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队:一种国家权力的非常规运作机制——以华北土改运动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作为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新型中介机制和国家权力的非常规运作机制,工作队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工作队的介入改变了村庄社区的权力结构,重塑了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帮助党和国家实现了民众动员、精英监控、乡村治理的目标.但是,这种做法又破坏了科层化党政机构的日常运作,增加了国家的统治成本,从而使运动式乡村治理模式难以长期维系.     

“儒学下乡”与乡村治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先生发起用儒家文化拯救中国农村的乡村建设运动,这是近代以来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儒学下乡"活动。从2012年底以来,山东开始了新一轮的"儒学下乡"活动,两者之间有区别也有联系,两者在下乡的动机、主体、模式方面有相似之处,在下乡的背景、内容、形式和性质等方面有不同之处。当今的"儒学下乡"仍然发挥着社会教化的功能,但是,"儒学下乡"并不能解决农村治理的全部问题,"儒学下乡"是有边界与局限的。"儒学下乡"与现代化乡村治理有着契合之处,现代乡村治理应借鉴中国文化传统的资源,从完善家风家训与村规民约、再造乡贤群体和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组织等方面,建构乡村多元治理体系,从而实现现代乡村的有效治理。     

建国初期乡村政治格局的变迁——以土改运动中农民协会为考察对象

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是一场宏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它彻底改变了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生产关系,完成了对乡村社会的重新整合,农民协会成为了乡村社会权力体制中最重要的政治力量.     

新中国成立初期土地改革运动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制度改革是一场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的旨在实现"耕者有其田"与变革乡村社会秩序的革命。这场革命解放了农业生产力,重组了乡村基层政治结构,引起了乡村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动,促进了乡村社会现代民主政治因素的生长,使得乡村社会经济、政治及文化上都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乡村社会每天都在改造进步之中,每个人的生活也都处在发展变化之中。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不仅有效促进了当时中国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对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仍然有着深刻的影响。     

乡村治理秩序的困境与重构

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我国的国家权力逐步退出乡村治理的舞台。然而,作为"历史记忆"的乡村自生秩序在现代转型的浪潮下逐步瓦解,我国的乡村治理秩序陷入失序的危机中。具体表现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农民利益诉求的制度化输入不足,公共权力流转于"村头官僚"与村庄精英。重构乡村治理秩序必须发挥国家、社会、市场三方力量的共同作用:国家供给制度,社会组织承载村民自治,市场机制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     

胥吏规制与现代乡村社会秩序的建构——评孔飞力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孔飞力的新作《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提供了理解我国现代乡村社会起源的新视角。面对着传统乡村社会的全面危机，魏源提出强化国家的政治控制、减轻乡村负担的方案，冯桂芬主张应在乡村地区实现以选举为中心的乡村自治，不过最终都未能遏止乡村社会危机的愈演愈烈。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与农业集体化运动，消灭土豪劣绅阶级，彻底解决了传统乡村社会的危机，建立起对乡村地区的全面政治控制机制的现代乡村社会。     

不在地主与乡村权力生成机制变动——以满铁调查所及的华北区域为中心

在中国共产党执掌国家权力之前,国家政权一直未真正渗入基层社会,官方留下的权力空间借助乡土社会的内生权力得以弥补.在20世纪前期的社会变迁中,具有较强稳定性的富有乡土印迹的内生权力生成要素因不在地主阶层的规模性形成而失去往日之绩效.探讨社会变迁中的不在地主与乡土社会内生权力机制变动的问题,无疑是乡村政治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内容之一.     

论村级权力结构的模化——兼论与村委会选举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自 2 0世纪以来 ,国家权力向农村渗透的努力从来没有间断过。但在建国前 ,国家向农村社会的渗透基本上是不成功的。① 相对强大的农村传统不仅抑制了国家向下的渗透能力 ,而且国家在向下渗透的过程中破坏了乡村传统 ,并进一步加剧了乡村社会秩序的混乱。这些反转过来构成了国家权力合法性的逐步丧失 ,并最终丧失了国家政权。以农民革命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政权在掌握政权之初 ,即开始彻底改造乡村的经济社会结构。土地改革和阶级斗争使传统的地主和乡绅真正没落了 ,新生的贫下中农和平均占有的土地所有权不仅重构了乡村的经济社会…     

乡村文化治理的国家嵌入：逻辑、路径及其限度

乡村文化现代转型中出现的内生权威弱化和治理功能式微的困境，呼唤国家治理的嵌入。在我国，国家逻辑乡村文化治理是乡村文化变迁演进的历史逻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治理的实践逻辑的必然要求，其独特优势在于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组织权威能够有效链接和整合国家与乡村、主流文化与地方文化。在具体实践中，国家逻辑以价值引领、组织领导和制度嵌入等三种路径对乡村文化进行治理和利用乡村文化治理乡村。为避免过度嵌入引发治理的内卷化，国家逻辑应以不损害乡村文化的多样性、不消解文化治理的协同性、不抑制农民文化需求的差异性为边界与限度。     

民国时期乡村治理的变革模式及启示

民国时期乡村治理变革是近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发展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主要的变革模式有国家政权主导的全国性乡村治理变革,社会力量发动的乡村治理变革,知识精英与地方权力相结合推动的乡村治理变革,地方政权推行的区域性乡村治理变革,革命政党主导的乡村治理变革。乡村治理变革的首要目标应是在乡村社会建立一套基本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同时乡村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关联互动、对农民基本逻辑的尊重、对乡村外部规则与内部规则关系的处理等也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