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性的文明与德性的科学

与西方用理性来规定人的本质不同,中国传统用德性来规定人的本质。由于人是一种德性的存在,人就应该过一种以德性为根据的生活,中国的古代文明是一种德性的文明。在这种德性的文明中,中国的传统科学是一种德性的科学。这种德性的科学以德性修养为基础,通过把握"道"或"理"来认识和把握自然万物。德性的科学有其不同于理性科学的特点和发展规律。     

中国古代哲学“悟道”思维与“德性”精神的文化传统

中国哲学家以直觉体悟、意向体认的"悟道"思维觉解天道人德的思想特质,使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认知世界本体的"理性"思维及其知识体系,其致思方向集中于省思人生道德的心性觉悟。中国古代思想家在天人合一的道德伦理中体悟生命的根本,以意象性的直觉领悟追求人生之道的义理,实现人格的完善。中国哲学以"道"作为中华民族生命精神的形上根据,悟觉明德修身、平治天下的德性精神,修养厚德自强、中道和乐的生命境界。这种"悟道"思维与"德性"追求的精神传统,积淀成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思想源泉与文化根基,成为当代中华民族复兴与发展独特而丰盈的精神家园。     

中国传统德性智慧的三个来源及其当代审视

中国传统道德思想史中,对德性的来源有三种解释,即道德源于天(自然)道、来源于性(心性)道和来源于人(社会)道。这些解释不仅显示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在建造伦理道德方面的独特智慧;而且对于更准确地理解中国传统道德、对于清除近世以来所形成的对道德的错误观念、对如何使德性由“潜在”变为“现在”、对如何建设德性社会等都具有特别的启示意义。     

“德”与“智”的现代转型:现代新儒家思想中的理性主义

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转型过程中对"科学性"与科学精神的重视可溯至西方启蒙运动中理性主义思潮。西方理性主义作为一种形而上的知识哲学在近代中国思想界的本土化发展很大程度取决于中国学术土壤里与之相应的传统思想资源。本文选取现代"新儒家"学术群体中具有西方理性主义特征之思想为主体,旨在探索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中理性主义的形态。尽管受到西方哲学,尤其启蒙时期以来的德国哲学影响,西学东渐的接受范式仅仅为新儒家构建理性主义思想提供了框架。中国传统思想资源里的以道德实践为最后的"德"与"智"——德性与智性——取代了西方狭义理性主义范畴对立于外部经验的内在"理性",成为中国当代理性主义思想的核心概念。现代新儒家注重西方哲学的抽象思维和科学精神,将西方理性主义在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与思维模式中进行重构,以实现传统儒学道德观和知识论的现代转型。     

儒家伦理的二维结构体系——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谈起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儒家伦理体系的纲领。这条箴言揭示了儒家伦理的二维体系结构,即精英伦理与平民伦理,或德性伦理与功利伦理的和谐共生关系。儒家伦理从孔子道德学说的源头即兼顾了道德理想主义与道德现实主义两个思想维度。孟学传统,尤其是宋明新儒家,无视孔子兼顾义、利的德性伦理主张,将义与利、理与欲视作善与恶的对立,否定逐利伦理的正当性,从而滑向道德理想主义的极端。这种绝对主义的精英德性伦理虽然提升了儒家的道德境界,但因其忽视了儒家原有的平民伦理或有限度的功利伦理,致其在高扬道德人文精神的同时,实际上失落了儒家对于"小人"或世俗社会的道德人文关怀。故这只是儒家伦理学说体系沿一个维度的偏重发展。相比之下,荀子从自然人性出发,主张"义利两有"、"以义制利",才是真正继承孔子伦理精神者。荀学传统通过道德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联姻,在道义论体系下为儒家保留了功利论的学脉。这种圆融的二维结构体系,符合现代社会理性主义的伦理选择,因此比只讲道义论的孟学理学伦理更能够适应中国社会伦理的现代转型。     

中国农民经济德性的现代转型

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已经证明,无论是"中国性"还是"农民性",都可以与"现代性"相契合。中国农民的现代转型,不能仅仅是生产生活的现代转型,还必须包括思想观念的现代转型,尤其是经济德性的现代转型。在漫长的自然经济时代,中国农民在乡土依恋中形成了重利求稳、勤劳节俭、信任互助、关爱家园等独特的传统经济德性。在现代市场经济的洗礼下,中国农民在传统经济德性的基础上又新生了诸多现代的市场经济德性。传统经济德性源于乡土,现代经济德性源于市场。从未来发展看,中国农民一方面要完善现代市场所需的新兴经济德性,为实现农民的现代转型奠定必要的精神基础;另一方面要弘扬具有现代价值的传统经济德性,为促进世界的现代发展贡献中国农民的独特智慧。     

在"科学万能"与"菲薄科学"之间 --来自梁启超的科学价值论

20世纪初,科学基础薄弱的中国与科学技术迅疾深入发展的世界形成强烈反差.在如何汲取科学并克服科学发展之弊的关系上,梁启超捐弃了"科学万能"与"菲薄科学"这两种单向度的极端态度,在营造适宜科学发展的文化场域的同时,倡导情感、信仰与宗教护佑理性价值的必要性.其科学价值论具有深刻的中国文化传统,强调通过"知行合一"的实践促进科学理性、道德情感与审美理想走向圆融.     

政治德性与道德德性可分吗?——重新审视孟德斯鸠思想中的一个难题

政治德性与道德德性能否区分，是孟德斯鸠思想中的一个难题。在1757年版《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补写了一个“著者说明”来强调该区分的重要性。但是，在围绕政体问题的具体论述中，这种区分并不清晰，似乎只是他回应批评的一种修辞策略。然而，如果跳出政体论的局限，从更一般的道德哲学来看，政治德性与道德德性的区分在孟德斯鸠那里是可以成立的。他认为，随着现代商业社会的兴起，政治德性的地位进一步被削弱，而道德德性的内容也发生了转化。在政治德性与道德德性区分的背后，孟德斯鸠提出了一些新的道德原则，从而在西方德性思想从古代到现代的转换中，扮演了承前启后的角色。     

新时代背景下有关德性政府的打造

新时代背景下,政府该如何定位,管理模式该走向何处,是很多学者和政府人员关心的问题。自古以来,中国以儒家思想为修身、治国的标准,儒家内含"仁义"、"礼制"、"尚德"的精髓,在当代依然需要大力弘扬,从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出发,建设更加符合人性发展的德性政府是时代的需求,本文从德性论出发,阐述德性政府的概念,并结合当代需要提出德性政府打造的内容。     

传统仁爱思想与新时代公民道德——契合关系与糅合机制的探究

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离不开对传统“仁爱”思想与新时代公民道德内在“契合”关系的探讨。在传统“仁爱”思想与新时代公民道德的诸多“契合”关系中,深层次的本质关系是道德“根基”与道德“本体”关系。道德“根基”与道德“本体”关系,决定了它们之间的功能关系是以传统“仁爱”思想涵养新时代公民道德,实现两者之间由“契合”到“糅合”的转化,最终将传统“仁爱”思想糅入新时代公民道德。传统“仁爱”思想“建构式”糅入新时代公民道德包含前后衔接的两项活动：而对传统“仁爱”思想实行“两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和将“两化”后的“仁爱”思想“建构式”糅入新时代公民道德。     

艺术传播过程中的道德介入

艺术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道德行为。艺术传播过程中的道德介入,体现在艺术文本的道德传承、艺术传播媒介的道德介入、艺术受众的道德激发等层面。在艺术形成过程中,艺术媒介的参与,使个体道德价值在艺术中内化,道德传统在艺术中得到沉淀和升华。在艺术的公共传播过程中,艺术作品中蕴藉的道德的外化,使道德由个人思想转化为公共意识。这样,艺术传播在审美接受中激发道德情感和道德认知,在价值导向中激发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德性与德行结合,艺术也就从根本上实现了其促进人的发展的终极目标。     

康德实践理性视域中的德性幸福观

传统伦理思想中人们对幸福的追求有感性主义幸福论、理性主义自我实现论以及宗教禁欲主义,都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幸福与道德相割裂的疑难。康德坚持"道德不是幸福,但道德是配享幸福的条件"。德性幸福观,是对传统物质主义幸福观的批判,也是对传统理性主义自我实现论者道德即幸福以及宗教德福轮回思想的审视和提升。康德的幸福观与其实践理性的理念是密切结合的,知性和理性、自然和自由的区分以及形而上学的道德自由指向,构成其实践理性理解的前提;德性幸福观是其实践理性的贯彻和道德自由观的体现。     

从角色理论谈科学家的伦理困境

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科学伦理问题日益凸显。作为科学活动的主体，科学家的德性品质和意志行为对科学研究的推进和科学成果的社会应用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科学家社会角色的多重性决定了他们价值选择的复杂性，在科学自由与社会责任、组织职责与科学良心、公民义务与终极目标的矛盾冲突中，他们往往陷入伦理选择的困境之中。而超越这种伦理困境的途径在于科学家坚持自律的道德要求，坚持正确的价值目标和价值选择，担负起对社会的道德责任。     

儒家传统“节”德的三维意蕴及检讨

从德性的视角审视,"节"在儒家传统伦理思想中至少涵盖了节用、节义、节欲三个维度的意蕴,这三个维度的意蕴本质上是寻求情感、价值、理性三者之间的平衡,是传统伦理规范的主体性建构,共同展示了儒家伦理的思想特质与伦理精神。历史视野中传统道德的思想逻辑、展开维度是我们认识传统、承接传统的基本思路,儒家传统的"节"德作为一种道德的负价值与正能量交织的两重性道德范畴,需多加辨识并谨慎取舍。     

船山对《乐记》“乐者,通伦理者也”的阐释

《乐记》"乐者,通伦理者也"的乐论思想对中国社会长期发挥着重要的影响。王夫之以"六经责我开生面"和"推故而别致其新"的历史自觉,通过乐与声、乐与礼、乐与教三组关系,继承与发展了这一乐论思想。其中,"乐"与"声"以心为其本体,源于情动,声为乐象,以是否具有道德性作为乐与声的本质区别;"乐"与"礼"存在本质、社会功能等差异,有着相互限制、相互补充的辩证统一关系;"乐"陶冶性情之功及其道德特征,使"乐"与"教"紧密结合,教以"乐"为内容,善民心,易风俗,养君子人格,成良好政治德性,实现天、地、人的和谐;乐以"教"为则,"教"规定了"乐"的内涵与目的,限制了音乐艺术的独立性与自由发展的空间。     

论德性的力量及其限度——兼论康德道德问答法的教育意义

本文首先澄清了"德性就是意志的道德力量"的涵义,并且阐明了康德德性论的基本原则;其次讨论了康德对道德命令和实然命令的区别,以及对传统幸福论伦理学的批判;再次,揭示了康德道德命令向道德公设"退缩"的独特涵义:德性的力量是有限度的.最后,文章论及康德的道德问答法之于道德教育的启示.     

以"明道"之眼观"求真"之学:"宋学"与任鸿隽对科学的认知

一般认为,中国现代的科学观念是和传统价值观相冲突的,有的学者则强调中国现代科学与"汉学"或"考据学"的继承关系.任鸿隽的事例表明,"宋学"对于中国现代科学观念的影响不容忽视.早年受到的士大夫训练一方面为他提供了批评"传统"的武器,另一方面也使其常以"明道"的心态理解作为"科学精神"的"求真".任氏宣称科学的本质不在"物质"而在"方法",根本还在"精神",努力把科学向更为超越也更为通达的方向提升;同时又强调科学不过是"常识训练",离不开"日用事物之间",这都使得他笔下的科学更近乎"道".     

知识性科学教育与人文性价值教育——推进“三生教育”的意义与价值

云南省提出并大力推进的"三生教育"本质上是一种人文的、德性的、价值的教育,与知识性科学教育有本质的不同,二者应该携手并进,相互融合,让我们的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而"三生教育"的全面实施也将有可能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性之教育智慧与教育模式而贡献给全人类,促进世界的和谐发展,增进全人类的福祉。     

现代科学的合法性危机及其文化战略

现代科学的发展体现了"知识就是力量",为现代世界确立了一种知识权威性和价值权威性的绝对范式。但是在现代科学给人类社会带来繁荣和进步的同时,灾难和危机亦同步相生,科学本身也因此而陷入合法性危机之中。科学共同体的伦理精神,基于"从实体性出发"的观点,不仅探求科学家的道德精神,而且反思科学共同体自身的伦理性与道德性,从而成为缓解危机的极具合理性的文化战略。     

论现代西方伦理学在思维方式上的转换

现代西方伦理学,在道德思维方式上有一个本质性的转换,它抛弃了西方传统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而用“事实-价值”二元区分(Value-fact distincion)的方法来重新寻找道德价值的基础。这种思维方式上的转化,也使得西方伦理学从传统的理性主义转化为现代的非理性主义。一、“本质主义”的道德思维方式与理性主义西方传统的伦理学,有两条发展线索,即德性论和幸福论。这二者虽然在具体的观点上各不相同,一个把德性本身看成“善”,一个把“善”归结为快乐;但是,它们都有共同的道德思维方式,一种“本质主义”或“自然主义”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特征在于它首先寻找一种人类存在的本质特征和功能,然后由这种本质特征和功能引伸出道德价值和规范,并把人的最高道