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北商品市场变动中的回商与京兰商路——以皮毛贸易为中心

皮毛贸易的兴起不仅使回商再度崛起,也使京兰商路在近代西北商品市场变动中的作用得以凸显.其间,回商亦成为近代西北商品市场的主导力量之一.商路变迁和商人构成的变化是近代西北商品市场变动中的重要内容.商人构成变化高度决定于特定商品的贸易状况的变化--如皮毛的贸易状况--也成了京兰商路和近代西北商品市场变动的重要特征.回商深入民族地区收购皮货等土特产品和售卖民族地区所需京广洋杂货等,不仅有助于民族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更直接促进了京兰商路本身市场体系的扩展.同时,京兰商路中重要商业城市的兴起,也与回商的商业活动紧密相关.     

晚清中朝商路历史性变迁原因及其影响(1882—1894)

1882—1894年间,中朝之间的商路出现历史性变迁,陆路商路明显衰落,稳定的海上商路形成并拓展成为主要贸易通道。中朝商路变迁与封贡体制变化有着密切的联动关系,封贡体制是影响清代中朝商路变迁的根本性因素,而商路的发展变化也最终成为封贡体制消亡的助推力量。中朝间稳定的海上商路的形成与拓展促进了中朝乃至东亚贸易的繁荣,也改变了东亚国际贸易格局的发展趋势,即中、日两国的对朝贸易竞争日趋激烈,日本在对朝贸易中最终取代传统的中朝贸易而占据垄断地位,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在努力参与东北亚海域贸易的竞争。     

近代北海、龙州、梧州、南宁开埠及其对区域贸易的影响

在国内外贸易局势的推动之下,清政府连续开放了北海、龙州、梧州、南宁四个位于今天广西境内的通商口岸。四埠开放是近代中国口岸开放史的缩影,口岸开放使广西对内对外贸易格局发生了质的变化,广西与国际市场、与以穗港为中心的沿海市场的连接由此更加直接和紧密,云南和贵州两个内陆省份很大程度上也通过该四埠与沿海和国际市场发生联系。但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历史环境之下,与国际市场连接客观上也给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带来了"烟毒遍地"等恶劣影响。     

近代西藏商品贸易与市场网络述论

近代西藏地区内商品贸易趋向活跃，演绎着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下商品经济的缓慢发展。近代西藏地区与祖国内地、英属印度之间的商品贸易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内地与西藏的传统商品贸易优势地位，在近代后期被英属印度所取代。近代意义上的西藏市场网络已经形成，其运行效率低下，且最终受外商控制。     

互联网环境下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的规制研究

新一代服务贸易毫无疑问已经插上互联网这双"隐形的翅膀"。在互联网环境下,传统服务业演化出新的模式,如互联网金融、互联网教育和互联网医疗等,服务贸易提供不再限于投资形式的"商业存在"模式,"跨境提供"则日显重要。外国投资者对中国服务业市场无疑充满期待,其能否介入的关键在于中国对此的市场准入承诺。更为重要的是,"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准入转向与"法不禁止则自由"的权利倡导,将给互联网环境下服务贸易国内规制带来巨大挑战。在规制中需要平衡自由贸易与国家安全、消费者利益保护等诸多价值,寻找市场准入开放与国内规制监管的"黄金分割点"注定是艰难的,其中可能存在违规风险,为此有必要关注互联网环境下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的规制之道。     

低度工业化与城市传统手工业变迁:以近代济南为例

在近代济南"低度工业化"局面下,城市传统手工业依靠"低度工业化"提供的发展空间和条件,依据工业化的结构来调整行业结构和生产结构,与现代工业形成产业互补关系,寻找生存空间,并且注意吸收工业化所提供的优势资源,来改变自身的相对落后性,经历了技术上的现代性转变,逐渐向机器工业过渡。在工业化的多重刺激下,城市传统手工业实现了对传统的突破,适应与创新是其生存之道。这体现了近代城市手工业与时俱进的时代品格,不能用保守与落后概而论之。城市传统手工业的近代转型反过来对近代工业化的推进产生了积极作用。现代化工业的产生与发展不仅没有脱离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利用了手工业所提供的资源。在一定的地理与市场空间下,传统手工业与现代工业之间存在着良性互动与互补关系。     

"四象"的兴衰:一个江南市镇经济在近代的际遇与命运

本文认为以往对中国近代经济的研究偏于宏观而对基层尤其市镇经济变迁的研究则相对就少了.这个研究试图通过对一个江南市镇--浙江湖州市南浔镇--经济在近代的变化,反映出中国江南乡村经济近代化的一些信息与轨迹.文章主要分析南浔的富商即"四象"在南浔近代经济变化与发展的角色.主要结论是:该市镇的经济在近代的变化表明,一方面传统商业性江南市镇在近代的兴衰与丝绸的生产和贸易密切相关,而这时的贸易与国际市场紧密联系起来了,另一方面近代工业也开始在市镇产生与发展,打下了现代意义的经济结构之初步基础.     

近代上海口岸市场对内地市场的辐射和制导

清末民初上海内外贸易一体化市场体系大致成型,形成了覆盖大半个中国的市场网络。由于口岸化市场体系中心城市与广大内地城乡市场存在着巨大的"质量"差异:一方面上海中心市场的辐射刺激了内地城乡的商品化,另一方面也对内地市场产生了深深的制导作用。在国内统一市场缺失的条件下,上海口岸市场体系的运作机制存在着利益"向心力"倾向,中心市场辐射蕴涵着的不平等市场关系不仅没有化解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反而加深和固化了二元结构。近代上海口岸化市场辐射还存在着一定的阶段性和不对称性。     

构建新发展格局与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

加快推进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建设是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协调区域发展和高水平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战略部署。本文以贵州这一开放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内陆区域为例，在价值链视角下，通过与其邻省对内对外开放基本情况进行比较分析，探究贵州当前开放经济建设中的不足之处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开放经济建设提供启示。首先，新发展格局下内陆开放高地建设应当取向对内对外开放并重的现实逻辑与基本内涵；其次，通过构建次区域增加值贸易核算模型，对测度结果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当前贵州相邻省对内对外开放经济的发展出主要依赖区际价值链进入国内国际市场，其自身产业体系薄弱，高级产业开放水平不足的特征。贵州的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应当走对内对外开放并举、以拓产业存量促贸易增量、完善对外开放平台体系建设和加快建设高效通道的路径。     

论近代前期的滇港经贸关系

香港是近代云南对外贸易的重要市场,也是近代云南最为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滇港经贸关系在清末即已发生。滇港大锡贸易是近代滇港贸易的主要内容。滇港贸易对近代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演变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衰败还是发展:近代长江中下游地区民船业命运辨析

学界通常认为,近代以来,随着长江流域被迫对外开放,西方近代轮船大规模地介入内地市场,其凭借技术优势与不平等条约护航给中国传统民船业以致命的冲击,进而导致原来依赖民船为生的大批民众失去生计,甚至成为近代革命的重要后备力量。然而,由于近代中国贸易格局演变、条约口岸制度安排、劳动力过剩、资本短缺以及区域航运,特别是内河航运区域自身特点等因素的影响,面对航运业近代化变迁,长江中下游地区传统民船业不但没有被近代轮船所取代,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还呈现出一定的发展之势。     

近代汉口棉花贸易的盛衰

汉口是近代中刚内地最大的棉花集散市场和消费市场。近代汉口棉花贸易的发展和演变,无疑是中国近代经济史中一个值得认真研究和总结的课题。一汉口地处长江、汉水交汇之区,“道通九省,冠盖辐辏”清中叶即列国内四大商业名镇之首,“为楚中第一繁盛处”,近代汉口棉花贸易的发展是这一时期湖北植棉业迅速崛起的直接反映,它大致以甲午战争     

鲁迅“立人”教育观及其思想渊源

鲁迅的教育思想谱系中,"立人"是核心的内容。在近代中国救亡与启蒙的大背景下,鲁迅以"人"的自身建构为主题,力图唤醒个人意识,解决长期在封建制度压制下的国民性格问题,是十分具有现代性和前瞻性的教育思想。鲁迅的"立人"教育观批判地接受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近代文化启蒙新潮和西方文化资源中的合理成分,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     

略论贵州早期留学教育的兴起

近代留学教育,是贵州近代教育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1905年兴起的留学高潮,展示了贵州知识界、教育界不甘落后,努力学习"新学"以拯救和发展贵州的信心和决心.在清末民初经济社会急剧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贵州的留学教育特别是留学生群体,对推动贵州教育近代化,促进贵州社会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     

营口开埠与晚清东北商路——以辽河航运为中心的考察

营口开埠前,依托辽河庞大的水运网络,发展成为盛京沿海贸易重心所在。及至其开埠后,则促进了辽河航运的勃兴,辽河沿岸码头及商业城镇得以迅速发展并拓展了营口的经济腹地。晚清大部分时间里,辽河一直是营口与其经济腹地进行沟通的纽带,亦是两者之间的主要商道,初步形成了以营口为出海口,以辽河航运为纽带,通过辽河沿岸的商业城镇或码头吸纳东北内地的土货,将进口的货物辐射到内地的市场流通结构。清末,在铁路运输的冲击下,辽河航运渐趋衰落,营口发展也相对滞缓,辽河航运和营口都难以重铸往日的辉煌。     

近代云南的交通运输与商品经济

本文通过对近代云南交通运输技术变化的考察,展现了近代云南商品贸易发展的历史状况。认为:马帮和背伕是云南历史上的传统运输方式,这种传统运输条件下的云南地方市场被局限于极为狭小、分散和封闭的状态。1889年蒙自开关后,人畜并重的运输方式逐渐变为以马帮运输为主,形成了近代云南马帮运输的三大干线。市场结构开始发生变化,玉溪、个旧、蒙自、下关、保山、昭通、曲靖等商品中转市场出现。但此时的云南地方市场还未从根本上改变旧式市场的性质。1910年滇越铁路的通车及抗战期间云南交通技术要素多元化的变革,使云南的交通运输状况大为改观。云南地方市场自此也发生较大变化,表现在商品流通量激增和市场结构变化,服从于近代格局的更大的中转市场(蒙自、下关、昭通)基本确立。     

近代贵州金融制度变迁与金融网络的建立

近代政治、经济等制度环境的变迁促成了近代贵州金融制度的变迁.近代金融机构的产生与发展推动了近代贵州金融网络的建立,从而提高了金融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推动了近代贵州要素市场的建立与商品经济的发展.     

清代民国时期西北区域市场的发育和整合——以茶叶贸易为中心

对国内市场发育程度的考察,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已有的学术成果,主要是面向全国、特别是东部农耕区的大尺度解剖,缺少对西部边疆、特别是游牧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西北区域市场的小尺度分析。茶叶贸易虽然只是西北与内地农、牧业产品长距离交换的一部分内容,但它实质上却成了贯穿边疆地区市场化进程的中介和桥梁。西北区域市场的发育和整合过程,在清中期以前的茶马贸易时代,主要是通过扩大边疆市场容量、增强当地与全国统一市场依存度的内联方式进行的。清末民国口岸开放之后,则通过茶叶贸易组织、供货渠道、商品类别、运营模式等市场结构嬗替的外延方式,把边疆市场的发育和整合过程,纳入到中国乃至全球市场一体化的轨道,同时促进了西北传统游牧业经济的近代化转型。     

略论晚清时期浙江城市经济的演变

晚清时期,浙江城市经济发生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变化。开埠通商和口岸贸易的兴起,不仅使城市经济越来越多地卷入到世界经济体系和市场体系之中,而且对传统自然经济形成很大的冲击,引发城乡经济关系的变动;近代工业和金融业的产生和发展,则直接反映出城市经济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但这种近代转型远未完成,呈现出传统性、近代性和殖民性互相交织的特点。     

略论近代沙市社会经济的变迁--近代长江中游通商口岸研究之一

甲午战争后,在外国资本入侵和国内商品经济缓慢发展的双重刺激下,地处川楚贸易枢要之区的沙市经济开始出现明显变化.一方面,它逐步丧失了原有的自然发展状态,被纳入半殖民地半封建城市经济发展的轨道;另一方面,它则摆脱了以往发展的相对迟缓,增加了许多近代化的时代特征进出口贸易的迅速增长,成为近代沙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随之而来的是商人社会地位的逐步提高,以及传统商人组织的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