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词的传播与词的文化特性

词的传播方式与传播空间的变化,直接影响着词的文化功能。词史上,词的两种基本传播形态的发展、变迁及其相互交织,引起了词的文化功能相应的彼此消长与变迁。由于口头传播与文本传播并存的格局,从北宋晚期一直延续到元初的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对词的文化特性的认识亦存在着矛盾与对立。在词的生产与传播的技术层面,存在着重文辞与重音律的矛盾;在词的文化功能层面,则存在着雅与俗的矛盾与对立。词史上对柳苏词的不同评价则为这种矛盾的集中体现。     

"婉约"之词与"豪放"之曲

元曲从音乐文学系统的历史发展而言虽是宋词的后继,但由于传播性质的改变,元曲并不是宋词历史的简单模拟和重复,而是具备了不可替代的独特性.音乐系统的改变、作者群体的身份的改变,以及接受者审美习惯的改变,导致了词与曲不同艺术风貌的形成和基本美学风尚的奠定.考察词和曲的起源及流变可以看出,任何一种音乐文学起源时的传播性质往往会对其后的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词传播的女性化特征决定了词在以后不管如何雅化和诗化,并且最终成为主要由男性文人群体控制的案头文学,词以婉约为正体的基本观念始终没有移易.曲传播之初的"北人"风尚亦决定了曲的主流始终以豪放阳刚为正体,即使后来出现了"清丽"一派,也未能改变其崇尚豪放脱略的动态美.     

豪放派词学理论的"集体失语"与格律派词人的"群体传播"

无论是从创作实践还是从理论而言,豪放词都只是以婉约为正宗的词坛"别格"或"变体".导致这一"正变"观形成的主要原因除了词传播性质的决定性影响之外,与豪放派词学理论的缺失和群体传播力量的薄弱有直接关系;南宋格律派词人则上承北宋大晟词派,创作上以"结社"唱和等为主要途径形成了强大的群体传播力量,理论上则通过群体讨论等方式建立了系统、丰富的词学理论,最终奠定了婉约词在词学发展史上的正统地位,以群体影响的力量成为当代和后世词创作与理论奉行的圭臬.     

《花间集》的编辑传播与新词体的建构

晚唐五代是以口头传唱为主的民间词、伶工词向以书面传播为主的文人士大夫词转变的过渡时期,也是词体发展与演变的关键时期.作为第一部文人词选集,《花间集》的编辑标志着新的词体观念的形成,《花间集》的传播促进了新的创作与评价标准的建立.正是以《花间集》为代表的一批五代宋初词集的出现,为曲子词的演变构建了新的形式规范,使之朝着词而非曲的方向迅速发展.     

香农、施拉姆传播系统模式和词的传播活动

从传播媒介使用情况看,词可划分为两大传播阶段:示现媒介系统时期即"歌者之词"(以歌者的口头演唱为主要传播渠道)的时期和再现媒介系统时期即"文人之词"(以书信、印刷品等纸质媒介为主要传播渠道)的时期。在歌者之词的时代,歌者—文人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传播系统,歌者和文人都同时兼具信源和信宿两重身分,歌者在传播活动中的核心地位决定了词在这一时期的审美倾向;在文人之词的阶段,文人—文人之间即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传播系统,这一系统的最大特点就是文人创作与传播无需再考虑歌者的审美情趣与文艺修养的问题,因此创作更趋典雅和精致,用典更加生僻,意象更加繁复,寓意更加深远,其审美接受也要求读者具备更加深厚的学养,词于是日益成为文学家案头的精致文学产品,成为词学理论家孜孜不倦寻求"微言大义"的经典文体。     

张志和《渔父》词在唐宋时期传播情况考述

张志和《渔父》词五首是早期文人词的代表作品,被称为“渔父”词之祖,仿作、翻作不断,在唐宋时期形成一个传播链条。在传播过程中,渔父词突破了原有《渔父》词调的束缚,丰富了渔父词的内涵,渔父的形象也由单一欣赏型转向凝结创作主体情感的复合型。     

从传播学角度论"婉约"词发展的两个阶段

按照传播学的理论,传播活动本身就决定并解释着人类社会的一切其他活动,词的盛衰同样遵循着这样的规律."婉约"作为词学批评最基本的范畴之一,它的形成、提出和界定,反映了在不同的传播阶段,为适应不同的传播活动的形式和性质,词的创作和审美风尚都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并由此也决定了词学范畴的最终确立和词学理论的衍变.词在源起之初的传播媒介正是处于传播学意义上的第一阶段,即"示现的媒介系统"时期,这一系统的主要特点就是依靠"面对面"的视觉、听觉等感官刺激直接进行交流来获取传播讯息,这一传播方式的娱乐性、即时性和随意性主要决定了词体形式上的"婉";当词进入传播媒介的第二阶段,即"再现的媒介系统"时期,主要依靠文人的案头创作和书面传播的词体逐渐被提升到"婉约"的高度,即不仅要求形式上的婉媚和谐,更要求内容上的微言大义,"言近旨远".正是传播方式的改变决定并解释了词由起源于坊间歌楼的浅俗最终走向文人案头的典雅,成为与诗并驾齐驱的一代之文学.     

张志和《渔父》词在唐宋时期传播情况考述

张志和<渔父>词五首是早期文人词的代表作品,被称为"渔父"词之祖,仿作、翻作不断,在唐宋时期形成一个传播链条.在传播过程中,渔父词突破了原有<渔父>词调的束缚,丰富了渔父词的内涵,渔父的形象也由单一欣赏型转向凝结创作主体情感的复合型.     

中国词学研究体系追述与构想

新词学研究体系分为词体、词学本体、词学与其他学科之关系三大层次 ,包括词之起源、词体构成、声情关系以及词之特征、词与环境关系、词之流变、传播与接受、词论、基本文献、研究方法、词学学者、词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相关学科、词学与自然科学之相关学科、词学与当代文化建设 1 4个门类 ,又下设 47个科目、1 0 0多个子目 ,最终成果是中国词学史、词学研究史等著述。建构这一体系有助于推动词学学科建设和词学研究的深入开展。     

《词学季刊》与20世纪30年代女性词传播

《词学季刊》是20世纪30年代影响最大的词学研究专刊,其专辟女子词录专栏,先后发表23位民国女词人的作品。该专栏有效推进女性词从私人化领域向公共空间传播。专栏作者通过师承关系、他人推荐或书信请益、寄送作品等方式与当时词坛的词家产生广泛联系,彼此互动助益其作品在专栏发表。《词学季刊》的词坛消息栏目也成为女词人词集介绍或发行的有效传播窗口。《词学季刊》以女子词录专栏为主,词坛消息专栏为辅,成为20世纪30年代民国女性词向社会大众传播的重要媒介和平台。     

论唐宋词的印刷及其传播

唐宋词一经登上历史舞台,就几乎与印刷术的发展并行前进,两者结合后,更是如虎添翼,得到了迅速而广泛的传播.印刷传播对唐宋词的走向全面繁荣,起的虽然只是外力的作用,但没有这种外力,唐宋词就不能在传播层面上实现真正的大众化,达到传播的最大范围.本文试从唐宋词印刷渠道的多样化、出版形式的多样性、流通方式的便利化等方面展开论述.     

论格式流行语

流行语是"某一时期、某一范围广为传播的词语","包括已有的词或者语言符号,或者是一个新词,或者由若干个词组成的短语"①.从外在形式看,流行语可以分为两大不同的类型.一类流行语是作为完整的词语广为传播的,是整体复制,称为"单纯流行语";另一类流行语广为传播的不是完整的词语,而是一定的格式,称为"格式流行语".本文重点探讨格式流行语.     

汴京的词学史地位

汴京在中国词学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与意义.汴京培育了一批"能词能吏"的词学主体,其人文经济是北宋词的生存根基,其书斋美学造就了北宋词向雅避俗的发展格局,其地域文化孕育了北宋词的特种生命基因;汴京意识是当时词人重要的情感向度;汴京是北宋词传播与消费网络的核心和枢纽,对词艺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柳词与民间词的区别及影响

学术界在批评柳词与民间词时,都以"俗"字来概括。这一概括是不确切的。柳词与民间词在铺叙手法、写景状物、警策语创作上有所区别。雅与俗的评判是相对的,柳词相对于民间俗词,属于雅词的范畴。柳词在民间的广泛传播产生了较大影响,使市民阶层提高了对文人词的认同度,促使文人的小部分词作开始符合市民审美观,也很可能使部分民间词的风格趋同于文人词。柳词的广泛传播,打破了词原有的传播秩序,柳词成为了连接市民俗文化圈与士大夫雅文化圈的一座桥梁,为两种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可能性。     

李清照词在美国的英译方法及启示

李清照词在美国的英译可以概括为两类:汉学英译与创意英译。许芥昱、叶维廉、欧阳桢等学者的译文是汉学英译的经典,肯尼斯·雷克斯罗斯的译本则被誉为创意英译的典范。前者以汉学研究的学术性为出发点,追求原作与译文之间信息转换的完整性;后者以传递原作的精神情感为导向,在翻译过程中添加创作的成分。这两种翻译方法都成功地在美国传播了李清照词。毋庸置疑,总结二者的成功经验,对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文化身份与翻译策略均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明代追和词的兴盛及原因

明代追和词数量大增,并且出现了多部追和词集。明代诗坛的复古运动亦影响到词的领域,明人对于唐宋词极为尊崇,这一心态在创作中的直接体现即是追和之风的盛行。明代诸多词谱、词选、词籍的编著整理也为明人追和对象和范围的扩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明人唱和往往以追和前贤名作为形式,这是明代追和词兴盛的重要原因。对于唐宋名家名作的大量追和促进了唐宋词的传播与接受,推动了弘治嘉靖年间明词的中兴。     

作者即意见领袖——柳永和苏轼代表的宋词传播模式

传统流行文化的传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作者即意见领袖。对社会传播有清晰认知的作者,对自己的创作抱有较高的社会期待,亲身参与作品传播过程。柳永交接四方,编词传习,主动向上层朝丞、皇帝和下层市民、妓女推荐作品,同时在作品中巧妙描写,侧面推高词人身份和词作价值。苏轼则利用文坛领袖的声望,整合文坛力量,化身意见领袖,直接站出来谕扬己作,评价词坛,引领词学风尚,引导"歌者的词"向"诗人的词"转变和新型豪放词风的成长。     

敦煌文学对中国文学史的重大贡献

“敦煌文学”包括敦煌出土的5到11世纪以写本形式保存的文学作品、文学活动和文学思想。敦煌文学为中国文学史提供了变文、俗赋、白话诗、曲子词等新的文学品种,填补了文学史的某些空白。敦煌文学为解决文学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提供了新材料,例如文学的起源和生成问题、宋词的源头问题等,都可以通过敦煌文学得以重新阐述。敦煌文学为早期中国文学的传播研究提供了新方式,尤其是文本的结集问题,可以更为真实地再现中古文学的传播生态。     

词话与女性词的保存和传播

女性词是中国古代词史中的一枝奇葩,最初,女性词多靠文人传抄和摘录保存,其传播一部分是以文人口耳相传和整理前人的传抄、杂记、笔记的方式,而大量女性词则依靠词话得以保存。词话通过名家品评、故事趣闻、谐谑幽默、集中比较等方式,以其搜集、整理轶事、轶词的独特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催动了女性词之花在中国词史上的含苞和绽放。     

论民国女性词的创作

民国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女性词人,在民国词史上颇为炫目。通过对民国女词人的生平、词集、词学活动、创作经历等问题逐一考索,可以发现民国女词人的词学创作具有以下特征:词人主体身份多样化,创作状态"传统"与"现代"并存,创作主张的"失声"与"高调"同在,创作主旨新变与故常、词境的开拓与守旧、词艺精工与平庸共生,词风个性张扬与流于平常。民国女词人的词学创作在民国词史、女性词史以及女性文化研究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