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观基本问题的科学回答

邓小平科学回答了马克思主义观的基本问题。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邓小平强调马克思主 义就是共产主义,它既是思想体系又是发展的理论,它既是强大的精神支柱又是科学的思想方法、指导思想和胜利 的旗帜,它的基本原则是发展生产力,它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对于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邓小平强调坚定地 信仰,认真地学习,完整准确地理解,既要坚持又要发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继承与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典范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典范 ,它既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原理 ,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创新了马克思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对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原则与目标

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要有效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必须坚持和遵循一定的价值原则,同时需要明确总体发展目标。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必须与时俱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发展,必须紧密围绕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与中心任务,必须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展开对话与斗争,是当前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应遵循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中主导性地位的牢固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持续推进、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的不断拓展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总体目标。     

论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向度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来把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具体指导思想、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结合"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把握马克思主义内涵,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形成正确的实践观念,真正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共同发展.     

群众标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命题

群众标准合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基本立场和基本原理,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命题。它既与群众史观→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一脉相承,又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确立群众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按群众标准办事,是革命导师和领袖们工作的一个基本准则。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坚持群众标准;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就要确立群众标准。     

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线

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线。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坚持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历史的发展的范畴,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是创新的结果。创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性质。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标准是真理性原则和符合人类的根本利益原则。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前景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未来蓬勃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生长点。新世纪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为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有利的国内外文化环境与契机。新世纪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将会呈现以下基本趋势与特征：即具体形态的丰富多样性、强烈的理论实践性、在新基础上的高度综合性和中国化的民族性。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不断总结发展着的实践经验；坚持开放性发展原则，以开放性态势吸取国内外优秀文化成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主体性原则，构建新时代的哲学形态。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创立至今,已经有一百多年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许多曾经煊赫一时的哲学学说都逐渐失去了它们最初的光彩,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却一直以其强大的生命力纵横于全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永葆其青春之活力,就是因为它能够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地增加新的内容,采取新的形式,能够通过自我更新和自我完善使自己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在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基础。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哲学研究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向。但是,要真正坚持马克主义哲学,就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文就此问题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观察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新视角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体系,需要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去研究和发展。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对于阐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内在结构、理论品质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应当注意的重大问题。只有用科学的态度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     

论“民生热”赋予政治传播新的历史任务

解决民生问题是在现有的政治传播中运行的,它不能违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精神价值,所以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为指导,才能保证其按照正确的发展方向扎实稳步地前进.而政治传播正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为主要内容,针对人们思想中的种种疑惑、矛盾,通过阐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论,帮助人们解疑释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譬”、“喻”之辨——从名辩学和因明学的角度

“譬”、“喻”因含义相近常被人们不加区别地使用。从名辩思想和因明学的角度来看，尽管它们在缘起、论证方法、悟他目的等方面有诸多相同之处，但从推理的结构、形式的稳定性等方面来看，二者具有本质的不同：名辩学之“譬”是一种独立的推论形式，而因明学之“喻”只是推论中前提的一部分；形式上名辩学之“譬”相对稳定，因明学之“喻”不同时期有较大差别；方法上名辩学之“譬”大多使用类比、比喻说明问题并且例证详尽，因明学之“喻”与“譬”大致类似但在细节上有所不同。     

浅谈云南农村建设小康社会的不平衡性问题

没有农村的小康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不可能实现。农村进入小康是整个中国全面进入小康的重要标志。本文从云南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出发 ,分析了云南农村与全国、云南城乡以及云南各地区农村之间在迈向小康社会的过程中 ,呈现出经济社会发展的极大的不平衡性 ,提出建设云南农村小康社会的对策和建议     

部分徽州歙县盐商故里及家族

明清时期徽州盐商，以歙县为最，考察盐商故里及其家族，对于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在梳理歙县盐商故里分布的基础上，对长龄桥郑道同家族、西溪南吴氏、潭渡及竦塘里黄氏、潜口汪氏、江村江氏、许氏与鲍氏等家族情况进行了梳理考证。     

小乘佛教对西双版纳傣族封建法律制度的影响

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族是全民信仰小乘佛教的民族，虽然历史上的傣族封建统治并未实行政教合一，但佛教深入到傣族社会的各个方面，对傣族社会的法律制度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以从佛教与领主制政权的关系、封建法律对佛教的特别保护、佛教戒律对人们行为所起的规范作用、佛教与诉讼审判制度，以及佛教与处罚手段等方面感受到这种巨大的影响。     

明清时期海南地区疫灾探略

明清时期海南地区至少在53个年份中发生过疫灾,疫灾频度约为9.74%,光绪—宣统时期是疫灾多发时段,疫灾主要发生在夏秋时节,有鼠疫、霍乱、天花、疫痢等病症,琼山、澄迈、儋州、临高等地是疫灾多发地区。琼州府北部地区发生疫灾的次数高于南部地区,西线地区高于东线地区,中部山区疫灾较少。医治、施药、避疫与建醮禳灾是救治疫灾的常用措施,该时期整个海南社会的疫灾救疗呈现出一种临事性救治的特征。     

清言：乱世文人的最后一方心田

源出于东汉末年的清议,一变而为魏晋之清谈,再经由唐末小品文的发展,到明清之际风行一时。清言之作,大抵篇幅短小,取材广泛,语言通脱,但在貌似平和的字面下,仍隐藏着不平与讽刺,攻击和破坏,包蕴着乱世文人的满腔无可奈何。可以这样说,清言是清流面对浊世的最后一声呐喊。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政治生态理论诉求

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国家与社会是一对矛盾体。考察政治体系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必须充分虑及国家与社会这对矛盾体彼此间的结构变动、功能转换与力量消长,以及国家与社会间的历时性关系转换和共时性关系变奏,从中探寻社会体系与政治体系之间生态化关系建构的契合点,以期实现政治体系与社会体系的生态化和谐互动。     

关于唐宋时期龙家部族的几个问题

唐代西域焉耆的龙家部族在788～794年间吐蕃进攻焉耆时归附吐蕃,首领龙王曾经觐见吐蕃赞普,率领一部分部族成员移居河西走廊地区,敦煌古藏文文书P.T.1089号中吐蕃凉州节度使衙署中的lung dor dmag pon(迁移之龙家将军)应为管理定居于凉州、甘州地区的龙家部族的吐蕃官员,晚唐五代时期龙家在西州、焉耆、凉州地区也有分布,宋代陇右等地的龙家部族则融合于当地的吐蕃部族之中,但仍保持有龙、龙家、陇逋、陇波等称号。     

Spaces of encounter and attitudes towards differenc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wo European cities

Scholars have been increasingly interested in how everyday interactions in various places with people from different ethnic/religious background impact inter-group relations. Drawing on representative surveys in Leeds and Warsaw (2012), we examine whether encounters with ethnic and religious minorities in different type of space are associated with more tolerance towards them. We find that in Leeds, more favourable affective attitudes are associated with contact in institutional spaces (workplace and study places) and socialisation spaces (social clubs, voluntary groups, religious meeting places); however, in case of behavioural intentions – operationalised as willingness to be friendly to minority neighbours – only encounters in socialisation space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ejudice reduction. In Warsaw, people who have contacts with ethnic and religious minorities in public (streets, park, public services and transport) and consumption spaces (cafés, pubs, restaurants) express more positive affective attitudes towards them, but only encounters in consumption space translate into willingness to be friendly to minority neighbours.     

城乡教育统筹发展问题研究

在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与诸多制度安排长期运行作用结果下形成的城乡教育发展失衡,不仅表现为城乡教育经费投入、师资力量对比、办学软硬件条件等资源配置失衡,还表现为城乡教育机会获得性差异大、教育管理体制滞后、教育制度创新不足等。中国城乡教育统筹发展必须突破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束缚,通过重构动态均衡、双向沟通、良性互动的教育体系和机制,实现城乡教育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空间布局优化,最终构建城乡教育在条件、起点、过程和结果等方面的公平发展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