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自由、“契约自由权”与契约权利——一个私权逻辑理论视角的分析

按照分析法学的私权逻辑理论,契约自由并非权利,而是派生权利的契约关系的元形式,是民事主体之间“无权利—无义务”的关系状态,其实质就是没有法律限制。将契约自由混同于“契约自由权”对于契约权利本身的设定并无实际意义,反会成为立法者或裁判者滥用其意志侵害意思自治的借口。作为契约权利的元形式,契约自由决定了契约权利的本质必然为约定性权利,但也决定着契约权利只能具有相对性。     

契约法中的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

契约自由是意志自治原则在契约领域的本质要求,契约正义为调控契约自由的过度滥用,与契约正义相伴而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各自地位不相同。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肇始于古罗马法;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契约自由被绝对化,契约自由即契约正义;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垄断时期,契约自由受到规制,契约正义也从形式正义走向实质正义。     

自由在契约论伦理思想中的统一——从卢梭到罗尔斯

从霍布斯、卢梭到罗尔斯、诺齐克，契约论伦理思想可谓在近代以来的历史之中显现了强大的内在张力。而无论古典主义契约论伦理思想亦或罗尔斯的契约论伦理思想，其理论建构的前提均含有自由，并使其在思想中达到一种统一。就内容而言，卢梭和罗尔斯均是从一种个体自由上升到社会自由（社会正义）；就思维而言，他们均是从自由意志上升到公共意志。文中通过对卢梭和罗尔斯的分析阐述自由在契约论伦理中的统一，旨在表明自由精神的价值和生命。     

营业转让的初步考察——基于日本和台湾地区的理论研究和法律规范

营业转让行为是企业法上的特别契约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契约行为。营业转让当事人可以自由约定而排除转让财产物件，只要不影响营业的有机一体性即可，但是转让必须包含事实关系。营业转让虽为契约行为，但是影响到股东利益，理应履行股东大会特别决议程序，并赋予异议股东以股份收买请求权。营业转让时，财产应进行个别转移行为；债务并不当然由受让人承继；劳动关系是否承继由当事人约定应具体分析。     

中国古代契约精神的内涵及其现代价值——敬畏契约、尊重契约与对契约的制度性安排之理解

中国古代的契约精神,是对契约的敬畏,将约定等同于法律;是对契约的尊重,视约定优先于规定;更主要也更为基础性的是,中国人对契约的理解,本来是将其作为一种制度性安排,以为契约是"立信"、"结信"、"征信"的。古代中国社会与国家的结构方式,政治等级、社会等级、家庭内部等级的存在,并没能消灭经济生活中的契约的平等,古代的中国也是一个契约社会,契约本身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中国人的契约精神,既是一种法律精神,也是一种文化精神。它完全可以与西方法律精神相衔接,成为构建新型法治的"中国元素"。     

道德个体与契约个体——中西思想比较视阈中的"儒家与自由主义"

中西思想如何看待"个体",是当前讨论"儒家与自由主义"话题的一个有内涵的切入点;儒家思想中的个体是关系式"道德个体",而西方思想自由主义思想中的个体则可概之为原子式"契约个体".儒家道德关系所建构的个体,其功能的发挥,必须置于关系构架的互动中才有可能.源于古希腊的原子主义传统的个体,则如单个的原子那样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单位,能够发挥其独立自主的功能.儒家关系式道德个体立基于性善理念的正面价值,其所对应的个体进路及方法为"修身",其目标取向则为整体和谐.西方原子式契约个体则立基干人性的负面价值,其所对应的路径为"契约"方式,其目标取向则为个体的独立自由、正义平等.马克思自由观既立基于个体发展这一出发点,又将价值取向置于集体主义的、整体境界的终极目标;这和中国儒家的理念及思路有相合之处.这当然是一种富有启示的理想境界.     

自由意志与道德"应该"的界限

自由意志在根本上是人的存在问题.人之所以为人,在于其能够追问自身的存在意义.对自由意志的思考意味着人开始走向了对人自身的绝对尊严、绝对权利和绝对责任的自觉确认与自觉承担.近世西方以自由意志和个体选择作为道德行为的前提和基础,从伦理精神本性上来说是正当合理的.但是,自由意志与道德"应该"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悖反关系,即:道德"应该"既以自由意志为前提又需要克服自由意志.自由意志与道德"应该"的这种悖反关系,实际上反映了个体与社会本体的二律背反处境.在生活世界中,道德"应该"的选择在相当程度上受偶然性情景和存在性事实的影响,也与个人的道德发展阶段相联系.自由意志作为道德"应该"既是绝对的,又是历史的.自由意志与道德"应该"形成的划界关系乃为道德哲学的基本问题.     

知识产权许可合同中契约自由原则的适用和限制

在私权自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契约自由原则为个人的权利运用提供了广泛的机会,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去塑造其与他人的法律关系,自由决定是否订立契约,与谁订立契约,以及订什么样的契约。债权法上的权利和义务,原则上只能通过契约建立、变更或解除。由于知识产权是一种新的权利形态,具有许多传统财产所不具备的特点,因此,在其适用契约自由原则时,便出现了不少现行法律难以应对的情形。在深入研究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相关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对知识产权许可合同中契约自由原则的适用和限制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为完善我国现行法律和制度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意见和建议。     

"心理契约"在企业管理中的特殊效用

心理契约是个人与企业对彼此的付出与回报的一种心理期望,这种未公开说明的、内隐的约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员工与企业相互之间的态度和行为。心理契约尽管不是一种有形的契约,但在企业管理中却具有特殊的效用。心理契约的平衡有利于增强企业与员工之间的相互信任、增强企业的凝聚力、促进企业与员工的协同发展。     

由自由达致责任——关于契约自由的内在规定性理论

契约自由的内在规定性是从个人本位的理论视角出发,以契约自由系契约法之最高理念为前提预设。沿着契约形成的逻辑顺序,其内在理路表现为契约关系约束下双方当事人如何由个体自由演进至整体自由、由绝对不受强制达致自觉承担责任,其三大本质体现为"缔约不受强制"、"约定应当遵守"和"违约应负责任",以此构建契约法制度的正当性。     

费奇诺与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忧郁诗学

莎士比亚既是英国文学史上忧郁主题的集大成者，亦是不可超越的丰碑。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忧郁主题并不像浪漫主义诗人将个人精神生活作为创作的源泉，而是对时代思潮、自然灾难和历史记忆等社会生活的深层思考。忧郁，就像英国阴霾而又冷淡的空气一样，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无处不在，无论高低贵贱男女老幼无一豁免。莎士比亚融会了费奇诺天才忧郁论中的人文主义思想，塑造了文学史上最典型的忧郁王子哈姆雷特的文学形象,并以小冰期、瘟疫、旷野、海难等作为内心沉思的工具，用独白和对话表达人物内心的情感，最为重要的是将战争、政教矛盾和世俗忧患交织在一起，在气势恢宏、史诗般的历史剧中，铺开了忧郁时代的历史画卷。     

《马克思的自然概念》的双重逻辑及其内在矛盾

作为研究马克思自然概念的奠基之作，施密特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提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经典论断，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当属自然与社会相互中介的观点。它使施密特避免了在自然与社会之间二者择一的谬误，基本把握住了马克思自然概念实践特征。而自然与社会的相互中介是以主体与客体的非同一为立论前提的，为了确保这种非同一，施密特在突出马克思自然概念的实践特征的同时，又不得不反复重申那个"不能还原为人的社会规定性的自然基质"的存在。实践优先与物质优先兼具的双重逻辑既体现了施密特敏锐的理论思维，也使他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包含着难以自洽的内在矛盾，并因此呈现出明显的折中主义色彩。     

鲁迅文学作品对绍兴地方性影响研究

分析梳理了鲁迅文学作品对绍兴地方性形成及绍兴地方性塑造方面的影响。鲁迅文学作品对绍兴地方性的再现作用，加深了人们对绍兴地方性的认知，影响了绍兴地方性的形成；在塑造绍兴地方性的方面，鲁迅作品承担了地方品牌的功能，为旅游开发和提升提供借鉴和启发，并为相关文化再生产提供原始文本和文化意义。因此绍兴在相关旅游开发中，保护和塑造绍兴的地方性，充分利用鲁迅作品和鲁迅文化的价值。     

从《人间世》看庄子的处世哲学

庄子作为战国时代伟大的哲学家,面对险恶的社会现实为疾苦的百姓提供了明哲保身的救世之道——庄子的处世哲学。《人间世》就是集中探讨人如何在社会中相处和生活的哲学论文。本文通过解读《人间世》来分析和探究庄子“心斋”、“顺物无己”和“无用之大用”的处世之道。庄子的处世之道,在我们处理人际关系时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和借鉴意义,所以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和汲取。     

郭沫若与抗战时期的孩子剧团

孩子剧团是抗战时期一支由少年儿童组成的以文艺为斗争武器的宣传队伍,因表现卓越受到郭沫若的关心.郭沫若与上海、武汉、重庆时期的孩子剧团联系紧密,他不仅为孩子剧团推荐了稳妥的落脚点,还给其编辑的书籍《孩子剧团从上海到武汉》《抗战儿童》题写书名,帮助剧团补习文化知识,提升文艺演出水平.他全方位的帮助为孩子剧团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郭沫若号召大人们向孩子学习,还多次撰写文章赞扬孩子剧团.他在《洪波曲》中以《孩子剧团》为题记录孩子剧团的事迹.郭沫若的关心帮助推动了剧团的发展,还对抗战大后方其他少年儿童团体的壮大起到了鼓舞作用.     

朱厄特《乡村医生》中父母教养方式与孩子的成长

长期以来，萨拉·朱厄特的《乡村医生》被普遍认为是作家为了实现儿时的学医梦想和感激父亲的教养之恩而创作的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其实，作家创作《乡村医生》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通过小说来描写和对照“放任型”“专制型”“权威型”等不同类型的父母教养方式，巧妙地“参与”到她所处时代的关于父母教养方式与孩子成长关系等社会话题的讨论中。在作家看来，“放任型”教养方式下的孩子，其个性发展由于得不到父母必要的引导和约束而会出现成长失控，甚至产生悲剧；而“专制型”教养方式下的孩子，则因为父母过分地约束和压制其个性发展而成长受挫，难以在社会上有所作为。正是意识到“放任型”“专制型”教养方式都存在缺陷，会给孩子的发展带来伤害，朱厄特还在《乡村医生》中积极探索更有利于孩子成长的教养方式。她将自己接受父母“权威型”教养方式的成长经历融入小说创作中，并自信地对其加以推荐。相较于另外两种教养方式，“权威型”教养方式下的孩子不仅能感受到来自父母的关注和重视，也能享受到父母给予的民主和自由，个性得以健全发展，从而更加快乐自然地成长，实现人生价值。这也是作家在教养方式方面的远见卓识。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患者隐私权保护机制探析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带来的社会恐慌、焦虑会使公众对于知情权的渴求进一步增大。如何在保障特殊时期公众知情权的前提下维护好患者隐私权从而稳定社会情绪，守护法治社会之基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只有依法应“急”，依法防控，在维护社会公益的基础上充分尊重每一位患者人格隐私之利益，才能驭法治之利器克时局之多艰。     

从文学家到园艺家:周瘦鹃的身份转型与自我认同

周瘦鹃经历了两次身份转型."园"是探析周瘦鹃身份转型及其转型态度的视窗.他的身份转型不只是新中国成立后政治环境变化的产物,也得到了他的心理认同,其心理变化的轨迹隐潜于他的中晚年时期对"园"的态度的渐变中.青年时期是周瘦鹃"园艺家"身份意识在心灵深处被唤醒的阶段:"园"成了周瘦鹃的休闲场所与搭建事业人脉、扩大社会影响力、形成文学家身份认同的重要场所,游园中的交往建构起他的社会评价系统,"园"及"园"的相关意象建构起他的文学自信和情绪健康系统.中年时期是周瘦鹃园艺家身份意识进一步加强的阶段:"园"侧重"园林化"的家园,"园"作为饱含民族强大和家园安宁希冀的场所,赋予周瘦鹃以园艺成就.新中国成立后在政策调整的背景下,作为园艺家和园艺散文家地位的确立,使周瘦鹃完成了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转向,在各项社会主义实践中认同了自身的园艺家身份,真正完成了园艺家身份的转变.     

马克思“自由个性”的本质内涵探析

马克思的"自由个性"思想是贯穿其人类解放思想的一条重要线索。"自由个性"的本质内涵，即究竟什么是"自由个性"，可以概括如下：人的"自由个性"应当是"现实的人"在"普遍的物质变换"的前提下，在"个性"与"依赖"的辩证运动中加以实现；人的"自由个性"应当是衡量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价值尺度，即人的能力的全面提升以及交往和需求的全面发展；人的"自由个性"应当是"每个人"和"一切人"的和谐统一，是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是个人利益和共同体利益的和谐统一。     

莫言小说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

莫言作品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始于1988年,迄今为止,其作品已被译为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发行。著名翻译家葛浩文、陈安娜、藤井省三、吉田富夫、尚德兰、诺埃·杜特莱等对其作品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莫言小说之所以有如此大的海外影响力,究其原因,得益于莫言小说创作中的世界因素,他将中国传统写实和外国魔幻主义的表现手法融为一体,艺术地展现出中国本土文化的复杂内涵,其标志性的莫氏风格成为广大海外读者了解现代中国的一面镜子;特有的民族性与真实性的融合,使其成为海外读者透视中国人心灵的一把钥匙;独特的语言魅力以及小说被改编成多部知名电影后引发的再阅读,也为莫言小说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无疑提升了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坛中的影响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