区域间经济格局的协调发展,缓解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状,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据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数字基础设施的服务能力;加大数字产业扶持力度,提高区域数字产业化水平;加快数字技术和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实施动态化、差异化的数字产业发展战略,使数字产业化成为有效缩减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关键举措.     

数字普惠金融对老年人消费潜力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实证检验

我国庞大的老年人口规模蕴藏着巨大的消费潜力,数字普惠金融具备的“包容性高、普及性广、门槛低”等特点为提升我国老年人的消费潜力提供了可行路径。文章将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老年人消费潜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提升老年人消费潜力,且在良好的社会信任环境、高社会支持水平的条件下,数字普惠金融提升老年人消费潜力的作用更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优化了老年人消费结构,促进了老年群体的医疗型、发展型消费。从影响机制上看,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降低信贷门槛、提供理财产品以及信息通讯技术三种渠道影响老年人消费潜力。研究结论阐释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提升老年人消费潜力具有一定的边际效应,并为促进老年人消费指明了方向。     

数字经济对离退休老年人再就业的影响——基于制度理论视角

再就业是老年人实现“老有所为”的重要方式,数字经济凭借信息通讯技术优势成为助推离退休老年人再就业的一大引擎。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对离退休老年人再就业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发展数字经济能有效提升离退休老年人再就业的概率,对城市、中等收入、高社会保障的离退休老年人再就业的正向效应更明显,且主要通过岗位创造效应、信息传输效应,以及门槛准入效应等机制进行影响。进一步从制度理论视角讨论,发现在良好的社会契约环境、儒家文化的影响下,数字经济对离退休老年人再就业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经济影响消费的机制分析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方向,也是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不可或缺的动力。鉴于其对消费存在的影响,基于实证数据,通过熵权法测算我国省（区市）级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消费的影响机制：数字经济不仅能直接刺激消费,而且还能从供给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需求端增加居民收入,进而刺激消费;数字经济直接影响消费的过程中不仅存在区域异质性,还受到外循环的调节作用,其中东北地区所受影响最大,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所受影响依次递减,进出口贸易和我国双向投资正向调节数字经济对消费的影响;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促进了本地区的消费增长,还释放了临近地区的消费潜力。     

数字金融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运用于金融领域,传统金融业已进入数字化时代,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广度更广、深度更深。当前中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数字金融所具备的共享、便捷、安全、低成本和低门槛特点契合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数字金融能够发挥资源配置效应和普惠效应,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数字金融通过革新传统金融服务模式,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为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未来应深化数字金融体制机制改革以推动区域金融可持续发展,加强高素质人才培养以提升区域金融核心竞争力,完善数字金融法律法规以保障区域金融稳定发展,为促进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推力。     

数字经济、产业融合的绿色效应分析

随着我国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如何借助数字经济促进绿色低碳发展成为当前政策层与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从理论与实证双重角度考察了数字经济对绿色低碳发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绿色低碳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提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有利于促进绿色低碳发展,且通过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作用机制表明,“两业”融合、全要素生产率与清洁电力占比的机制效应显著,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水平、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清洁电力占比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同时,电力消耗存在非线性效应,数字经济可以通过影响电力消耗对绿色低碳产生影响,但电力消耗在这一过程中存在“倒U型”关系。根据研究结论得到两点政策启示：一是在数字经济发展初期,要注意减缓电力需求压力,鼓励数字企业使用绿电;二是放松行业管制,为数字经济和产业融合发展创造有利的制度条件和市场环境。     

家庭资产、人力资本与城镇居民消费行为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微观数据(CFPS),将居民的家庭资产和人力资本进行详细划分并整合到同一分析框架,分别检验各项家庭资产和附着于家庭成员身上的人力资本对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按照家庭拥有的房产数量将城镇居民家庭分为一套住房家庭和多套住房家庭两类,实证结果表明现住房产对家庭消费没有显著影响,而非现住房产对家庭消费则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表现出明显的财富效应。金融资产对居民消费水平也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虽然生产性固定资产在城镇家庭中的占有率较低,但是其对于家庭消费的财富效应却是非常明显的。人力资本对家庭消费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倾向于消费更多,且健康资本相对于教育资本对消费的影响更加稳定。另外,家中有未婚子女能够显著提高家庭的消费水平,这部分消费主要来自于家庭收入而不是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