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僧佑在六朝佛教史上的地位

六朝佛教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首先,佛经翻译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到公元五世纪的六朝前期,译出佛经多达七百零二部,一千四百九十三卷。一代大师释道安首倡“五失本”,“三不易”的译经原则,为他的弟子和许多译经大师所恪守。随后,南有佛陀跋陀罗,北有鸠摩罗什,将中国译经事业推向新的高潮。其次,佛教义学也蓬勃发展,般若性空之学肇其始,涅槃佛性之说继其后,还有儒,道、释三教的本末异同之争,夷夏、白黑之论,神灭与不灭、沙门礼敬王者与否之讼,造成了继春秋战国时代之后,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百家争鸣的盛况。 能够在六朝时代把译经和义学这两方面成就加以总结、纪录,起了继往开     

《出三藏记集》中的翻译思想与实践

《出三藏记集》记载了我国东汉至南朝齐梁年间的佛经翻译情况，是佛经翻译史研究的重要史料。《记集》从四个方面记录了这一时期的翻译思想和实践：僧祐从语言学和文艺学的角度对翻译的看法；译经僧们多用“出”表示翻译；佛经翻译原文多为胡本；译场的基本结构已经确定。     

道安佛经翻译与注疏略述

道安是中国早期佛教史上具有广泛影响的一代名僧，东晋佛学大师，是当时的佛教领袖。道安主持翻译佛经，开一代佛经翻译之新风，成就斐然，后人赞其文章、思想俱称巨子。道安积极从事注疏、整理佛经，纂辑经录，开辟了中国佛经注疏的新起点，为我们了解和把握印度佛教提供了依据。在我国佛教思想史上，道安的学说，标志着只事翻译、只顾咽吞的阶段已经结束，开始了初步消化融合的新阶段。研究和评述道安的佛经翻译和注疏，对于领会道安的佛学思想，了解与总结我国古代佛教的形成、传播与影响，都是十分必要的。     

佛经译入的文化作用

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因此语言的翻译不仅是语符表层指称意义的转换,更是两种不同文化的相互沟通和移植.本文对中国佛经翻译高潮产生的历史背景、特点及原因进行逐一阐述,对佛经翻译活动在历朝历代的中国文化、中国文人思想所产生影响进行实例性分析,从而进一步论述佛经翻译过程中外来文化思想与主体文化间接受与妥协、移植与嫁接,进而表述外来文化与主体文化相融合的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正面及负面影响.     

佛经翻译中的读者观照及其影响

读者,在翻译过程中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在制定翻译策略时充分考虑读者因素,就是基本的读者观照。这一问题实则早在我国古代的佛经翻译中就有所体现。分析佛经翻译中所体现的读者观照,并就其对我国译学的深远影响进行系统梳理,将有助于研究并挖掘我国传统译论。     

佛经故事与中韩两国的“高僧与美女故事”

佛典汉译是中国文学、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汉译佛经给东方文化及文学带来巨大的影响.佛教的传播借助于佛经的翻译,而佛经中又包含着大量的故事,"高僧与美女"故事,就是佛经中重要的故事类型之一.探讨中韩两国"高僧与美女故事"的佛经渊源,并阐释佛经故事与中韩两国民间故事的关联,这对梳理和探索佛经文学,以及研究佛经对中朝两国民间故事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古代佛经翻译与近代文学翻译比较研究

中国古代佛经翻译与近代文学翻译在中国翻译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们对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做出了巨大贡献。比较研究发现,它们在翻译主体、翻译目的和对现代汉语的影响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     

佛教唱导与六朝宣佛小说的产生

作为一种重要的讲经仪式,唱导为实现其宗教目的借用了多种文学手法.正如佛教的转读、赞呗推动了诗歌的格律化一样,唱导直接催生了六朝宣佛小说.文人佛教徒创作宣佛小说时,一方面受唱导中的因缘譬喻之说的影响,在题材和情节上向佛经譬喻故事借鉴,另一方面又大量就近取譬,撰写中国化的故事来阐释佛经教义,表现出本土化的特征.     

隋释彦琮《辩正论》的佛教思想及与翻译思想的关系

《辩正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系统的翻译专论,其主要佛教思想是:凡圣之别;遵循佛法;佛经翻译之目的与信佛之目的一致,都是自觉觉他的大小乘佛教的精神;合格佛经译者的两个首要条件与佛教信徒必备的两个条件——皈依佛法、严守戒律基本一致;佛法的三期说之像法观念;佛典翻译的佛教性质是佛教说法教化的德用范围。佛教思想与翻译思想的关系是佛教思想贯穿了整个《辩正论》,也是论文佛典翻译理论的主要和关键内容。     

中国古代译论研究——寻求突破

印度佛典之中国传译,史近两千年。这漫长的译经历史,不仅译出浩如烟海的佛教经典,中国翻译学也随着佛典翻译的开始而诞生,又随着佛经翻译事业的成熟而成熟。佛经翻译几乎是我国古代书面语翻译的全部,从中产生的理论也基本囊括了中国古代的翻译理论和思想。因此研究佛籍译论实际上就是研究中国古代翻译理论,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翻译理论之主体。但目前的研究由于种种原因并不令人十分满意,其中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是古代译学理论的研究并不深入,需要突破。     

论汉魏六朝连珠体的演变与文学发展

古代文学中的连珠体肇兴于汉,陆机则完善了连珠体的体式,发展为连珠体“理要”的正格;南朝时由于当时文学风尚的影响,连珠体的写作呈现个性化与抒情化的特征,形成了多样化的“别格”。也就是说,连珠体的发展正好与汉魏六朝时期整个文学与文化的演变发展密切相关,故由连珠而论汉魏六朝文学,可以见微知著。隋唐及其后的连珠体无论在体制还是成就上都并没有超出六朝时期,又可见连珠体在汉魏六朝时期的独特性。     

论先秦汉魏至六朝文学“抒情”概念的发展演变

本文围绕"固精"这一文化传统,考察其流变,认为汉代之前文学抒情均受其节制,而六朝文学形成抒情性特质,乃与此一先秦两汉以来悠久传统的断裂有着直接关系,为研究六朝文学特质,开辟了新视角和新思路.     

《周氏冥通记》注释商兑

《周氏冥通记》是研究六朝道教的重要资料,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2010年1月齐鲁书社出版的日本麦谷邦夫、吉川忠夫编,刘雄峰译《周氏冥通记》研究（译注篇）,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对《周氏冥通记》作出了精确细致的点校与注解,是目前《周氏冥通记》最好的注本。然因该书颇具六朝口语的特色,在某些语词注释方面尚有进一步完善的地方。此选取数例略加考辨,以就正于方家。     

魏晋六朝“文体”概念的语言维度阐释

魏晋六朝对“文体”概念持自觉的语言阐释维度，这种阐释理路虽不免推促文论的形式主义化倾向，但此种立足于语言形式的思考路向，可谓不缺位不越位的本位性文学研究，对于推进文学本质的深入理解，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借鉴意义。     

光明皇后写经与东亚史料的开拓

上海图书馆保存一件有日本光明皇后天平十二年(公元740年,唐开元二十八年)五月一日愿文写经,这就是在日本被称为"五月一日经"的写经。这件写经并非一般人所认为的是杨守敬自日本携回文书,而是光绪十年至十七年(1884—1891)之间建赮自日本购回的珍贵经卷。光明皇后自天平八年(736年)开始推进历时二十年的写经事业,并在国内广泛收集私人、寺院等公私收藏的佛经论律,乃至各种章疏,不论是否见于《开元释教录》著录,都借来抄写,从而建立起了本于唐朝《开元释教录》的日本奈良佛教一切经。这些海外古文书和史籍对于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以及开拓利用海外史料的途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浅析15世纪汉朝佛经翻译

以《楞严经 (卷十 )》为主要分析材料 ,《金刚经》为补充材料 ,从当时佛经翻译中出现的汉字词和固有词 ,直译和意译 ,翻译技巧的使用状况和朝鲜语语序排列的特点 ,分析 1 5世纪朝鲜人的翻译思想、翻译原则和翻译技巧。     

辨体：许学夷论汉魏六朝诗歌流变

晚明诗论家许学夷以精于辨体著称,其《诗源辩体》通论先秦至晚唐诗之演变。所论汉魏六朝诗部分,力求调和七子派宗汉魏黜六朝与六朝派嗜好“偏奇”、公安竟陵“诡诞相尚”之间的理论对峙,通过对诗歌体制中俳偶、声韵等因素的详尽考察,把握汉魏六朝诗歌的流变轨迹,并对此前“诗溺于陶”的辨体命题予以修正,为该段诗史研究确立了系统的辨体认知方式。     

论谢灵运的“文体宜兼，以成其美”的创作观

六朝是我国哲学与美学大发展时期。作为诗运转关文学家的谢灵运，在其哲学思想及创新思维指导下，也产生了颇有特色的创作思想。尤其是他的“文体宜兼，以成其美”的创作自觉，以审美的标准打破文体间的绝对界限，互吸互融，从而兼善各体，风格多样，突破了传统的源自儒家“正名”思维“辩体”观念，有利于文学的多元化发展。     

关于文学在魏晋南北朝的地位问题——兼析“文章与道德相抗衡”“文学高于一切”

魏晋南北朝时人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文学本身具有不依附他者的价值,并对这一价值给以肯定。这标志着文学进入了自觉时代,标志着文学取得了独立的地位。然而独立后的文学并没有在东晋被谁真的认为过“驾乎道德之上”,更没有在南朝取得过“高于一切说”的地位。纵观历史,这不仅东晋南朝为然,而且其后的唐、宋、元、明、清等各时代也莫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