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民族主义的双重面相与历史难境——以天津商人与抵制日货为例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之后,中国各界民众掀起规模颇巨的经济绝交运动。天津商人的经济绝交运动不如上海等地激进,呈现出较大的被动性。津商与其他抗日团体之间,趋同与离异并行不悖。商人对"国权"与"私利"的双重考量,贯穿于整个运动期间。只有体悟民族主义运动中商人的特殊境况,方能理解其悖论性表现。商人既为苟苟营利之徒,此乃他们的职业特征,同时又往往是民族主义者,这是他们的国民身份使然。     

关于“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

<正> 史学界对“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看法有分歧。这个问题关系到对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策略的评价,也关系到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的分期问题,必须弄清。一、“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但并未立即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九一八”事变后仅百余天,日本帝国主义就侵占了我国东北。此举是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第一步,是对中华民族的重大打击。面对日寇侵略,中国的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坚决要求抗日;民族资产阶级也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党营垒也发生了分化。这都表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了,国内阶级矛盾下降了。但是,中日民族矛盾并未因日本占领东北三省而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主要是因为:     

“一·二八”事变爆发前夕的青岛日侨暴动探析

1932年1月12日,青岛日侨以本地《民国日报》刊登有辱日本天皇的新闻为借口,相继捣毁报社及国民党青岛市党部,导致当地局势骤然紧张。日侨暴动并非一时的情绪失控,其目的在于不仅要干扰中方的反日救国运动,更要为日军出兵寻找借口。但是,暴动并未获得日本政府的支持。在中日双方的紧急交涉下,暴动很快得以平息,并未演化为武装冲突。此次暴动的发生与处理结果,对"一·二八"事变爆发前夕国民政府制定对日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干扰,间接但却有效地配合了日军在上海的行动。     

潜伏与虚弱:全面抗战爆发前后的华北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执政后,完备的地方组织乃是实现其领导的重要前提,然而华北各党部面临地方实力派的抵制,无法扎根基层。紧接着日本又发动"九一八"事变,继而策划华北五省自治,使得国民党在内外交恶的政治环境中,难以顺利开展工作,华北党务的发展局限于个别地区的潜伏活动。随着抗战全面爆发,国民党开始恢复和整顿华北地方党部,但由于战事的演进和日军的压力,国民党在华北的党务仍旧虚弱无力,甚至陷入停顿。全面抗战爆发前后的华北国民党组织的潜伏性和虚弱性,导致其抗战伊始就无法承担起在华北领     

史量才与上海市地方协会

上海市地方协会 (前身为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 ) ,是 2 0世纪 30年代由上海金融工商文化各界领袖人物组成的一个地方精英组织。本文对 1 932— 1 934年间史量才领导、参与上海市地方协会开展的主要活动进行考察 ,进而对当时上海市地方协会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作简要探讨 ,认为上海市地方协会的出现是 2 0世纪 30年代初日本入侵造成国民党政权权威衰落的特定背景下 ,上海资产阶级重新崛起的重要表现 ;史量才被刺 ,上海市地方协会被国民党控制 ,实际上是国民党政府压制上海民族资产阶级以重建国家权威的必然结果。     

1931—1937年苏联的远东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苏联采取"不干涉"的中立立场,这是由于苏联当时国内外条件所限,也是为了达到避战自保的目的.德日防共协定的订立使苏有两线作战之忧,继续保持中立已不可能.<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对中国抗战是极大的鼓励与支持,对日本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苏联也开始走上援华道路.     

"九·一八"事变后中间势力的双重觉醒及其影响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开始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趋势.国难当头,中间势力实现了民族、民主意识的双重觉醒,他们对日经济绝交,主张抗日救亡,推动了中国民主运动的开展,对"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政治走势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不抵抗主义”剖析

<正>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七个年头中,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侵华始终采取了一种奇特的对应政策,即不抵抗主义。正是这个主义,解除了国民党北方军队的武装,使中国丧失了东三省领土,造成了华北危机,并导致了芦沟桥事变。对日本的侵华,举国愤慨,国民党军政要员也发表了不少声明和演讲,但语多灰色阴沉,即或有慷慨激昂之词,也是空话,毫无抗日主张和计划。事变的第二天,吴铁城在北平召集省市两整委会谈话时说:“希望对日军占沈事,以慎重沉着态度,表示意见。”(1931年9月20日《申报》)9月22日李石曾在北平市党部扩大纪念周上讲:“沈阳事件,吾人可证实国人须和平奋斗,不要感情冲动,须团结内部,一致抗日,自可成功。”(1931年9月22日《申报》)外交部长王正廷,则完全寄希望于国联的裁判,9月21     

论1929-1931年的人权运动

1927年4月,蒋介石集团发动"四一二政变",随后国民党政府建立起一党专政的统治制度。为抗议国民党的独裁体制,以胡适为核心的"人权派"自由知识分子以《新月》刊物为阵地,发起人权运动,宣传"人权"、"自由"、"法治",抨击国民党的训政体制。由于运动本身存在的局限,以及在"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要求团结一致抗日的形势下,运动未能取得成功,但运动的发动及人权理论的宣传,仍然在现代中国的民主宪政史和政治思想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论1931-1937年江苏抗日救亡运动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救亡的烈火在江苏大地熊熊燃烧。7年中,中国共产党引导着这一运动的走向,而青年学生始终是其中的先锋队伍,江苏各地抗日救国会则是主要救亡组织。抗日救亡运动使江苏各阶层人士普遍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党组织和青年学生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广大群众激发了抗日救国的热忱。同时,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敦促其对日政策的调整和改变,并驱使其走上抗战道路。     

抗战时期中共对国联的政策研究

20世纪20年代,毛泽东提出国际政治"两大势力"论,指出国联为国际强权者的联合,是"反革命的大旗"."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反复揭露国联的帝国主义本质,竭力消除国民党散布的对国际联盟的幻想,号召民众起来驱逐一切帝国主义出中国.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共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适时调整对外政策,在独立自主原则下支持国联并促其对侵略国家实施制裁,提出在不损害中国领土主权条件下可利用外资进行国防与经济建设.     

从“反日”到“抗日”：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对日口号的变化（下）

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中共的对日口号经历了五个阶段的变化，主导的趋向，就是从“反日”转向“抗日”。“抗日”与“反日”两种口号，均出现于1928年济南事变触发的反日风潮中。日本占领东北，由于国民党表示“抗日”，中共针锋相对，以“反日”为号召，并与反蒋联动。经过承认东北、华北及上海民众士兵的“抗日”，到逐渐对党外使用“抗日”的名义，进而打出“抗日”的旗帜，两种口号内外有别，长期混用，分际日见淡化。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共产国际统一战线策略的调整以及中共领导权的易位，中共中央针对民族矛盾急剧上升的危局，顺应舆情民意，从坚决反日反蒋的国际阶级路线逐渐调整到与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一切党派合作抗日的民族战争的轨道上来，使得全面抗战来临之际全体中国人集合在“抗日”的旗帜下，同仇敌忾，一致对外。     

论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的侨教救济运动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南洋形势日益险恶,大批侨校师生相继返国。为稳定民心,争取侨援,国民政府在抗战后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侨教救济运动,采取各种措施救侨安侨。这一运动增强了海外侨胞对政府的信赖和对祖国的向心力,有利于抗战事业的顺利进行。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国家纪念日的增设与民族主义的彰显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从传统和现实出发增设国家纪念日,成为民族主义宣传的重要媒介和抗战动员的重要手段。国民政府通过在"九一八"事变纪念日、"七七"事变纪念日、孔子诞辰、民族扫墓节等新增的国家纪念日召开纪念大会,组织募捐、素食等社会活动,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以及纪念话语的"国难"叙述,不仅有助于激发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民族主义情怀,而且有助于动员广大民众共赴国难,积极投入到抵抗外来侵略的各种活动之中。     

论“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

论“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王静“两广事变”又名“六一运动”，是由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领袖陈济棠和李宗仁领衔，以逼请国民党中央领导抗日为名而于１９３６年６月１日发动的一次反蒋事变。事变历时三个半月，终以蒋介石与广西地方实力派签订条约而和平解决。自国民党开展“...     

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 "叙拉古情结"——以胡适为中心

作为现代史上涉足政治最深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爱惜羽毛" 的胡适难掩其对政治的浓厚兴趣, 他的政治野心屡受打击, 却百折不挠. "四一二事变" 后, 在客居上海的三年半时间里, 胡适与政治权力之间历经从疏离、 接近、 受挫再到反抗、 放弃和妥协的心路历程. 胡适在上海期间与国民党的话语权冲突, 源于其逼仄的生存空间以及欧美宪政理念与军事强人政治的分歧, 体现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的追求, 是 "叙拉古" 母题下 "知识分子遇到政治" 的典型样本.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韩国独立运动派系矛盾的调处及其影响

抗战时期，中国国民政府出于扶弱济贫的道义和联合东方弱小民族共御强敌的需要，对韩国独立运动给予了深切同情和大力支．持．力促独立运动各派之间的团结。但是，由于国民政府援韩政策的运用失当以及国民党内部的宗派纷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援韩的效果，使得国统区韩国反日独立力量未能实现真正的团结统一。     

民国时期国民党在新疆的党务活动

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国民党开始进入新疆,先后经历了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执新时期的曲折发展过程.1943年,国民党新疆省党部重建,这为国民党在新党务活动的开展提供了组织基础.1947年初,国民党新疆省党部召开了第一届全省代表大会,它是国民党在新疆历次党务活动的一次总结.     

鲁迅著作和鲁迅研究在东北

鲁迅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他生前虽然没有到过祖国的东北,但却始终关注着东北同胞的命运。特别是“九一八”事变,更激起了鲁迅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憎恶和对东北人民的深切关怀。他撰文痛斥日本侵略者和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揭露和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政策。他热情地关怀和帮助流亡到上海的东北青年作家,对他们反     

哈尔滨电车工人的抗日斗争

(一)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武裝侵入我国东北,作为实現其蓄謀已久的独占中国、称霸世界的侵略野心的第一步。“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我国的民族危机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整个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已瀕于危亡的边緣。可是,代表大地主大資产阶級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政府,依然实行卖国投降的反动政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实行不抵抗主义。命令东北軍撤出东北;对全国人民轟轟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