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七年”文学中的日常生活书写

"十七年"文学对"日常生活"的书写总体上呈现出一体化的面貌,"反日常生活"是其主导的书写方向。从人物形象的建构到生活空间的营造,从对性别的想象到对物质的阶级属性的归类,这一时期文学建构意识形态化的"日常生活"的话语策略是全方位的。不过,在政治允许的限度内,"十七年"文学中也存在一些真实的日常生活书写,它们的存在不仅丰富了"十七年"文学的日常生活书写,而且也意味着文学对日常生活的真实书写可以对政治的构造起到反作用。     

论“十七年”小说的情感教育与伦理叙事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间的社会主义建设不仅是深刻的政治、经济革命,而且是深刻的道德伦理革命。在"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中国农业社会以血缘、亲情为轴心的传统家庭伦理秩序被打破,人们的情感方式、道德意识、伦理观念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建国后"十七年"文学承担着"教育和改造人民"的历史使命,这一时期小说中的父子关系、夫妻关系等显示着当代中国社会感情矛盾与伦理冲突的整合与转型,解读"十七年"小说的情感教育模式和伦理叙事方式对理解20世纪中国家庭伦理的"最后之觉悟"具有深刻的人文价值。     

中国当代文化变迁与文学理论的范式转换

在政治一体化的20世纪50-70年代,认识论诗学占据了当代文论的核心.这一理论范式在外部受到政治工具论的文学观念的强大压力,在内部强调绝对理性对感性情感的主宰,结果严重忽视了文学的审美特性.80年代的思想启蒙运动推动了当代文论的审美自觉,情感本质主义和形式主义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理论的主导范式.相对而言,前者更注重人的感性解放,后者更强调文本的独立自主.90年代之后,市场化进程导致了传统政治意识的淡化、启蒙思想阵营的分裂以及消费主义大众文化的兴起,"纯文学"开始面临生存的危机,于是作为超级学科的"文化研究"应运而生,有望成为新世纪文学理论的主导范式.     

“毁灭意识”和“自我表现”——对五四时期一种“自我表现”式态的考察

"五四"时期是一个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突变的非常时期.经由这一时期,整个中国的思想、政治、文化、心理都产生了巨大而又深刻的变化."五四"时期思想文化意识的突变集中表现在对已往一切封建思想、文化意识的否定、反叛和对人——自我的发现、张扬.这是"五四"时期整个思想文化意识领域内始终回荡的核心主题."五四"的这种时代精神和社会心理,尽管同"五四"时期的文学主题之间并不呈现为一种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但"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在这种"精神的气候"影响下,"五四"时期的文学不论是问题小说、教育小说,还是婚恋小说、叛逆小说,其内容的深层,都包隐着这种"毁灭精神"和"自我张扬"的内涵.     

近20年台湾文艺思潮导论

"解严"前后至今是当代台湾社会和政治剧烈转型的历史时期,也是当代台湾思想转折的年代.如何理解和描述当代台湾思想史的这一重大转折的脉络,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这一时期台湾地区文艺思潮发展十分复杂,"后殖民批评"、"本土论"和"左翼论述"三大理论思潮相互绞缠,各种"台湾论"竞相登场,相互角逐,交锋辩证.一系列的充满歧义的话语显示出理论的紧张与思想的焦虑.     

“十七年文学”爱情叙事模式探析

"十七年文学时期",由于片面夸大人的阶级性,忽视了人的共性,爱情已经被权力异化,爱情只不过是"十七年文学"中社会主义革命、政治或建设主题盛宴的佐料和点缀,可有可无,主流意识形态以其强大的张力使得爱情的心声淹没在高亢狂热的政治话语之中,即使出现爱情的因子,也被披上了"政治"的外衣,主人公对爱情的选择与追求实际上象征着其政治理想的归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心灵的归属.     

王实味事件与"十七年"文学批评的政治化

"十七年"文学批评的政治化在1942年的王实味事件中已初具规模:批评对象由文学文本转向作者的政治"罪名",批评主体从独立的评判者转变为对意识形态高度认同的政治群体,在批评方法上,将政治定罪作为逻辑起点和终极结论,对批评对象进行有目的的阐释.在中共意识形态初步确立的延安时期,这种文学批评可有效清除"异己",有助于建构"清洁"和"一致"的政治话语,但它在"十七年"的延续损害了文学批评的本体功能,使"十七年"文学批评的政治化痕迹愈益深重.     

启蒙:政治哲学的解读

启蒙时期的政治理性开启了近代政治理性主义的先河。以往的研究尚未从政治哲学高度对这一时期的政治理性进行过整体把握。如何从政治哲学视角把握这一时期的主要思想乃是当今政治哲学研究的一大课题。挖掘启蒙时期的理性及其与当代政治哲学发展之间的关联,对于推进这一学科的系统化建设和评判现实的政治合理性不无裨益。     

新民族国家与“十七年文学”的身份认同

"十七年"的基本身份特征是新民族国家的成立和发展.这深刻地影响到时代的整体文化状况,也对文学提出了新的身份要求.这一要求的最直接体现者是作家.由于新文学传统等因素的影响,许多作家的转换非常艰难.那些完成了身份转换作家的创作构成了"十七年文学"的主流,体现了与时代身份的高度认同.由于"十七年文学"身份认同的基本方式是政治改造,其过程艰难,结果也是不彻底的.这决定了它既呈现出单一的顺从特征,又有复杂的多层面构成.这要求我们对这时期文学进行评价时,既要关注其外在和主流面貌,更要关注其复杂和深层世界.     

共和国前三十年中国狄更斯学术史研究

共和国前三十年指1949到1979这一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我国狄更斯研究的总体水平尚不是很高,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首先,它完成了一种时代性的大转向。其次,它为今后的狄更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三,在具体的研究方面它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和成果。这一时期我国的狄更斯研究具有始创性、介绍性、侧重具体作品的分析和鲜明的政治色彩等特点,可以分为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三个阶段。     

社会转型期的童年叙事经典：论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叙事共同体

维多利亚时期及其前后（1830-1914）史称英国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然而长期以来评论界对这一时期的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叙事成就的研究大多偏重于儿童幻想叙事（童话小说），对于其他类型的文学叙事则关注不够。事实上，这一时期的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创作在前所未有的工业革命时代语境下形成了一个具有共同读者对象、共同价值取向和相似艺术追求的文学共同体，具体包括以“重返童年”为特征的三类童年叙事、女性作家的童话叙事、少年校园叙事、少年历险叙事。本文致力于从当代中国视阈对这一时期成就斐然、影响深远的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叙事共同体进行全面、系统的共时性考察。     

《讲话》之变:传播学范畴中的文学转型

传播是文学活动的重要因素,是实现文学作品社会属性和"审美现实"的关键环节.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着眼于文艺的社会属性(政治属性),围绕文艺为什么传播、对谁传播以及如何传播等问题展开论述.政权的保障使政治意识形态对作家的"征询"成为强制性力量,作家必须自觉接受<讲话>的指导.用通俗易懂的文学形式表达"政治议程"设定的主题.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政治启蒙".宣传党的政治意识形态.解放区和十七年文学创作实践了<讲话>精神,"为政治服务"的传播目的、广大读者低下的文化水平和特殊的社会心理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特殊传播环境决定了这一时期文学通俗化、大众化以及创作模式雷同化的特点,具有工业社会"文化快餐"的典型症候.     

论20世纪90年代两岸童话形式的转换机制

20世纪90年代两岸童话形式经历了由非常态形式向常态形式转换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还出现了童话文体与其他文体融合的模糊文体,形成了这一时期两岸童话文体摇曳多姿、多元共存的局面。由非常态形式向常态形式转换的机制是否定的机制;由单一的确定的童话形式向多元的非确定的模糊形式转换的机制是浑沌机制。     

略论青年毛泽东的哲学思想

1911年春,毛泽东离开家乡韶山到长沙求学,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三年是毛泽东人生道路和思想发展的一个独立和重要阶段,他后来自己回忆:"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国家独立,政治民主,国力富强是近代中国历史和思想史的主题,它要求每一个有爱国之心的先进中国人作出自己的回答.青年毛泽东对这一历史课题作出的积极、负责、然而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答案,构成他这一时期思想发展的哲学思想.     

现代民族国家话语与民间文学的理论自觉(1949—1966)

民间文学由于其在延安时期对于革命的重要意义,在新中国成立后被纳入"革命中国"构建的进程,成为文学接驳国家话语的重要场域。民间文学在表层政治权力话语的影响中成为"人民文学"的核心与中坚,但不容忽视的是这一时期民间文学深层运作的理论自觉,在这两者中形成了一定的张力,逐步酝酿并形成了1949—1966年民间文学领域独特的"口头性"话语。     

北洋政府时期教育总长群体考察

教育总长是北洋政府时期最高教育行政长官,其学识、能力等对全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进程和走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对这一时期教育总长产生过程和任职情况的考察,我们发现:教育总长的选任基本上秉承了"学问"和"道德"并重原则;政治派系的力量消长直接影响了教育总长的去留;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军阀割据和混战则是教育总长频频易人的根本原因。     

略论印尼廿年代小说创作的成就

印尼二十年代的文学是指从1914年开始至1932年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二十年代对印尼新文学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是印尼新文学刚刚诞生并取得一定成就的时期,其中长篇小说的成就尤为突出。     

政治意识与人性的悖论、融合－解读《红豆》

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复杂微妙。文学既不能单纯成为政治的传声筒 ,又不能成为脱离生活意义的纯文学。产生于特定年代的《红豆》既囿于一定的政治环境 ,又对人性有所丰富和发展。为此应给予《红豆》客观的评价。在题材上 ,既是对 30年代“革命 +恋爱”主题的延续 ,又是对十七年文学中 ,描写革命战争或现实生活 ,迅速及时地配合政治需要的文学主潮流的一种背离     

“诗性”之维:论五四小说的“文体互渗”现象

五四时期,现代文坛涌现一批富有"内倾型"人格质素的作家,其主观幻想和孤寂善感的特点决定了话语风格趋向个性化和诗意性,在文学创作上多表现为日记、书信、童话、诗歌等极具个性色彩的抒情型文体形式。五四时期日记的"私语"体式、书信的"倾诉"体式、童话的"想象"体式和诗歌的"抒情"体式正是这种"内倾型"人格质素的外化。它们在与五四小说的互渗融合中形成了独特的叙述修辞,如复合叙述视点、感伤氛围渲染和自然意象叙事。该叙述修辞映现了这一时期创作主体独特的生命情怀,即自由自适的心性、青春的忧郁以及超越现实的姿态,烛照出五四时期创作主体普遍诉求的存在维度——"诗性"之维,标识着中国现代小说"文体互渗"现象发展变迁的本质性和规律化内容。     

改编的精英化转向与电影精英意识建构——精英文化语境下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改编电影

20世纪80年代文学改编电影的精英化表征,契合了 1978年后内地文化精英化转向的总体趋势.这一时期,众多的电影人热衷于将文学作品改编为电影.其中既有对经典文学文本的改编,也有对"伤痕文学""寻根文学""改革文学"的改编..改编电影中,对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群体的银幕展示,标示着精英群体再次走向时代前台;对爱情与青春题材的改编,彰显着这时期人性复归思潮的文化力量;而"文化寻根"和"文化重建"语境下的改编电影,则成为这时期文化精英群体寻找与构建中国新文化体系的重要影像表达.同时,20世纪80年代的电影精英化意识,不仅深远影响了"第四代"和"第五代"导演的创作,还在"第六代"导演的作品中继续发挥着精神余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