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及制度建设

公民参与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确保社会价值公平分配的重要途径.公民通过各种不同的参与途径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参与和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本文主要探析了我国现阶段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民参与的价值和影响,公民参与的各种途径及存在的问题,实现有效公民参与所需的条件,从而进一步阐述其制度建设.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度化的价值和问题分析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度化是指政府对公民有效参与公共政策所进行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有理性和非理性两种方式。理性的公民参与对维护政策合法性、制约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补救官僚回应性缺失、提高公共政策的执行效率等具有重要价值。而公民参与公共政策作为一项集体行动,也会遭遇到参与非职业性以及参与成本、观念等困境。理性思考公民有序参与公共政策问题,在公民社会逐渐形成的中国显得格外有意义。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是当今世界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 ,公共政策则是民主国家治理社会的主要工具。本文首先探讨了公民参与的内涵和类型 ,分析了公共政策形成的阶段及其特征。在此基础上 ,本文提出了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诸种途径 ,揭示了公民参与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作用。     

网络环境下公民参与政策过程的问题与对策

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对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与挑战,公民利用先进技术手段参与公共政策过程,在提高参与主体的主动性、完善参与客体的科学性、改善参与手段的单一性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随之而来也出现了新的问题.如何寻找有效的对策予以解决,消除"数字鸿沟",提高科学决策应是进一步落实的关键问题.本文试图通过研究网络环境下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问题和对策,进而推动公民网络参与的有序化.     

公共政策制定过程视角下的公民参与形式及其选择

目前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形式主要有公民调查、公民会议、公民听证会、专家咨询、关键公众接触、由公民发起的接触、民主恳谈会、公民旁听共八种.以这几种形式为范围,可以对公共政策制定的每个环节的公民参与形式进行选择和探讨.实践中,需要不断地完善现有公民参与形式以及不断创造新的参与形式,提高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的有效性.     

论公民参与制定公共政策受阻成因及对策

本文在分析公民参与制定公共政策受阻原因的基础上,提出解决公民参与受阻的策略是遵循循序渐进原则,实现公民参与制度化、法制化、组织化以及参与途径多样化。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基石

公共政策是现代生活的重要政治成果,是公共意志和理性选择的产出。公共政策是民主的产物,同时又是民主的反映。公共政策民主是公共政策内在的、应然的要求,也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诉求。而公民参与正是公共政策民主的体现,是制定科学、民主的公共政策的基石。本文试以被称为“市民柬言献策、积极参与立法的成功范例”北京新交法的颁布为切入点,浅谈公民参与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缘由、意义及途径等。     

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困境及对策

公民参与是现代社会民主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我国公共政策制定机制的完善离不开公民的政策参与。公民的政策参与．有利于实现公共政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有利于实现和扩大公共政策体系合法性基础；有利于促进公众监督及保证政策的公共价值。我国的公共政策制定机制存在以下困境：主体性困境、渠道性困境、信息性困境、组织性困境。对此，应提高公民自身的参与意识与能力；畅通及完善参与渠道；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提高公民的组织化程度。     

改革开放以来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民参与角色及演变

公共政策是对社会价值的权威分配,也是国家和政府的活动的依据与目标,因此公民参与既是公共政策的基本要求,又是检验公共政策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民意的指标。本文梳理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政策过程中公民参与角色经历三个发展阶段,即传统社会公共政策过程中对公民参与角色背离,转型社会公共政策过程中公民参与角色的复苏和现代公民社会中公民权利意识觉醒带来角色回归。结合具体情境剖析其得失,为我们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如何吸纳民意和在多大程度让公民有序合理的参与提供参考。     

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困境分析

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是公民政治参与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公共政策研究领域中一个崭新的话题。公众参与公共政策是公众享有的基本权利,也是民主政治的一个标志。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影响了公众的广泛参与。     

公民参与与地方公共政策的制定——以浙江省温岭市民主恳谈会为例

探寻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的有效途径和方式,是实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关键所在.约翰·克莱顿·托马斯提出的"公民参与的有效决策模型"为我们研究我国地方公共决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问题提供了借鉴和参考.本文选取温岭市民主恳谈会的两个个案作为研究对象,结合托马斯模型,探讨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有效参与的相关问题.     

村民自治中公民参与的实现——以成都村民议事会制度为例

公民参与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和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与基本途径。公民参与的广泛展开在村民自治中是可行的;公民参与的实现途径需要进一步深入的探索,这不仅仅需要改进和完善公民参与的制度环境和参与方式及领域,还应激发民众的参与意愿,提高其参与能力,并与政府管理形成良性互动,使公民参与实践在基层得以真正实现并走向更高层次。     

公民政策参与的新视阈:基于强势民主理论的思考

强势民主理论依赖于一种自治的公民共同体的理念,希望设计一系列能够经得起生存能力、实用性以及理论连贯性的考验的制度,使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讨论、判断和公共观察成为可能.通过对强势民主理论的解读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审视长久以来公民政策参与的状况;可以借鉴其对公民参与的制度选择,以公民身份为基石不断进行政治实践,辅以公民教育,提高公民政策参与的能力;强调政策制定主体与公众之间、公众与公众之间连续性的协商对话,以谋求公共利益共识的达成为公众政策参与的价值目标,从而推动公众积极参与政策过程的政治生态建设.     

中美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方式之比较

公共政策是对社会价值所作的权威性分配,它直接关系到公众的切身利益,必然会引起公民参与。为了避免现代化进程中的参与危机,有必要对公民参与进行研究。对中美4种公民参与方式进行比较分析,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尚需改善和可资借鉴之处。     

我国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与公民参与

我们主要从公共政策公共性的特定涵义入手,分析造成我国公共政策"非公共化"主要原因,并提出根本性的因应之道--公共政策过程积极而有效的公民参与.     

论绩效导向型政府与现代民主的关系

绩效导向型政府有着良好动机促进现代民主,它是一种责任政府,要向公民负责,对于民主的要求不能忽视.政府的责任机制是沟通绩效导向型政府与民主的桥梁.但在政府实践中,出现了三种冲突:它并非以一种民主的方式去实现政府治理和公民的全部角色和责任;它依赖市场体制下的交易,限制了积极治理和积极的公民权;它的努力主要是以制度或管理为核心,实践中的绩效导向型政府的建设容易流于形式,无法实现其具体目标.三种冲突,使绩效导向型政府与现代民主出现了理念与现实之间的差异.要切实实现绩效导向型政府与现代民主的和谐同步.本文进而分析了相关的解决三种冲突的思路,提出公民参与绩效管理、多元共治等解决途径.     

科技发展背景下对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思考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带动了生产力进步,推动了教育事业发展,完善了民主设施建设,促进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从而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同时,由于科学技术的专业化、政策议题的综合化以及科技政策影响的广泛性,又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因此,只有以政府为主导,在转变传统研究视角的前提下和重构科技政策决策机制的基础上,紧紧围绕公众科学素养这一关键因素,才能有效地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促进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良性发展.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村女性民主参与

随着制度的变迁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启动,农村女性在基层民主参与中面临一些新的挑战:村委会职数减少使农村女性在村务决策中的参与率先受到冲击;农业女性化使得农村女性民主参与边缘化问题愈加凸显;农村女性精英的流出使其民主竞争力下降;村集体经济薄弱影响了农村女性参与村务管理和村务监督的积极性.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应对农村女性民主参与面临的挑战的关键是政府输出性别平等的公共政策,打造农村女性民主参与的政策保障机制.     

强势民主理论的解读与本土化思考——基于公共政策制定视角的研究

强势民主理论是代议制和自由主义民主的一种相关的替代模式,依赖于一种自治的公民共同体的理念,希望设计一系列能够经得起生存能力、实用性以及理论连贯性的考验的制度,使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讨论、判断和公共观察成为可能.强势民主理论对对中国语境中政治参与活动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公民参与和当下中国的治道变革

在公民参与的制度环境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公民参与的主体类型也在发生着变化.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状况就决定了,公民参与的主体不但有参加选举政治的公民个体,更多的是无组织的"群体"(大学生、弱势群体以及网民)以及为实现特定利益而结成的"团体".在某种意义上,这种主体特征是由制度环境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政治行为方式决定的,可以分为制度性与非制度性的公民参与,这些参与方式决定了中国的公民参与既有影响政府的活动,也有为了直接维护参与者自身权益的活动,而有的政治性活动只是为了泄愤.根据公民参与所要实现的目的,公民参与的主体可以划分为"理想型公民参与主体"、"利益型公民参与主体"和"泄愤型公民参与主体".参与的形式有制度性参与与非制度参与.公民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政府的决策、政策转型与制度创新,并推进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