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东方文化派"学者唐大圆思想述评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东方文化派"作为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重要一支出现于历史舞台,它的出现一方面是对新文化运动的回应,另一方面也是"中体西用"说变换形态后的新一轮延续.湖湘学者唐大圆在1926年后组建"东方文化集思社",主编《东方文化》杂志,创办"东方文化研究院",在南京、武汉与家乡武冈勠力推行"东方文化".唐大圆曾先后追随印光、太虚,主编《海潮音》,学界常把他定位在近代佛教学者,但唐氏的立足点与思想核心在于儒家的纲常名教,其对唯识学的理解也流入《起信论》与庄学模式,由此构成了唐大圆"东方文化"的特征表现,可谓以儒家为本位的"东方文化"思想."东方文化派"是一个成员间非常松散,彼此认同度不高的文化思潮称谓.唐大圆作为成员之一,对其思想的回顾,或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彼时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组成.     

《诗》本义的呈现——从“诗史”阐释到“民谣”阐释

《诗经》汉、唐注疏以“诗史”阐释为核心，对诗歌文本作出带有具体历史人物、事件内容的阐释，“风教”“正变”“美刺”等《诗经》学理论都以“诗史”阐释为出发点。经学史重视文献和师法传承，强调《诗经》学的汉、宋之别，低估了“诗史”阐释传统在宋代以来的影响。传统上认为首开反拨汉、唐注疏之功的欧阳修《诗本义》，对“诗史”阐释传统的延续远高于否定，只是微调了具体阐释细节。首次提出“里巷歌谣”观念的朱熹《诗集传》，乃至推崇这一观念的方玉润《诗经原始》等，都保留了冗长的“诗史”阐释尾巴，甚至有所倒退。直到五四“歌谣”运动影响下以顾颉刚、闻一多、朱自清、朱光潜等学者为代表的现代《诗经》研究的出现，才从深度和广度上厘清了“民谣”观念，使《诗经》阐释彻底走出“诗史”阐释传统，呈现出《诗》的本义。     

“五言长城”原自诩

唐刘长卿诗“诗调雅畅,甚能炼饰”(《辛文房《唐才子传》),胡应麟在《诗薮》中评述“七言律以才藻论……中唐莫过文房(长卿字)”,而关于他与“五言长城”称号的公案,则向有歧说。 《唐才子传》说他被“权德舆称为‘五言长     

“齐物论”是庄子的观点吗？——庄子《齐物论》新解

“齐物论”几乎被公认为是庄子的主要的和基本的观点,但若仔细考察《齐物论》原文,可以发现这是对庄子论述的极大误解。从对全文内容的考察来看,《齐物论》的主题不仅不是“齐物论”,相反,其所要论证的是物与物不齐、物与物论不齐、物论与物论不齐,因此,通过辩论和两极式的概念思维不能达于道。本文具体分析了《齐物论》中被公认的齐物论观点,指出它们并不包含万物齐同的含义,“齐物论”这一标题与其内容不符,从一个方面证明了许多学者关于《齐物论》标题是汉代学者所拟制、《齐物论》的主题不是齐万物的猜测是有道理的。吗     

安大简《国风》的次序及“侯风”试解

安大简《国风》并非全本,各风次序与今本《诗经》不尽相同,但其相对次序值得重视。在安大简中,《秦》在《魏》前,与《左传》相合;在安大简中,《侯》在《魏》前,从其实际内容看,相当于《魏》在《唐》前,与传世古书的次序相合。有一种可能性的解释是《侯》即《唐》,安大简中关于《魏》《唐》的实际相对次序与传世古书并无二致,但安大简的抄写者误将“侯(唐)”“魏”的风名分别安到《魏》和《侯(唐)》之上。     

欧阳修佛教观“好名而欺心”辨析

张商英根据欧阳修号“六一居士”而排佛的行为,认为欧阳修“好名而欺心”,其实,细读《六一居士传》就可以发现:“六一一居士”之“居士”一词含义并非佛教用语中“居士”的含义,而是隐居不仕之意.另有人认为欧阳修主张排佛与为幼子命名为“僧哥”(“和尚”)的行为是互相矛盾的.关于这一点可以考察民俗来解释,因为民俗中自古就有以贱命为名,取其好养活之意.可以说,欧阳修并非“好名而欺心”,其佛教观一直到晚年都没有改变.     

“当代学术史研究”论坛闭幕式录音剪辑

余三定讲话我补充三个方面的意思。第一,《云梦学刊》关于“当代学术史研究”的界定。我在《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发表过一篇文章《学术史:“研究之研究”》,其中说学术史是关于研究的研究,或者说是关于学术研究的学术研究。“当代学术史研究”还有一个“当代”的时间限定。《云梦学刊》的“当代学术史研究”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当代学术发展的宏观研究。包括对学科发展、学术思潮流变、学术现象等的整体研究和描述。这是精确意义上的当代学术史研究。二是学者个案研究。学者个案研究就是选择一些当代著名的有成就的学者进行…     

蒲松龄的民族成分与历史上回回民族的变化

蒲松龄(1640——1715),清代文学家,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山东溜川(今山东溜博市南)人.能诗文,善俚曲,自幼热中功名,终生屡试不第.因一部《聊斋志异》而名扬中外,由此而引起世人对其生平、家世的研究、特别是关于蒲松龄的民族成分更是众说纷纭.就目前见到的有关文章、蒲松龄的民族成分有四说,即“回族说”、“女真族说”、“蒙古族说”、“汉族说”.1981年8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撰写的《薄松龄民族成分的四种说法》(以下简称《说法》)一文,就蒲松龄的民族成分四种说法,作了综合介绍.为了论述上的方便,现将蒲松龄回族说的有关内容摘录如下:     

“道”之“一”的哲学思想——以上博楚竹书《凡物流形》为中心

在先秦道家思想中，“一”与“道”既有区别，也有联系。“道”之“一”的哲学思想在上博楚竹书《凡物流形》中体现得最为丰富。“一”是《凡物流形》的关键概念，贯通于形上、形下和宇宙、人事之中，是生成万物的本根和万物存在的根据，而“流形成体”则是生成万物的基本方式。在竹书中，天地万物的生成具有循环论特征，并同时具有泛神论色彩。《凡物流形》的政治哲学以君主、圣人为论述对象，以“察一”“得一”“守一”为工夫，这三种工夫都具有“修身”和“治邦家”的功效，其中“察一”是全篇的重点和关键点。竹书由此阐述了外求与内求两种途径，并以心论为关键。《凡物流形》与许多传世文献和其他出土材料有相似之处，受到了《老子》的影响，它无疑属于道家著作，但目前不足以断定其为黄老学派的作品。     

历史语境中生命个体的悲剧──评王鸿儒“大唐系列”小说

王鸿儒的历史小说创作已逾十载，迄今已出版“大唐系列”小说六部，即“大唐之秋”系列──《盛唐遗恨》、《大唐歌妓》和《日落长安》人；“唐风晚唱系列──《风尘豪门女》、《风雪陵园妾》和《风流女道士》。这些小说出版以后，在国内外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深受唐文化影响并对唐文化仍有浓厚兴趣的日本，有学者进行专门的研究；台湾出版了由《盛唐遗恨》更名的《天宝遗恨》；国内发表了数十篇相关的评论文章。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在传统基地上构建新的艺术世界》及《大唐悲歌的现代吟唱》。前者认为，《盛唐遗恨》一书较好地揭示了李隆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