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历史的新视野——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问题研究述评

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问题是近年来中外史学界关注的热点。所谓市民社会 ,不是广义的社会概念 ,而是与国家相对应的特定范畴 ,它指的是个人、团体按照非强制原则和契约观念进行自主活动 ,以实现物质利益和社会交往的、不受国家直接控制的民间独立自治组织和非官方亦非私人性质的公共领域 ,亦称公民社会或民间社会 1。剖析、研究近代中国市民社会对建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市民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鉴于此 ,本文拟对国内学者关于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作一初步梳理与考察 ,以期有助于这一研究的深入。…     

清末官方与民间社会互动之一瞥——以1908～1911年天津商会反对印花税为中心

近代中国国家政权与民间社会的互动关系是近年来学者们讨论的热点之一。1908~1911年天津商会和商界反对开征印花税这一事件的动态过程,具体而微地展现了官方与民间社会的利益冲突及双方的表达。这样一种从细节上重建历史过程的尝试,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官民的互动关系。     

另一领域的民主:浙江温州民间商会的政治学视角

本文以 1990年代以来浙江温州新兴的民间商会为个案 ,考察了我国现阶段的民间自治性组织与民主的关系。指出 ,温州的民间商会从产生、组织建设到日常运作 ,都体现出了现代民主的价值和精神 ,是温州民营企业家阶层自发进行的一场民主的实践。民间商会在企业、社会与政府之间构筑了一条行业和民营企业家 (企业主 )阶层利益聚合、表达的通道。根据对温州民间商会多年的观察和思考 ,作者从温州民间商会的行业组织模式、企业家阶层的政治参与意识以及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的支持三个方面 ,尝试回答了民主为什么能够在温州民间商会发展起来的问题。温州民间商会组织和民营企业家阶层的基层民主实践 ,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市民社会视角下的民间商会及其政治参与

本文以民间商会的发展及其政治参与活动为研究范例,试图透视中国市民社会发育的路径、状况及其对于政治发展的可能影响.在经济市场化和社会多元化的背景下,民间商会以一系列的市场条件为基础而兴起,同时又借助于政府对各类社团区别对待的政策立场,成为中国市民社会发展较快、引人注目的领域.在有组织的自主性政治参与活动缺乏正式制度渠道的政治结构中,民间商会以非政治化和低度制度化的方式参与公共政策过程,促进了民营企业家群体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但要进一步形成国家与市民社会在总体上的良性互动局面,还需要对更广泛的社会利益进行有效整合.     

走进民间生活中的法治——兼评《法治进程中的“民间治理”》

关注现实的法治理论才能为法治进程提供现实的动力。当代民间社会组织蓬勃发展。对民间力量推动法治进程的关注度随之不断提升，法治研究也不再止步于理论建构和观念传播，《法治进程中的“民间治理”》就是研究民间社会组织与法治秩序关系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拓展之作。作者延续市民社会理论法治观的研究理路，在市民社会与民间社会组织之间找到了理论的契合，对民间社会组织与法治秩序关系进行了深层解说。虽然在社会学的分析和个案的深入剖析方面存在缺憾，但是，仍然为解决市民社会具体构建问题和市民社会理论法治观有效注入社会现实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展现了走进民间生活中的法治途径。     

中国近代商会法的演进与影响

清末以降,现代制度改革成为社会发展趋势。商会法作为民间社团组织法,其制定与发展演进在近代中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民间立法到国家法律,为实现商会法维护商权之宗旨,全国各级商会与政府展开了权益博弈,最终实现了商会利益最大化。     

当代市民社会理论语境下的行业协会及其中介功能

当代市民社会理论继承了近代市民社会理论将“国家-社会”二分法作为市民社会实体存在的依据，继而进一步提出了“国家-市民社会-经济”三分法，并在此基础上界定市民社会，把市民社会指向与政治国家、市场社会相并立的第三域，社会中个组织构成市民社会的主体。行业协会一直是市民社会理论构戍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是市民社会中最具代表性的社会中介组织，在社会发展的实践中，行业协会具有联结市场和政府的中介功能，是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下的中间调节机制，     

近代商会法律制度与中国法制近代化

中国近代最早的商会立法是1904年《奏定商会简明章程》,1914年和1929年公布实施了新的商会法和施行细则。中国近代商会法律制度的建立,对于中国法制近代化意义深远,不仅为中国近代民间社会力量的发展提供了空间,而且提高了商人的法律地位,并为中国近代经济立法和执法提供了强有力的社会基础。     

转型中的自开商埠近代商事机构

清末新政以后，随着近代工商业的日渐发展，加之受西方的影响，商会这种以保护 和发展工商业为目的、具有法人性质、有别于传统行会组织的工商界社团开始出现。自开商 埠不仅发展了大量商会组织，一些传统的行会也逐渐向近代商会转化。在近代社会极端复杂 的背景下、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自开商埠商会致力于协调各种内外关系，处理商务纠纷，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但在近代中国政治极端无序的形势下，商会的作 用毕竟有限，它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

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研究是从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开始的。他批判了黑格尔的关于国家高于和统摄市民社会的观点，认为市民社会才是国家的基础。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中其市民社会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但二者都具有社会经济生活的内容本质指个人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物质交往、该阶段上的整个工商业生活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组织。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具有三方面的特征特殊性；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相互关系来把握市民社会的发展规律；在市民社会诸领域中经济关系领域具有决定性意义。     

启蒙道德与契约精神──近代西方社会转型期伦理精神的重建

启蒙道德的核心是现代性道德建构，它构成了当今道德论争的焦点。本文从西方近代社会结构转型出发审视启蒙道德及其当代意义，认为近代西方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针对现代人类型和现代国家类型提出的道德合理性问题是启蒙道德论证的重点，“市民社会一现代国家”是启蒙道德进行道德论证的基本框架，“契约精神”是道德论证的“主题伦理言路”。本文提出应该从现代人类型的形成及其对现代国家道德合理性要求出发来评价启蒙道德的当代意义，这对于我国正在经历的社会变革及其现代道德的建构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民国后期新疆的工商同业公会初探

本文从新疆工商同业公会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内部运作模式、经济社会功能、与商会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各业公会是商会的基层组织，尽管新疆的工商同业公会产生得时间晚，发展也很不完备，但在推动新疆行业近代化和稳定市场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还积极参与社会管理，成为政府和商民间进行沟通的中介平台。     

中国化“资产者公共领域”:从民间商会到市民社会的路径选择

学界对于“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之概念工具存在理解歧义与混用,“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两者均超越了中国化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特殊国情,“资产者公共领域”可能是更实际的学理研究路径。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领域中间,是一个广泛、深邃的市民社会转型地带,并呈递进式状态,朝着市民社会的终极方向演进。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学理研究角度应是民间商会基础上的“资产者公共领域”,而非公共领域甚至市民社会。     

近代商会研究新视角:商会网络运行机制--以清末民初天津商会网络为个案

近代中国商会史是近二十多年来国内史学界研究和探讨的新兴领域之一.近年来,这一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突破和进展.在研究对象上,从商会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扩展到商人群体;在商会活动内容的研究上,从关注商会的政治活动到关注商会的各项经济、社会活动;在研究方法上,从过去惯用的单一的阶级分析方法发展到运用现代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方法,如现代化理论、市民社会理论、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等,这些突破和进展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对打破西方中心论,创立中国本位的史学具有重要的探索意义.然而,我们也注意到,尽管对近代商会史的研究硕果累累,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的注意力较多地集中在从静态考察商会的性质和功能,缺少对商会的运行机制的动态考察,特别是对商会网络运行机制的探讨.因此,笔者拟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即商会网络运行机制,以便从动态的、相互联系的视角对近代商会进行考察,并以清末民初天津商会网络运行为个案,在探讨近代商会网络的运行机制上做一点尝试.     

民间商会的慈善参与机制研究——社会资本的视角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民间商会慈善参与的动力机制，体现在发挥中介桥梁作用及网络内互动优势等方面，其在历史和现实中都有一定的积极表现，但同时存在民间商会慈善参与的社会资本不足、内部管理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对此，可从政府、社会及商会组织自身角度加强构建与整合，增强慈善参与的效果。     

城市、市民社会与近代国家的产生

从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历史是一段从城市向国家迈进的历史.中世纪可以说是一段没有国家的历史,并且,由于国家的缺位,具有"自由"特征的城市得以形成.在中世纪,城市及其市民独享了"自由",同时,它们也承担起了在等级结构的缝隙中传播自由的历史使命.但是,市民社会的兴起却是发生在中世纪城市衰落的过程中的.由于城市的衰落而使原先仅存于城市中的市民社会演化成整个社会所拥有的市民社会,结果,使原先由城市所承担的与绝对国家的斗争转变为整个市民社会与绝对国家的斗争,并最终把绝对国家改造为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城市通过对自我的否定而迈入了近代国家生成的历史中去了.     

明清杭嘉湖慈善组织的特征分析——兼论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

明清时期,地处太湖流域的杭嘉湖三府商品经济日趋繁荣,社会变迁加剧,萌生了大量慈善组织,并呈现功能拓展、主体多元、地域延伸、兼具传统和近代的两重性等多重特征。以慈善组织为代表的社会团体的大量涌现,说明了社会民间力量在公域中的地位与扩张,而同期市民社会则更多体现了草根民主。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探析

从古希腊、罗马到中世纪及近代,市民社会一脉相承的传统含义是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或政治国家的同一.黑格尔则彻底颠覆了传统市民社会的哲学含义,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的视角出发,分析了市民社会的三个层面需要体系、司法制度和外部秩序.     

近代西方代议制宪政功能的形成及其内在机理--一种基于公共财政视角下的诠释

近代西方国家的议会有着约束和监督行政权力的宪政功能。历史表明,近代西方国家代议制宪政功能的形成及其内在机理是与国家财政的公共化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近代西方国家正是通过代议制在私人的经济与公共的政治、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实现了协调互动和良性合作。从宪政史的角度来看,代议制是近代西方市民社会制约政治国家的宪政工具,而其内在机理就在于通过对国家财政公共化的组建和监管,来确保了国家权力的行使具有公共性、有限性和责任性等宪政品质。     

现代市民社会概念的形成

市民社会并非存在于一切社会之中，而是一种与市场经济相关联的现代社会形式。西方的市民社会概念有一个由传统向现代演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近代所形成的“天赋人权”、国家起源于“社会契约”以及社会独立于国家而存在等重要观念，是市民社会理论的前提性观念，是现代市民社会概念得以建立的基础。黑格尔第一次区分了市民社会与国家，明确地提出了现代涵义的市民社会概念，但是，他过分地抬高国家而贬低市民社会，从而建立了一个“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理论构架。马克思纠正了被黑格尔颠倒了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并深化和发展了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基本规定。在现代市民社会概念的形成过程中，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观点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主要在于他们把握住了作为市场经济的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