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柏格森生命哲学对梁漱溟新儒学思想的影响

1907年，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发表了《创造进化论》一书，建立了以“生命冲动”为核心的哲学体系。20世纪中国新儒家的儒化的生命哲学就是在柏格森哲学思想的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作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山，梁漱溟热烈地推崇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他用这一新传入的西方哲学思想来重新诠释儒学，从而也用儒学来改造西方哲学而使之“中国化”（实为儒学化）、目前研究中国现代哲学史的论著至多只是简略地提到相格森生命哲学对梁漱淇思想的影响，并没有对此作专题研究，本文试图弥补这一不足，以推动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的深人。一、柏格森的生命冲动…     

论柏格森生命哲学对梁漱溟新儒学思想的影响

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于1913年经《东方杂志》的介绍而传入中国,1919年至20年代初在中国哲学界广为传播,成为影响中国哲学界的“显学”之一。20世纪中国新儒家的儒化的生命哲学就是在柏格森思想的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作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山,梁漱溟热烈地推崇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不仅在西方哲学史上是“迈越古人”,而且是替儒家学说的复兴“开了先路”。帕格森的生命哲学启迪他用这一新传入的西方哲学思想来重新诠释儒学,从而也用儒学来改造西方哲学而使之“中国化”(实为儒学化)。他在1921年发表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就是儒化的生命哲学的一部代表作。 目前研究中国现代哲学史的论著至多只是简略地提到柏格森生命哲学对梁漱溟思想的影响,并没有对此作专题研究,本文试图弥补这一不足,以推动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的深入。     

论梁漱溟的儒学观

“五四”运动以来,梁漱溟怀着对中国和人生两大问题的忧思,强调行重于知,以“践形尽性”概括儒学的真精神;同时以西方生命哲学来诠释他的儒家哲学,开启了现代新儒家“援西学入儒”的先河。梁漱溟坚守儒学理性主义的传统,认为儒学在近代中国虽然遭受重大挫折,但是未来儒家学说必然重光于世界。     

自由儒学与自由主义儒学——评《自由儒学的先声》

在主题化儒学浮上台面的当下，郭萍的《自由儒学的先声——张君劢自由观研究》凸显了一个新命题——“自由儒学”。郭著尝试为自由儒学提供一个完备解释，而不愿将之作为一种政治学说来处理，这在现代自由理论中是较为罕见的。从比较克制的意义上讲，其研究开启了儒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但上述特点也造成了郭著的三个局限。首先，以主体性哲学来为自由奠基，只能导向一种完备哲学教条的建构；其次，郭著偏好性地引证了罗尔斯的“正义论”，而没有注意到其“政治自由主义”；最后，郭著的理论意欲盖过了实践冲动，其致思方向需要反思。     

论柏格森哲学

论柏格森哲学黄颂杰“五四”时期，柏格森哲学和实用主义、马赫主义同是流传到中国的最有影响的西方哲学派别。１９１９年梁启超在巴黎会见过柏格森，对他深表钦佩，梁所组织的尚学会翻译了柏氏的三本主要著作。陈立夫的“唯心论”、梁漱溟的新儒学都吸取了柏格森的生命哲...     

在中西哲学的融合中重建儒学——梁漱溟新儒学思想探析

对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梁漱溟的新儒学思想,进行了理论上的分析,指出梁氏思想具有中西哲学融汇的特点。杨文认为,梁漱溟思想既受到近代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制约,又以传统文化为其历史根据,在总体上表现为儒学、佛学与叔本华、柏格森的思想之融合。儒学中的“王学”构成了梁氏哲学体系的传统根基,柏格森的直觉主义与叔本华的意志主义则从另一侧面制约着其体系的建构,此二者的结合使梁氏完成了重建儒学的尝试,但个中的理论缺陷,却又给后人留下了若干值得注意的见解及理论思维的教训。     

简论董仲舒对儒学的齐学化

董仲舒是汉代著名的儒家学者,长期被历史学家称为“醇儒”,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一直受到儒家学者之推崇。但细检董仲舒之思想,虽有对孔孟儒学之继承,但更有对齐文化中各种思想之吸收,董仲舒的思想绝非对孔孟儒学的简单继承,而是将鲁文化之儒学与齐文化之公羊学、阴阳家思想融合为一的结果,也可以说,董仲舒完成了对儒学的齐学化工作。     

梁漱溟生命化儒学的历史内涵与现代意义

在本世纪初中西方思想文化激烈碰撞之际，梁漱溟为复兴儒学，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引入儒学，使儒学获得了新生命。他从儒家思想中发掘出不为特定时期和社会形态限定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东西，这构成了２０世纪新人本主义的初始环节。梁漱溟深刻认识到了西方社会的弊病和极端唯科学主义的危机，试图以人文关切扫除理智的冷酷，让伦理情谊温暖人心。同时重建儒家道德主义传统，给现代化事业筑立一个精神根基，为人们找回安身立命之所，以回应西化派的挑战。     

余英时儒学“现代游魂”说

现代儒学的困境正在于儒学面临着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化”建制基业全面崩溃，以及儒学只能成为“托之空言”的论说，而不再是一种“见之行事”的生活方式，更丧失了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能力，这是历史的必然。余英时认为。近代以来，儒学“死”去之后已成为一个找不到也不可能找到附体的“游魂”了。余英时认为儒学的出路不在于重新寻求建制化的“上行路线”，如康有为的“孔教”论述，也不是现代新儒家儒学“哲学化”的努力，而在于“下行路线，”即日常人生化。     

熊十力的新易学

熊十力创立了自己的新儒家思想体系——新易学，成为现代新儒学大师。一、“归本《大易》”的现代新儒学大师熊十力对中国传统的儒、道、释三大家思想作了深入的研究，最后“归本《大易》”，完成了他独特的哲学本体论建构。他的哲学本体论建构，学术界一般认为1932年其《新唯识论》文言文本(原名《境论》)正式出版就已宣告完成，这是不妥的。他自己在1952年删定的《新唯识论》(壬辰删定本)的《删定记》中就明确指出：“《新论》文言本，犹融《易》以入佛。至语体本，则宗主在《易》。”即使1944年出版《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其哲学本体论建…     

梁漱溟新儒学政治观探析

梁漱溟的新儒学政治观在现代史上诸多政治思潮中独树一帜。它以现代新儒学思想作为理论前导 ,以中国社会特殊论为国情认识基础 ,以乡村建设为具体实现途径。梁漱溟的新儒学政治观在理论上陷入了文化决定论和中国特殊论的单一化思维 ,在实践中也因没有抓住实质问题而难以成功。但其爱国主义精神和儒家实践精神令世人赞赏。     

梁漱溟思想胚胎之发育及其影响——从《究元决疑论》说起

目前学术界对梁漱溟的研究多侧重其文化思想方面。文化及其比较研究固然是梁漱溟理论体系中最成熟、最有影响的部分,但仔细考查梁漱溟思想的发展脉络,他关于文化的种种重要学说、关于“中国问题”的种种解决办法以及关于他由佛到儒的转变等等,都可以从他的早期思想中找到端倪。本文试图对梁漱溟的思想胚胎,即早期的佛教人生观予以剖析,可望揭示出他的思想发展之轨迹,以及对整个现代新儒学思想之发展的影响。 佛教思想在梁漱溟的思想发展历程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在晚年还一再申述:“内心仍然是持佛家精神,没有变。变的是我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在梁漱溟早期佛教人生观中蕴含了以后思想演变、发展的种种内在契机。因此,研究梁漱溟早期的佛教人生观十分必要。     

直觉与理性--梁漱溟对儒家理性概念的新诠

梁漱溟提出"直觉"和"理性"两概念,对传统儒学的良知本心思想作了现代诠释,把儒家所言心、知(或智),理解为一种"情意之知",或以"情意"活动为主体的体证和自觉作用.梁漱溟后期讲"理性",特别强调儒学的心、知论与西方哲学基于知、情对峙立场的理性和本能概念之区别.梁氏的新诠,既赋予了儒家良知本心概念以新的、现代的理论形式,同时亦对它的独特的理论内涵作了清晰的界定.它对我们从现代哲学的角度重新审视儒家哲学,把握其精神实质,仍有着很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返本开新”与“中体西用”——港、台新儒家对洋务派的承接和超越

现代新儒家是五四以后颇有影响的思想派别。在当代港台学术界,一般认为,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钱穆、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是现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其中梁漱溟、熊十力等称为第一代新儒家,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人则称为第二代新儒家。本文试图把洋务派与港台新儒家作一些比较,从而显示他们之间的思想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新儒家略作评价。一“中体西用”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毋庸赘言。但“返本开新”是什么意思呢?牟宗三的追随者王邦雄曾有一个简明的界说:“返本者,返传统儒学之本,对自家文化能自作主宰;开新者,开科学民主之新,使西学中国化而为中国所用。”可见,新儒家通     

梁漱溟与柏格森哲学(上)

梁漱溟思想和柏格森哲学的关系,在本世纪五十年代“批判梁漱溟”运动中多有人论述。其时,人多以为梁漱溟属柏格森一派的唯意志论。三十年过去了,这种印象仍未消除。吕希晨所著《中国现代哲学史》一书亦从此种角度出发分析梁漱溟的哲学。虽然这些论述都有偏颇之处,但梁漱溟思想和柏格森哲学有关系已为学术界许多人认定的结论。连梁漱溟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在《朝话》一书的《中西学术之不同》一文中他说过:“中国儒家、西洋生命     

中国哲学的重建——成中英新儒学述评

一、成中英是不是现代新儒家 成中英是不是现代新儒家?学术界存在较大分歧。黄克剑等人把他看作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而港台相当一部分学者却认为他不是新儒家。产生分歧的原因显然在于对现代新儒家概念的不同理解上。目前,要给出现代新儒家一个一般性的概念,看来很难。但我们可以揭示其基本特征,从而给这个概念一个大致的界定。 简单地说,同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其它思潮相比,现代新儒学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坚持儒学本位立场,力图复兴儒学。这是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杜维明、刘述先等三代新儒家学者极为坚定的立场,是他们的共同思想取向,也是现代新儒学之所以为新儒学之处。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另两大思潮的马列主义、自由主义同现代新儒学的根本分歧也在此处。马列主义主张对儒学批判地继承,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则对儒学基本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这和现代新儒学“为往圣继绝学”的心态和感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现代新儒学的第二个特征是吸纳佛学和西学,并对儒学进行了理论上的创新和发展。近代儒学的颓废没落和中外文化的剧烈碰撞,这使现代新儒家必须也可能借助其它思想来更新发展儒学。早期,梁漱溟、熊十力由佛归儒。梁吸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形成了独特的东西文化比较思想;熊则建构了     

人生意义的哲学沉思——方东美思想论略

人生哲学是方东美新儒学思想的基本内核。首先,方氏将现代西方的生命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建构了以生命为元体的人生价值本体论,这是他人生哲学论的基础与前提;其次,方氏考察了“小我”与“大我”的二重关系,这构成他人生哲学论的重要内容;再次,方氏还具体论述了人格的培养与完善问题。但他在科学文化的创造过程之外谈理想人格的培养,又是缺乏现实性品格的。     

东林视域下的《天主实义》与“补儒”困境

东林学风之兴与西学入华，是明清之际颇为突出的两大社会思潮，而作为儒家时学引领者的东林人士，又与代表西学的耶稣会士，共同践行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实质性的中西文化思想对话。就学理言，儒学与西学存在根本性冲突，利玛窦通过降格太极和回溯“意志之天”，欲置天主于更高哲学范畴，这本与东林立场绝然龃龉。而东林基于广泛化格物与身心互为体用的思想新机，摄取《天主实义》哲学架构的首尾两端：本体实在与为善禁恶，对西学作重构性解读，终促成主流儒学立场以求同存异之心对待西学的突然闯入。然而，利玛窦“合儒”成功的同时，其自身的文化异质性亦渐受儒学思维范式之消解，《天主实义》第七篇专论性善，以分疏“良善”与“习善”重塑天人关系，正表达了西士试图突破东林视域的努力。但在天人二分的思维执定之下，西士们无法供给儒者渗透与涵摄宇宙的有效心灵之径，终陷入“补儒”困境，走向影响力的式微。     

关于当前大陆新儒学问题的三封信

近几年来,大陆新儒家的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十分活跃,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必须指出的是,大陆新儒家的一些学说和主张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是不相符、不相容的,许多观点和主张在学理上是荒谬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其一,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把中华文化经典的诵读等同于“儿童读经”,并把“儿童读经”作为在中国复兴儒学(教)的基础性工作,企图以“复兴儒学(教)”来替代中国近现代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这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提高青少年的民族文化素养和思想道德素养,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教育目标是相背离的。其二,大陆新儒家提出“儒化中国”、“儒化共产党”、“立儒教为国教”、“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等观点和主张,这对我国现行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提出了公开挑战,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和注意。种种情况表明,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已成为现代新儒学运动新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的出场,标志着现代新儒学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必须关注和重视对大陆现代新儒家及其学说的研究。需要强调的是,对传统文化和儒学的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继承中华优秀民族文化,摒弃传统文化中反人民、反民主的封建糟粕,旗帜鲜明地反对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儒化论。只有这样,儒学研究和弘扬民族文化的活动才能健康地向前发展。     

"宗教为道德之体,道德为宗教之用"——论贺麟的宗教思想

贺麟在中西哲学思想融会之下诠释儒学，认为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应循哲学化、艺术化和宗教化的途径迈进。其中途径之一——儒学的宗教化，是贺麟研究儒学与宗教的会通点。作为中国文化之体的儒家伦理应得到西方文化之体，即基督教思想的补充，因此贺麟提出“宗教为道德之体，道德为宗教之用”的命题。并对中国传统的伦理概念作了宗教化的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