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制度强制性变迁背景下农村社会结构演化趋势研究

农村改革的核心是土地制度，农地制度改革对农村经济社会结构演化有重大影响。纵观1978年以后我国农地制度改革历程，清晰呈现了国家对农村土地的放权和农民土地权利扩大同向进行的特征。在“农地改革-农村社会结构”互动分析框架下，将农地制度变革、人口流动、土地流转和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看作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发现农地制度变迁不断强化农民的土地权利，激活土地的财富效应，进而凸显农村的人口推拉效应，推动农村社会结构的重构。存量农民、农民工、农业规模经营者和下乡市民四类人群在农村土地制度产权化改革进程影响下的行为选择及后果，会引发农村社会结构的重构与变迁。     

农村新兴中农阶层与“三农”问题新解

在农村人口流动、职业分疏和阶层分化不断加剧的背景下,我国"三农"问题出现了新的形态,表现为农村持续和谐稳定与国家政策如何在农村有效贯彻实施、农民各阶层关系如何整合、农业增产增收与国家粮食安全问题等方面。解决这些问题,除需要国家的制度、资源和政策输入外,还需要调动农村内部主体的积极性。由于农村新兴中农阶层的主要利益关系在土地上、主要社会关系在村庄里,以及收入水平在农村属于中等,他们在农村政治社会事务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能够接应外部输入的制度、资源和政策,从而在一定意义上成为解决问题的村庄主体。     

改革开放以来党调动农民积极性的途径分析

农民问题是关系国民经济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党对调动农民积极性进行了不懈探索，这深刻体现在党对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强大政策上。调动农民积极性不仅是农业生产发展的前提，而且是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基础。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建设，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深刻剖析党调动农民积极性的途径，即：利益刺激、制度解放、引导和教育农民，势在必行。     

农村党支部角色刍议

在实行村民自治制度以后，我国农村基层形成了“乡政村治”的基本政治格局。所谓“乡政”，是指以乡这一级作为国家基层政权单位，代表国家，负责执行国家政务；所谓“村治”，是指以村这一级作为社会自治单位，代表农民，负责治理农村内部事务。目前乡镇政府同村委会的关系不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而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协助与合作关系。这种变化的确给乡镇政府行使国家管理权和推行政务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从制度和组织机理来看，之所以出现这种困难，根本的原因在于授权方式的不同。     

重读税费改革:国家、集体和农民关系的视角

税费改革及其配套的改制政策在乡村社会的治理实践中将农村基层组织和农民双双从村集体中释放了出来,加速瓦解了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中"统"的力量和融于集体之中的村落共同体意识,促使农村基层组织退出了农村公共品的统筹领域,也使农民退出了农村公共品的合作供给,致使后税费时代的乡村社会面临着极大的治理困境.集体的渐行渐远,改变了国家与农民打交道的间接方式,而村治困境的存在亟待新"集体"的回归,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的调整.     

试析农村社会安全运行机制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是影响农村社会安全运行的经济因素；制度建设的严重滞后，是影响农村社会安全运行的制度因素；农民的利益诉求渠道不畅使矛盾升级，是导致农村社会不安定的现实因素。     

农民社会保障权的实现与农村反贫困

社会保障权是社会成员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基本生活保障的权利。社会保障权作为基本人权，被现代宪法确认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理应人人享有。由于我国独特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农民社会保障权缺失，这不仅带来了社会的不公平，而且导致因老而贫、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在农村频频发生。农民社会保障权与农村反贫困存在着正向关系。夯实农民社会保障权的制度基础和物质基础，既是宪法权利的必然要求，又是农村反贫困战略的重要举措。     

论国家与农村社会良性互动的路径--农民的政治参与

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长期以来是国家单向的强制关系,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的独立、自主意识日益增强,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也就成为相互影响的双向互动关系.这种互动的最佳途径也就是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民政治参与.但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国家与农村社会互动的效果还不是很理想,农民制度化的政治参与还存在很多问题,同时也有大量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的存在.这就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来使农民政治参与健康地发展,促进国家与农村社会的良性互动.     

从支配到对话:国家权力在农村村落的运行轨迹

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既是当时特定环境的产物,也包含着党和国家对二者关系的积极探索.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即国家权力对村庄的控制,由全面直接控制,到通过"和型体制+赢利性经纪"的控制,再到当前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的对话.明确农民的主体地位,通过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建设来保证和实现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的对话,是两者关系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中国农村市场化进程中的农民合作组织研究

发展农民合作组织是推进农村市场化进程、应对WTO挑战的有效途径。国家与农民合作组织的关系 ,已经从农村改革前的国家对农民合作组织的全面控制发展到今天国家对农民合作组织的主导作用。合作社制度的反市场性决定了其对国家扶持具有天然的倾向性 ,政府对农民合作组织的作用更多地应体现在加强合作社立法建设、制定经济扶持政策、提供公共物品等方面 ,为农民合作组织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而不是过多地介入到农民合作组织的日常经营决策中。     

中国当代农民阶层的文化诉求

在当代中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民主政治进程的加快,农民阶层现实的社会地位和生存状况使其产生了一种对反映现代文明的先进文化的强烈诉求。这种诉求是基于农民阶层由传统生存方式向现代生存方式的转变而产生的,基本包括社会控制文化、技能文化、休闲文化和制度文化四类。这些文化诉求将随着农村社会的小康建设,在市场型农村经济模式和二元结构的农村政治社会生活管理体制的逐步形成、完善的过程中得以满足和超越,最终在农村形成现代社会主义文化模式。     

重庆“转户农民”退地情况调查与启示

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在农民自愿的前提下进行土地处置,但是通过调查研究发现,"转户农民"①自愿退出土地的比率较低。影响"转户农民"退地积极性的主要原因有:配套政策未及时跟上、历史遗留问题、现行政策欠完善、土地利用未明确、改革资金周转困难等。"转户农民"退出土地,利于农村、农业更好地发展,利于其在城市获得更好的发展空间,也利于缓解改革财政压力;而农民转户不退地,可能形成"城乡三元"人口结构,使农村、农业发展陷入僵局,也会阻碍下一阶段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应加强户籍制度改革的宣传,尽快落实户改配套政策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完善现行户改政策和退出土地利用政策,拓展改革资金来源,为户籍制度改革提供法律保障,并允许"转户农民"退回农村,消除其后顾之忧。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主体论

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事业中,农民不仅是实践主体,也是价值主体,是实践主体与价值主体的有机统一体。实现农民的主体地位,需要强化制度创新,确保农民的民主政治权利;落实"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发展农业、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农民的主体意识与能力。     

试论土地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团结中农的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从土地斗争一开始,就对整个中农阶级采取了团结政策。尽管其中也有过偏差和失误,但还是最终团结了广大中农阶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包括：正确划分中农的阶级成分是团结中农的前提条件;必须给中农以看得见的经济、政治利益,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必须反对绝对平均主义和“单纯贫雇农路线”两种错误倾向;对富农阶级的政策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团结中农的效果;必须动态地观察中农问题,根据中农阶级的发展变化制定相应的政策;必须正确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把发展农业生产作为考察中农问题的主要出发点。     

青岛地区农民生活消费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青岛地区农民的物质和精神文化消费观念变化显著，交通信息费增长迅速，医疗保健支出增加及突出性消费显著。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消费环境不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是影响农民生活消费特征变化的主要因素，要进一步引导农民科学消费可从切实增加农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等几个方面着手。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政治参与的几点思考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农民政治参与对于新农村建设有着积极的重要意义。当前我国农民政治参与意识、效能感总体偏低,农民合法性政治参与组织化程度较差,还存在着大量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培育新型农民,发挥农民政治参与对新农村建设的积极作用,合理安排和积极引导与新农村建设相协调的农民政治参与,将有利于促进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     

乡村社会内卷化的生成结构研究

作为具有很强学术潜力的概念,“内卷化”提供了一个很有解释力的分析乡村社会的框架。而乡村社会内卷化的生成是由三层结构组成的,即上层压力型体制的过分彰显,中层乡级政府的自利性亢奋和底层农民无组织的弱势地位。研究乡村社会内卷化生成结构对于制定符合农村实际的改革和管理政策,对于构建和谐农村,具有重大学术价值。     

走出中国农村反贫困政策的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反贫困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应当看到,目前农村反贫困政策实际上陷入了某种困境。主要表现为城乡之间扶贫政策的明显差别,非农就业的沉重压力,现有开发式扶贫的局限性,失地农民的贫困以及极端贫瘠地区扶贫行动的低效。如何使中国农村反贫困政策走出困境?首先必须确立起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基本理念。在此条件下,针对中国农村反贫困政策的困境,确定应对思路。     

新时期农民教育与农民政治行为的关系研究——基于教育政治学的视角

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和制度的变迁,教育与政治的关系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教育不再是政治的依附体,教育不仅相对独立于政治,而且在推动社会进步中不断完善和优化政治。在我国,政治制度是以众多农民为基础的,农民教育是农村基层政治进步的前提。农民教育对农村基层政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农民政治行为的优化,通过农民教育,农民的政治人格得到发展、参与能力得到提升、政治主体性得到培育。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富农政策专题研究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革命即是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富农是农村中一个相当复杂的阶层,富农阶层是农村中的中间势力,制定并执行正确的富农政策,关系到革命统一战线和生产力的发展。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在富农政策问题上,曾受到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犯有严重错误,经过了长期曲折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